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包”理念的当代意义

作为事件的北大百年校庆（１９９８）和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１９９９），在传媒无孔不入的当代，都算得上当年度轰轰烈烈的文化热点。有意思的是，蔡元培在这两次事件中都被作为话题，在众多文章中成为频频出现的关键词——当然主要是在民间和站在民间立场的言论中。

说起蔡元培改造旧北大、促成五四运动的发生，当然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至少梁漱溟就曾经在《忆往谈旧录·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中，表述过这样的因果关系：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当时的北京大学，因而就不会有当时的五四运动出现，因而也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会有新中国。梁氏的推论容可商榷，但却代表了一个思考方向。事实上，我在三联书店责编的《北大旧事》，和陈平原、夏晓虹先生等一起合作撰写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里面凸显出来的蔡元培的身影，就隐隐印证了梁氏所表述的推论逻辑。

当年曾经有人很奇怪地问过冯友兰这样的话：“北大的学生都很高傲，怎么到了蔡先生面前都成了小学生？”《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这话细细揣摩，颇耐人寻味，或许能让人想起古人“高山仰止”一说。究其原因，当然是因为执掌北大期间的贡献，其中最为当年和当下论者称道的，自然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虽然蔡元培推崇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之说古已有之，而“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也几乎是欧洲现代教育的常识性础石，但它们毕竟是经由蔡元培之手，才如春风化雨一样深入人心，而且开创了北大的新局面。所以，我们常常把他们视为有蔡氏特色的不二法门。清华校长梅贻琦在蔡元培去世五年以后（１９４５）的日记里就写下过这么一段话：

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转眼之间，蔡元培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旧年人物”了，这不能不让人感叹白云苍狗、世事沧桑。但我以为，蔡元培当年兼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和黄侃、刘师培的雅量，并包新与旧、左与右、国学与西学、共和派和保皇党的器局，不应仅仅成为一段佳话和美谈；其思路背后的理念、行动背后的精神，更应该作为一种现代思想资源，在当代和以后被继承、光大。古人说“道贯古今”，蔡元培思想中的“兼容并包”，就是相当于那种超越时代与国家性质的“道”。没有这种“道”，北大不会成其为北大，蔡元培不会成其为蔡元培。
反观近年来发生在文坛、学界或社会思想领域的诸多纷争，一开始或许是为问题商榷，但几乎无一不迅速转向意气之争，甚或泄私愤、揭阴私、党同伐异，徒逞口舌之利，浑忘论争主题，让壁上观者越看越觉得像是闹剧，相信“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之言不虚。回头看看当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等，不由得佩服民国时代论争双方的雅量和器局。当然，网络空间里的良莠混杂和不负文责，客观上使得一些论争很容易导向混乱无序，但不管怎么说，当事人缺乏“兼容并包”的精神，因而缺少对对方应有的宽容、理解和尊重态度，无疑是当代一些热点论争仅仅是新闻炒作的热点，而无法导向深入、有序和有效的重要原因。

这也是我所以重提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主张，并认为它绝不应仅仅只在文章中被张扬、其意义也绝不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的原因。作为一项普适原则，它的知名度似乎远远逊于被我们狭义理解的鲁迅的遗言“一个也不宽恕”。

可惜的是，渐行渐远的蔡元培和只剩下纸上抽象谈论的兼容并包，已经像红楼遗物一样，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物。在北大校友、师生自编自演的话剧《蔡元培》中，有一句震撼人心的台词：“人人都尊崇我蔡元培，可又有谁真正与我同道啊！”蔡先生有蔡先生的孤独，每一个先行者都难免那种如影随身的孤独。但蔡元培身后的孤独，却是中国教育和思想、文化的悲哀。

香港学人金耀基就说：“蔡先生实不止属于北大的，他是属于整个学术界文化界的。对于蔡先生，只要是读书人，都不能没有一份好感与敬意。”《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学术世界—一蔡元培先生新墓碑落成有感》而林语堂在蔡氏去世后的文章中，这样说出许多人共同的感受：
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人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有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也没人称他为蔡校长。做北大校长也好、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好、教育部长也好，总是给人心悦诚服的。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想念蔡元培先生》。援引这段话似乎有些离题，不过是为了表达个人的一点感受：想念蔡元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