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文化“标本”的解构

作者：陈晓明
评王晓清著《学者的师承与家派》

陈晓明　　

一个民族的学术模式的形成往往是在该民族悠远年代的学术生活中就奠定了基础的——早期西方民族在流动性、变动性极大的“交流”中突破了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和人与物之间对自然条件依赖的关系，从此确定了突变式发展的开放式文化和学术模式。中国学人在缺少变化的农耕生活中却培养了对血缘关系的深厚情感和依赖于自然的习性，由此确立了蜕变式演进的封闭文化模式，学术也不例外——走上了一条与西方民族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不仅政治是如此，学术上也如此，所谓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便是其长而浓的投影……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已渐渐地从我们期待的视线中消隐了，一百年的学术喧嚣与风云扰攘顷刻化归宁静，兀然矗立的学术精英似乎是百年中国文化的风铃，在一个世纪的时空隧道中撞击出清脆激越的阵阵清音。在凝重与飞动中，我们在追寻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轨迹时，不由得为一代史学大师“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胸怀与宏阔气度所折服。透过“自然的恩惠与枷锁”和学术“迟缓的步履”，我们可以看出遨游学术殿堂的大师，诸如执守穷经慰空灵的杨守敬、解钥朴学真谛的孙诒让、烛照幽隐注青史的孟森、“新史学”急先锋的梁启超、恢诡偏执务绝学的黄侃、各不依傍自成家派的胡适与范文澜，以及为往圣继绝学的胡厚宣，等等等等。他们总是以自己的艰苦厉行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社会加压的道义与正义叠构的重任，学术良知在一次又一次地规范着学者的行为与操守。在一百年的悠长岁月中，中国史学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史家的学术努力，逐步地实现了由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型，基本上形成并实现了百家争鸣、百说自立，朴学与理学并倡，史观派与史料派互长，专家与通人彼此渗透，史学旗帜在理论亢进与矜慎考据中蹒跚进步的学术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