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注疏》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

作者：彭林
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十三经是古代文化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六经的素材，原本是先秦的各种社会生活史料，《诗》是周代民歌以及贵族的乐章，《书》是虞夏商周四代的官方文告，《礼》是贵族礼仪的汇编，《乐》是配合礼仪的乐章，《易》是卜筮用书，《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但是，这些素材经过孔子的选择、整理和加工，其人文内涵得以提升和凸现，已不再是史料的简单汇集，如《书》的德治思想、《春秋》的人本思想、《易》的变易思想、《礼》《乐》的教化思想等。这些思想，被人们看作是万世不变的法则，因而称之为“经”。

孔子用六经所体现的人文思想教育学生，并将它作为君子修身和国家治乱的标准。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广博易良，《乐》教也；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孔子的这一思想奠定了中国学术的底蕴，司马迁、班固以下的历代史家对此都予以高度赞许。可以说，“六经”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渊薮，也是我国学术思想的源头。

十三经对国民的文化心态、思维模式、知识结构等无疑产生着最深刻的影响。经学涉及到古代学术的各个领域，如思想、哲学、宗教、典制、经济、管理、军事、法律、语言、文字、风俗等，包括了中国古代学术的主要门类，而历代注疏又不断加入新的资料，内涵极其丰富，由此研读十三经可以全方位了解古代学术与文化。

经学对中国古代各学术分支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周予同先生所说：“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得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决不是什么武断或附会的话。”（《经学史与经学派别》）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经学，就很难真正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形而上学、伦理学等。

晚清以来，由于“六经皆史”之说的盛行，学术界每每将经学等同于史学。这种说法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经本身的特点。如《春秋》记载史事，并不像西方史著那样，注重时间、地点、人物、结果等要素。这些要素，早在甲骨卜辞中就已基本具备了。《春秋》记事，强调通过对人物的不同称呼等形式，来表示史家的褒贬，强调历史事件的警示作用，贯穿着防微杜渐的意识，这是古代东方史学的特色。再如中国古代的法学，与礼经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自魏晋时代起，就以礼入法，礼有与法等同的意义，道德的审判与法律的审判往往合一，与西方的法学相比，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态。

我国的雕版印刷始于唐代，当时主要用于印刷佛经等宗教类作品。雕版印刷儒家经典，始于后唐长兴三年。据《五代史·唐书·明宗纪》，博士儒徒奉敕将开成石经“锯度钞写”刻梓，再交“各部随帙印板，广颁天下”。最初的经籍版本，经、注、疏各自单行，有所谓单经本、单注本、单疏本。其后，为省两读，有人将单注本的文字分别附于经文之后，从而出现了所谓的“经注本”。至南宋初，黄唐萃刻经、注、疏，而有两浙东路茶盐司本五经注疏，是为最早的注疏合刻本。其后，坊间有汇刻《十三经注疏》者，此即南宋的十行本。十行本的书板，至明武宗正德年间犹能见到。嘉靖初，李元阳巡按闽中，重刻各经注疏，附以释音，是为闽本，内中唯缺《仪礼》一种，不无遗憾。其后，陈凤梧于山东刻《仪礼注疏》以补其缺。万历十四年，北京国子监翻刻闽本《十三经注疏》，是为明北监本。崇祯中，常熟汲古阁毛氏又翻刻明北监本，是为毛本。历代相沿翻刻的《十三经注疏》，是从汉唐至宋汗牛充栋的注疏中精选出来的，因而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乾隆四年，清廷重雕《十三经注疏》，但未能尽扫落叶。

明朝灭亡之后，顾炎武等学者总结失国的教训，认为根本的问题是明代士人的学风不正，终日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造成经学中衰，远离了圣人之道。顾氏认为，儒家“六经”是古圣贤经国之作，是“天下后人用以治人之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三》）学者的职责在于究明圣人之道，通经致用，淑世救民，故大力倡导经学。顾氏的倡议，清儒靡然从之，经学研究，蔚成风气，至乾嘉而达于极盛，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顶峰。作为乾嘉经学山斗的阮元，在倡导经学方面，贡献尤多。嘉庆三年，阮元抚浙时，建诂经精舍，编《经籍诂》，凡一百另六卷。嘉庆二十五年，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在广州粤秀山“开学海堂，以经古之学课士子”。（《雷堂庵主弟子记》卷五）道光五年开始编辑开雕《学海堂经解》（即《皇清经解》），越五年而书成，自顾炎武以下记书一百八十余种，凡一千四百卷。这两项文化工程，对清代经学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与之鼎足而三的另一项文化工程，是阮元主持刊刻的宋本《十三经注疏》。阮元认为，经学是治学的根基，“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重刻宋板注疏总目录》）

阮刻《十三经注疏》的目的，在于恢复宋本原貌，使“宋本注疏可以复行于世”，为学术界提供一个可靠的读本。阮刻以扬州文选楼旧藏南宋十行本十一经注疏为底本，此本为十三经注疏的最早刻本之一，与闽、监、毛本相比，错误自然要少得多。用以替补的两种单疏本，均为浙刻八行本，年代早于十行本，质量也优于文选楼本。十行本间有残缺之处，适逢江西盐巡道胡稷从吴中购得十一经，故借以校补。因而从总体上保持了南宋刻本的旧貌，在版本学上有重要价值。

由于朴学的兴起，清代学者多有较深的文字学功底，读书注重校勘，相关的著述很多，成绩也很显著。阮本的校勘记博采精择，充分吸收清儒校勘成果，使读者一册在手而众书并见。

阮刻《十三经注疏》贯穿着“慎之至”的态度。一是不轻改古书。为了汲取宋明人以臆见轻改古书的弊病，即使底本有误字，也不轻改，仅加标记于旁，而于校勘记中详加说明。二是宋本与监、毛多有不同，清人习读误本反疑宋本为谬，如此之类，校勘记也必多方考证，以正视听。因此，阮刻本成为清代最通行的版本。

1979年，中华书局为应学术界之急需，将原世界书局据阮本缩印的《重校宋本十三经注疏》校订后影印出版，受到学术界欢迎。但此书将卷帙浩繁的阮本印为两册后，变成密行小字，难以阅读，多数学者只能用以检索。非专业的读者则更难接近。为此，学术界和非专业读者都迫切希望有一种便于阅读的《重校十三经注疏》面世。

北京大学出版社将阮刻《重校宋本十三经注疏》重新标点、排印。该本主要特点，一是根据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用繁体竖排与简体横排两种版本印行，学术与普及并重，受到各界普遍欢迎。二是充分吸收了阮校和孙诒让的校勘成果，孙诒让著有《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然单本另行，不为一般读者所熟知。北大整理本将两种校勘记一并收录，随文附于页下。对两种校勘记断定的错字，凡证据确凿者，审慎地更正，并在校记中说明，以便阅读、引用，以及案履原文。由于十三经素称繁难，北大出版社已决定每两年对现有的点校本作一次修订，希望经过若干次修订后，使之成为能够代替阮刻旧本的、新的通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