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精神

作者：王岳川
中国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并仍然在经历着精神的涅和自身新传统的重建。

在文明生生不息的创造性转换中，中国文化不断扬弃自身的负面效应并获得全新的精神命脉。文化精神兴衰依仗于“周行不殆”的道之动。思想“大道”的深厚廓大，可以使人在中国文化总体精神考察中，直观体认“人”与“道”的内在联系。道在言中，言与道存。正是通过历史长河中的浩瀚文献之“言”，我们才能通过真切的当代意义阐释，把握并领悟中国历史文化之道。

中国人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冲突中建立自己的形象和素质，相反，中国人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中把握自己的精神，获得自己的本质特征的。因此，就中国文化精神而言，中国哲学思想是中国精神之魂，而中国艺术审美体验则是哲思之灵。通过历史的筛选和当代精到的分类，从广义的文化哲学视域去审视中国文化精神踪迹，进而在新世纪“问道”，对《中华私家藏书》而言，确乎是一件传承精品、由言及道的工作。

一、中国精神的历史命脉及其当代语境
一般而言，文化具有三个重要维度，即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和实用文化。

中国思想文化主要是儒道释三家。艺术文化主要是蕴含在各种艺术形态中的精神超越维度。实用文化则包括饮食、服装、民俗、节日等各个方面的文化范式。应该说，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命脉是思想文化。中国文化中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分别形成中国思想文化的三个维度。儒家强调的是“和谐之境”，道家强调的是“妙道之境”，佛家强调的是“圆融之境”。和谐、妙道、圆融之境成为三家的最高境界。文化精神境界关涉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关系到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未来走向。境界的臻达不仅使人能把握自己的本心，展现自我生命的内在光辉，而且可以表征出中国文化的幽妙境界，展现出中国文化的自由精神。

中国文化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形态。早在商朝时中国文化就已经发展成亚洲诸文化形态中最辉煌的文明形态，而世界上其它文明的地基则出现了深刻的裂缝：在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人在承传苏美尔文化遗产的同时，却被迫臣服于部落民族而使得文化产生了断裂；克里特岛上空前繁荣的米诺文化，竟然迅速地销声匿迹；尼罗河两岸，法老们的威仪仅仅延续了几个世纪，就在内忧外患中使文明拓展功亏一篑，在世界最初的几大文明中，只有中国在历史的消长起伏中，以其薪火相传的绵长文化传统，成为整个世界文明史中仅存的硕果。
历史文献不是一堆“死的文化”或文化的“死的记录”，相反，文献中体现的文化，是历史的“人化”与“化人”的历史。传统文化只有不断成为新的文化传统，才能使文化传承流布。文化价值主要功能是表达心灵境界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反映生命本质特性和走向未来之境的可能性。传统思想对当代思想是一种规范和砥砺，而当代文化思想定位则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审视和选择的一种深化。文化正是在选择和再生中不断提高选择主体——现代人的文化素质。文化之根系乎人，文化目的则是为了人和人自身的价值重建。作为文化精神核心的艺术，是对主体生命意义的持存，对人类自由精神的感悟，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中国艺术是中国文化写意达情的象征符号，是中国文化意识的凝聚，是自由生命之“道”的本体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转型是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标志着传统中国艺术对现代人审美意识的重塑，而且也标志着现代开放性使中国艺术成为走向世界进行文化对话的当代话语。

尽管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过去，但是在近代以来，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却遭遇到诸多危机。这些危机可以表述为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已经不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这种从中心到边缘的历史，使中国文化精神遭遇到内在的撕裂：一方面，文化精神的承续，使中国文化仍然是世界上几大古代文明衰亡后的唯一幸存者；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话语权力中，中国文化被不断地边缘化。这种文化处境的尴尬，使中国文化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寻求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之路，并且使得文化论战成为整个民族命运的大会诊。

