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空间的三个层次或“语言的两不性”

作者：张志扬
好长时间，我并不意识到我需要什么，更不意识到我能需要什么。

开始，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尽快逃脱“一决定一切”的逻辑。

为什么要逃脱？“一决定一切”历来不是人们追求的目的吗？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不管是政治家、道德家或哲学家，现在连我们的文艺家也参加到这个朝圣的行为中来了……我为什么要逃脱？逃脱得了？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逃脱得了逃脱不了，反正要逃，且有不顾后果的劲头，好在初涉的“语言转向”似乎给了一种默许。

大概是83年，我为一本合著的书写了两章：“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阅读中看到了俄国台斯托夫的《纪念胡塞尔》的文章。

舍斯托夫认为欧洲的危机，不是科学缺乏先验逻辑的基础，而是对人类苦难的理性麻木。

这篇文章使我疑惑的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的方式所引起的我暖昧的反应。

第一次从舍斯托夫那儿知道了“约伯的天秤”，若把人类的苦难放在天秤上，它会比海底的沙子还重。再就是“苏格拉底之死”，它几乎是在说，“真理”，也是可以被“真实”毒死的。舍斯托夫的思路对我有太强的亲合性，震惊、激动甚至欢欣鼓舞本是合情合理的事。

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片阴影压在心头，开始很隐约，我不想正视它，以至连舍斯托夫在记忆中都淡化了。表面的理由是想脱离价值沉下去，沉到事实的底蕴。

后来，也有一两年吧，朋友的信指出我的文章中有很冷的东西，可能是指《无常的毁灭与不朽的生命》中近乎冷酷的分析。信中还有一个“比较”触动着我：你：黑夜，大地沉寂，唯有脚步声。

我：黑夜，大地沉寂，只有上帝仁慈的眼睛。

应和这个比较的是我突然想起读舍斯托夫时的一个眉批，“我宁可沉默，也不愿像你喊得喉头喷血”。

当是时，我已经踏上语言之途，而且强抑了个人的情绪。

大概是我早已不跟在别人的后面为真理正名了，即为真理辩护其形而上学本体之名。

既然我连形而上学本体都怀疑它不仅空有其名，而且连名正都难以自圆其说，我怎么会像约伯那样守着至死不渝的信仰忠诚，为真理而去向真理争个人屈从真理的等级呢？

我的确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阅读对我太艰难，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几位朋友，我只参加了他们的部分翻译，他们却把大部分译稿从我手上经过，即使是校也比译快得多。没有这种大量阅读所开阔的视野，所谓不断转型的理解是谈不上的。同时，它也加强了我在读原文时的选读能力，我经常处在“连读带猜”的跳跃中。

误读误解是难免的，以致刘小枫不得不提醒读者：“任何想要知悉伽达默尔或海德格尔对艺术说过什么的人，看来不宜读张志扬的速释”。

从坏的方面说，要么我没读全，要么我有误读。从好的方面说，我常常在借他人之词语而发自己之思绪。公平地说，两者我都兼而有之的。海德格尔也可分成“哲学I”和“哲学II”。“哲学I”从此在进入存在。“哲学II”从语言进入存在。又分为三种路向：a语源学路向，b形而上学史路向，c诗与思路向。a和b本可不分开，但b中读尼采不能不单列。

我得坦白地承认，我从海德格尔读尼采中所得到的要比尼采所给予的多得多。其实我不喜欢尼采，从用语、行文到气势，我都不喜欢，然而他的力量却悄悄地震撼着我，我是迎着它扭身而去的。在这个意义上，至少开始，我觉得海德格尔也有同样的姿态。

一是“欧洲的虚无主义”其实是“颠倒的柏拉图主义”。这就是说，形而上学本体论和虚无主义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一是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同时也就是存在与价值的剥离。尼采截断的存在，不是存在者与存在间的轮回，而是存在者的生成，“存在即生成”。那么，价值就只是动名词化的生成的相关规定性。换句话说，价值是存在到时间的世界化表现。

所以，语言的显隐二重性，还有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或存在同价值剥离的“本体论差异”，是我从海德格尔那儿习得的存在语言哲学的两个主动轮。有了这种眼光，读维特根斯坦也就自然注意到他的“哲学I”向“哲学II的转变。读罗素的旨在减少本体承诺的”摹状词理论“和”类型说“，自然也就注意到奎因的”本体相对论“，于是从英美逻辑分析语言哲学，我引出的是这样相辅相成的两支。

