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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益南
例如,以前,有100个人,其中就有80个人是种、养粮食菜蔬牲畜等食品,其他20个人分别为公务员、工人、商人、教师、服务业人员、军警等。而这80个人种、养出的食品,除了他们自已维持生存外,剩余的也仅够公务员等20个人生存。

由于科技进步,只需40个人种养出的食品,就可以养活自已及其他60个人了。这从土地与养殖等劳作中多余出来的40个人,大部份便分别加入到与食品生产无关的公务员、军警、科研人员、工人、商人、教师、服务业人员等队伍中。当然,之中也会有极少数成为不干任何有价值工作的闲人。
科研人员、产业工人多了,就为社会创造出很多人类原来没有的新财富,如火车、汽车、电话、电视机、电脑、空调机等等,加速社会的进步与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相当多的人由于自身素质与社会需求,就会涌到服务行业与新产生出一些服务业,如娱乐、影视、宾馆、跑马、酒店、高尔夫球等,从而客观上改善了人们的休闲生活质量。商人的增多,使商品的生产变得更有价值、有序,更具合理性。当然,教育水平与力量的增强,更从本源上强化了科研、生产的飞快发展,使社会进步更具良性循环。

显然,国家机器也同步会强大,一直强大到由经济实力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机器的构成与作用。但在一个从根本上不再为吃饭与生存发愁的社会里,人们对国家事务的关注与介入的力度,便会悄悄导演出种种被称之为“民主”的活动。

在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后,从事食品生产的人员也许只需要10个人了,从中又会有30个人脱离食品生产,转入到社会的其他行业或领域。既导致社会中的创造性力量(如科学家、工人、商人、教师等)增强,同时,也导致社会中的闲人、包括犯罪分子的增多。社会其他生产领域根椐生产与需求的配套,而不断调整,也会临时增加失业人员,使之被动成为闲人。

从事农业等食品生产的所需人数减少,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也是人类生存底线的不断厚重与强固的体现。

对社会闲人的增多,过去中国人是没有体验与认识的。但现在大量的下岗的无业与失业人员(包括家里富了起来而自觉下岗的“太太”们、有口饭吃便不想再去受工作时间束缚的人们等),在他们大搓麻将猛玩扑克牌的同时,却没有妨碍商店里的琳琅满目的商品,一天比一天的堆积如山。这是生产手段日益科学与进步的结果。在20年、30年前,全中国的老百姓几乎都没日没夜(每天工作起码8小时以上)“奋斗”在社会主义的岗位上,社会上没有几个闲人。然而,那时,人们却反倒吃不饱肚子,商店里也没能有多少在今天看来值得一瞧的商品。现在,因为社会中的财富多起来了,便可以让一些人“闲”起来了。仅一个袁隆平,他的科研成果,就足以使几亿人变为不愁吃的“闲”人。可见,科技的进步,其威力之巨。

如果说,古代的犯罪,多由贫因造成,是所谓“饥寒起盗心”;那么,现代社会的罪犯,则主要是由贪欲导致。都知道美国的生活水平高,但那儿的犯罪率就是高居不下。中国改革后的今天,人民的生活较之前20年、30年,不知好了多少,但社会的治安状况却显著差于前20年、30年。这并不是贫穷导演的,而是人们的贪欲与某种暂时的社会不公平使然。

社会的犯罪,与社会的发展,看来是一对难于分割的双胞胎。因为人的贪欲,是一个数学上的“无穷大”。而愈来愈富裕的、并且财富不会平均拥有的社会,则给了人的欲望以愈来愈大的想象空间。因此,社会中的犯罪现象也只会永存,而不可能根除。与犯罪作斗争,其实是人类一场永不可能停顿的事业,就同于人类与自然的较量与适应一样。有利必有弊的辨证法,无处不显其巨大威力。

社会财富多了,就是社会的需求相对减少,因而,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就相对减弱。所以,经济强大的美国,其GDP增长只有2%或3%水平(幸亏是经济的逐步全球化与IT产业在美国的先行突起,帮了美国佬的忙),而中国的GDP增长一上来就是百分之的两位数,如今是8%左右,还认为是低谷是蓝灯区。

社会的财富多了,闲人也多了,之中真正失业的人员也多了。相当多的失业者,并不想做闲人,而希望有一份他们能做的工作。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如果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将导致他们实际生活的下降,也会导致他们的精神或灵魂无处寄托,就有可能被动地转变为社会的不安定或动乱因素,成为犯罪分子的后备队。

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看来就是帮助政府,研究找出如何能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的最隹方案:不断保持或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停地妥善全面地安排好各个时期的人员就业。

保持或加快经济的发展与合理的安排解决就业,无非就是通过改变市场经济发展的某些起始因素,从而达到调节市场状况的“蝴蝶效应”或以小搏大的杠杆作用之巨大结果。这之中的方法包括有调节货币供给、产业政策的倾斜、不同对象的税率、贸易内容的鼓励与限制、财产与人的生命本身的社会保险政策等等。

虽然自资本主义出现以来的几百年,经济学的内容其实仍基本大同小异,但近几十年由于高科技的飞快进步、并由其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财富火山般爆发的猛增,因此,以如何有效地拉动需求、从而能保持或加快GDP的增长,便成为了当代经济学的主攻方向。