那种在中国文化的当代精神建构和创造性转型问题上，认为只有走向西方才是唯一出路，才是走向了现代文化的观点，应该说是值得分析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世界各民族文化间的“共时性”文化抉择，置换成各种文化间的“历时性”追逐。西方文化先于其它文化一步迈入了现代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发展连同这种西方模式的精神生产、价值观念、艺术趣味乃至人格心灵就成为唯一正确并值得夸耀的目标，更不意味着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明天。历史已经证明，文明的衰落对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永恒的威胁，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模式可以永远处于先进地位。在文化形态上，没有霸权话语的空间，而只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尊重差异，只有文化形态意义上真实的对话和交流。因而，中国文化的转型只有从自身的历史、地域、文化精神上做出自己的选择，按自身的发展寻绎出一条全新的路，方有生机活力。

文化是从不止息的创造性过程。世界给创造者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在走向“新世纪”的路途上，中西思想家和艺术家在互相对话和互相理解中获得全景性视界，并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任何一个民族再也不可能闭目塞听而无视其他文化形态的存在；任何一个民族再也不可能不从“他者”的文化语境去看待和反思自身的文化精神。了解并理解他人，其实是对自身了解和理解的一种深化。因此，中西文化和哲学思想，都只能在自由精神的拓展和生命意识的弘扬这一文化内核层面上反思自己的文化，发现自己和重新确证自己的文化身份，开创自己民族精神的新维度。
二十世纪一次次中外文化哲学的论争，并没有解决或终结中国哲学思想的文化处境和思想定位问题，而是开启了重新审视、重新阐释、重新定位的思想大门。在思想的前沿，一切终极性和独断式的“文明冲突”，都将让位于开放性话语和倾听式的“文化对话”。

二、面对现代性转型的当代创新之路
现代以来，东西方文化所遭遇到空前的精神困境，表层是东方文化自身的命运问题，其实深层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危机的表征，即人的危机、情怀的危机和艺术的危机的集中体现。

对这种自现代主义文化以来的文化危机，不仅西方的思想家注意到了，东方的思想艺术家也早就体察到了。人们沦入物质的疯狂贪欲中时，人和世界同时失去人性的尊严：“当那个被物质文化推动着的世界，日渐占领人类居住的任何地区，人类精神文明便面临了可怕的威胁与危机。……人与神与天与自然与自我的交通连线，都相继被机械急转的齿轮辗断了。人的内心世界，几乎趋于静止。这种抽离与落空，不但是使人的内在失和与阴暗，而且已造成人类文化的最大的危机。人不再去度过幽美的心灵生活，人失去精神上的古典与超越的力量，人只是猛奔在物欲世界中的一头文明的野兽”罗门。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回首近百年来人类文化历程，令人震慑的不仅是战争频仍、瘟疫漫延、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而且也包括深达人类心灵的信仰危机。传统价值系统遭到虚无主义的浸渍，价值观念上真实与虚妄的冲突愈演愈烈。对真理、良善、正义的追求，在现代的语言游戏中逐渐消解，生命的意义和世界的意义终于销蚀在话语的操作过程中。这逼得我们更深一层地去探求人类文化遭遇到的困境，进而瞩目西方哲人对“精神不死鸟”从文明的废墟中再生的希冀。同时躬身自问，正在走向新世纪的华夏文明，究竟应有怎样的文化策略？

哲人们为了救赎几近窒息的心灵，解放被榨取殆尽的生命，开出的药方竟众口一词：以艺术之气韵给生命以血性，以艺术之意境提升人生的境界，使之摆脱物欲而重返精神家园。于是，艺术灵性成为诗人哲人追求的目标。正唯此，海德格尔要人们转变向外求索的欲望，凝神静思，体会诗哲的灵魂时时感受着的愁绪，使自己成为趋近诗思的人。这种强调诗意的倾听和本质直观的方式，就是以有限的生命把握人生意义和价值。只有尽心澄情，才能存神见道。这一观点对西方艺术美学影响甚大，其后，阿多诺、布洛赫、马尔库塞等都相当重视通过人的感性审美生成去解救人们被遮蔽的心性。