——奥斯汀、赖尔的“语言行为主义”罗素——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奎因、载维森、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法国语言哲学我接触最晚、虽然读过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的译本，仍然没有印象，或许我对结构主义怀有戒备吧。

1987年，我到深圳去参加解释学讨论会。会下，同李幼蒸先生有两次很长的交谈。他有一句话触到了我的弱点。他说，“德国哲学即便是现代德国哲学，都带着很深的历史主义的理性传统，必须用现代法国哲学来冲击它。否则，你很难获得真切的现代视野”。（大意如此）

不久，我去北京复印资料，可惜只有一本斯图亮特版的后现代与解构——当代法国哲学文本》。张世英先生又给了一本维也纳、幕尼黑版的德法之争讨论集《主体之死？》。随后，友人陆续送了我一些利科、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的港台译本。头脑中才渐渐浮现出“语言空间”的层次关系。
所以，20世纪的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在我这儿是以三种类型的语言空间及其层次变换为直观图像的。

德国主要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语言哲学提供了语言最本质的显隐二重性，它一下照亮了法国社会文化结构——解构语言哲学的负面效应，利科、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各种侧面的分切是员卓越的表现。它也照亮了英美表达式分析语言哲学的语言行为主义和新实用主义的隐喻空间。
简单地说，英美语言哲学的“形式性”和法国语言哲学的事件性“，都因德国语言哲学的生存语境而扩大了视域。

我曾经做过一次语言表达式的个案分析，想在一个句子中，如“真正的理解才能彻底的坚持”，把英美的词句表达式分析、法国的能指所指结构分析、德国的生存释义分析三层语言空间的变换揭示出来。目的是想表明，给语言“划界”决不是某一家一派的视域所能为。即便“语言的界限即是世界的界限”这个命题成立。也决不是成立在那一家一派的视域界限。

这不是说应该取消“家派”视域的可规定性的合理权利，而是说，它的垄断权是非法的。与其说它给语言划界，不如说它在给自己的语言观划界，更恰当。意识不到这一点的语言哲学家，自然意识不到黑格尔特有的讽刺：“极端的任性和疯狂的大胆”。

语言对于我，已不是“平面”，不是“世界”，不是“存在”，当然更不是“思维的现实性”、“理解或交往的工具”，而是界限，即永远是可说与不可说、确定与不确定、经验与超验之间的“有一无”与“显一隐”的界限。

它开始向我展示的多属否定的魅力，让我一路势加破竹，从“本体之辩”、“主体之辩”、“存在之辩”到“语言之辩”。

我把形而上学先作了形态上的区分，当然是在我的视野能及的范围内，即区分“哲言”形而上学如欧洲哲学传统、“神言”形而上学如基督教神学传统、“圣言”形而上学如中国天道人伦传统。然后对形态展现充分而转型甚烈的欧洲“哲言”形而上学作了语言之维的审理、即揭示它们顶着“专名”的独断“本体论”、“主体论”、“存在论”、“语言论”的基本命题语式木可避免的显隐二重性。
人想说的同语言能说与应说的并非同一。语言对人的独断总会作出反讽式的回应，只是它常以伏笔隐喻的方式越界，当事人是不自知的。除非你对语言的本性保持敬畏而留有余地。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光，属神。

所以，当看着后现代主义者您意挥舞利奥塔的语言观“以无显无”、费耶阿本德的“怎样都行”时，我才转身警醒语言悖论的正当权宜，躲避语言的反讽而像孩子般欣喜地把它叫做语言的“两不性”。语言的显隐二重性，特别是语言的显即隐这种在显中归闭的力量，对不意识者所形成的双重遮蔽，我几乎有一种“临界”的敏感，如对“扭身而去”的直观。

语言在表达中不能证明（或自明）本体的存在，不能由此推论或直观“本体不存在”。
反过来，语言在表达中不能证明（或自明）本体的不存在，也不能由此推论或直观“本体存在”。

语言的显隐二重性所拒斥的只是“一元论”和“二值逻辑”的专名与泛化，维护了或守护了本体的超验性。

人的有限难道不应该多少懂得一点敬畏吗？

我不知道该不该斗胆向知识界献曝：不在形而上学中通过语言的切身性经历“本体论同一”向“本体论差异”的转换，要想把“现代性”融人自己的精神气质和哲学生活，恐怕多半是一句套话。
按照今天人们通常的智力，否认一个终极证明并不难，难的是自己的陈述如何在引申中既不承诺为本体论，也不失去应有的规定性。这种语言行为自身中的防范机制才是最难最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