经济杠杆原理与“煽动几下蝴蝶翅膀”的作法,在表面看来是件容易不过的事。其实,只是操作上容易而已,在预想的效果上如何,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正如同今天我们买卖股票,在操作上可以简化到只需敲敲电脑键盘,但你是赢利还是亏损,那就不全是由敲键盘可以决定得的了,而需由你为什么要输入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指令的理由来定胜负了。

经济学面对的是客观的经济状态,并且也是通过借助规律,去改变客观的某些因素来达到主观的目的,而并非随心所欲的发号施令。所以,经济学无疑是一门科学。

但为什么在实际中,我们却经常见到经济学家们大出差错呢?若排除经济学以外的因素的干扰所致的错误,那么,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学家们之所以出差错,其原因主要有二方面:

一是由于他们能够获得的赖以决策的经济状态信息,往往是不完整或被扭曲的。可想而知,若有某些信息不被经济学家确切知晓与掌握,他们怎么可能在经济决策中不犯错误呢?二则是经济学家个人的艺术水平问题。

经济学家能不能象物理学家生物学家那样,基本掌握了解自已的研究或工作对象的各方面情况(信息)呢?办不到。

因为凡是由人类自身也在参与的行为活动,这些行为活动便处于了一种无时不在变化的状态,正如不可测的量子运动一样。而且,经济学家的介入,本身也是那引起状态变化的一份因素。(所以,索罗斯提出了证券市场的反射理论)

还有信息的滞后问题。有时,在经济学家们得到某些信息之时,其实那信息虽然真实,但却又已过了时,并不再真实地反映目前的经济形势状态。正如,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某些星星,其实它们早已并不存在,我们看到的星光,已是数万年以前它们发出的光茫。依椐已过时很久的信息所去作的决策,其后果自然谈不上正确有效了。

这类差错实在太多了:如发现市场彩电、冰箱等家电短缺,便马上大上家电生产线;而等这些生产线可以大规模提供这些商品之时,却又发现彩电冰箱市面上已饱和。又如,发现经济过热了,便采取猛烈的降温措施;然而,往往在我们准备对经济过热降温之际,市场本身早已在悄悄启动进行自动调节了,结果,人们自以为是的适时猛药,却因不知市场已有变化而显得过头了,接下来的结果自然又是一番经济发展的冷“紧缩”。

在信息不全的问题上是不能责怪经济学家的,除了神仙,谁也不可能全面适时地掌握活跃不定的经济状态的信息。经济学家可以有所作为的,一是尽量把握准客观的信息;二则是依椐自已的知识与经验,去判断信息的真伪,及用自已的经验与知识去补充信息的不全。这里,需要发挥个人主观的想象力。而这样做,经济学就又具有了艺术的特征。

经济学家其实很象军事家。

从知识上讲,一部《孙子兵法》基本已涵盖了所有的军事战略要点,而几乎所有的元帅将军都已学习过这部著作。但一到战场上,军事家们却又立马各显千秋,或为王为胜者,或为寇为败将。战场上胜负的决定因素也是:对当时客观情况的把握,与将帅的军事艺术水平。

经济学中有很多分支学科,如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数控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地理经济学、金融学、证券投资学等等。正如同军事学中有战略进攻学、战略防御学、炮兵学、空战学、海战学等一样。

对整个人类的知识来讲,经济学家就是一门专家的学问。而上述分支学科,则又是更细化的构成了经济学中的某项“专家”学问。
这些分支学科的产生,本是来自于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为着能更慎密更有效地将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操作、而运用不断进步的其他科学知识(如数学、地理学、政治学、计算机知识等)所强化、专门化独立发展出来的。因此,这些分支学科便日益显得复杂与精细了。甚至有些分支学科的专门知识,使其他经济学科的人也可能变成了“外行”。例如,在证券投资股票买卖的学问方面,在谢百三教授(复旦大学)、杨怀定(“杨百万”,沈阳财经大学客座教授)等人面前,即便是厉以宁吴敬琏这样的大家,恐怕也无法仍以老师自居的。

分支学科学问的优点是:在该学科范围内,它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特点,而有益于经济活动。例如,你虽然不太懂经济学,但你却完全可能在证券投资股票买卖方面成为一个高手专家。

它的缺点则是,它只在一定的特殊场合下有效,而不能放之经济界去通用。杨百万虽然在股市操作方面是高手,其证券投资理论也有一套套,但却决不能以为他就可以做格林斯潘了。毕竟,对于整个经济学来讲,证券投资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领域。更何况,有些在局部看来可行的东西,而从全局来看,也许却是个错误。

例如,前段有些专家猛烈地指责中国股市的种种黑幕,并斥其为“赌场”,似应予以关闭为上。虽然,中国目前的股市确存在有大量的问题,但以此为由而给其扣上“睹场”帽子并关闭它,这个观点却显然是错了!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从中国现况的政治经济全局上,去认识深沪股市的巨大作用。

可惜,不少人没认识到这个局限:明明只是个微观面的专家,却喜欢在经济的宏观面中去指手划脚;明明自已只是在经济学或之中某些领域的专家,可他偏偏以为自已的学问能解答世界上所有的难题,从而到处对其他事评头品足滥施其权威。本来,他在自已的学科领域确属卓越,但他若执意而又不虚心地到并非他“专”的领域去发号施令,出洋相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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