人过分追逐外在目的，往往不期然地使自己沦为可怜的“手段”。同样，人在过分注意于“语言游戏”时会遭遇到思维路断、言语道绝的困境。其实，中国哲人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庄子“象罔得珠”，都反映出生命心性本体的升华，都处在“去欲除利”、返归本心的心灵“还原”道路上。应该说，中国文化的正面价值无疑是注重人文理性的，即肯定人性之善，以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为本位，强调仁心与天地万物一体和人的文化陶冶建构作用；中国人文精神“深体天人合一之道”，讲求天地人“三才”统一，以道德理性、感性慧心、人文境界为依，内外兼修；人文精神所标举的艺术精神，是一种“穷观极照、心与物冥”的人生审美体验和精神境界，一种技近乎道、以形媚道、以艺写意的审美人格完成。中国艺术文化精神，讲求境界，有境界则为高妙，无境界则流于低俗。境界的有、无、高、下，不仅是人生人格有、无、高、下，也是艺术价值高下的关键。道与艺具有一种无限与有限的关系，是以有限之“艺”抵达无限之“道”的过程。

关心人的心性超越、灵魂安顿，以达到精神的自由解放的维度，在中国哲学家艺术家那里是独有见地的。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重视性灵、气韵、意境、神形，讲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注重凝神寂照，澄怀味道，游目周览，俯仰自得，创造出的艺境泊然无染，空灵幽渺。中国哲学和美学相当重视艺术对灵魂的提升功效。因为美和艺术把未来的理想先行带入历史现实，艺术积淀着人类的远古无意识，并从一个更高的存在（道）出发，召唤人们进入生命审美境界，从纯审美中规范现实向纯存在转换。

以文化艺术之清泉洗涤世俗之尘埃，在宁静的蕴涵中包孕着对人生和世界的一往情深，既超出现实，又诗意地返回人生，这就是中国哲学美学精神的本真写照。明乎此，当能领悟中国诗性哲学艺术之道或哲性诗学道中之艺的真正魅力。

三、在全球化语境中重塑中国文化身份

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都与世界的发展命运和思想氛围紧密相关。在一个相互交织并消解冷战思维模式的共存时代，如果没有西方这个“他者”的“镜像”，我们就无法清晰地审视中国文化这个“自我”。通过文化镜像深度的自我审视，将有助于把东西方文化的对抗转化为不同文化体系制建的创造性互动。我们只有在充分展开个体自由和民主精神之时，使不同的文化精神和人文价值得以保存，并在自我身份的书写中建构人类的共同未来。

传统文化存在于活生生的当代人心灵和践行中，尤其是存在于以文化重建为使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当代全球化语境使得“中国形象”具有开放的多重性和生成性，使得知识分子必得在不同的利益阶层或价值圈层、不同的理解角度或阐释空间中，在激进和保守、社会批判和自由主义的论争中，把握和描述自身存在的合法形象，从而使中国的未来形象多元开放而难定于一尊。这也许是某种遗憾，然而，正是这种“握手已违”的遗憾，使新世纪的“中国形象”不至僵化，并使我们不在遽下结论中保持问题的开放性和可能性。

我们只有在东西方有效对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从而冷静清醒坚实地进行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对新世纪“中国形象”的呈现有着重要意义：把握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对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清醒地认识新世纪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基本走向，在社会转轨中建立有效的公共话语空间。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文化阐释问题，而是跨国语境中的“中国形象”定位和呈现问题，同时也是中国自身形象不断完善、丰富、发展和创新的前提。历史已然说明，中国二十世纪中对“现代化”的延宕，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民族生存的症结，如今，只有在全球语境中切实地从事自身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有可能使新世纪中国形象重现历史的辉煌。

中国形象的重新书写当会整合华夏文化精神，展示文化哲人群体精神人格风貌。历史和文化的真正价值，集中体现在那些伟大而独特的、不可取代的思想家身上。他们以创造思想更新观念为己任，关注苦难的人类命运和未来前景，在精神人格和独立思想中从事历史文化精神的遗产的新阐释。然而，真正的思想者又是孤独的，社会文化或知识增长往往是靠少数真正独立不倚的思想者的坚韧推进，而大多数人却在享受思想成果的同时，又使思想的革命性消解成习惯的残余物，或以世俗化的形态表现出来。如何透过文化历史的幔帐，去寻绎民族精神的时代更迭演变的“思想型”问题，在传统与现代的复杂论域中，以生命体验穿过每个思想者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的硬壳，对其前提和问题的解决提出新的质疑，从中追踪中国文化学术增长中那真正获得延伸的“思想本身”。无疑，这已然成为当代人解读传统古籍文献必得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