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屈原的爱国主义与浪漫主义

屈原，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丹阳（今湖北秭归）人。生活于楚怀王和顷襄王时期。他是楚王室的远房宗亲，有着过人的才华，史称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注1）起初深得楚怀王信任，被任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注2）他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联齐抗秦。他决心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大力推进政治改革，使国势日趋衰落的楚国重新强盛起来。但是，由于他的改革主张和措施从根本上触犯了反动贵族集团的利益，因而遭到宗室重臣的强烈反对和恶毒诬陷。怀王让他创制宪令，草稿未定，上官大夫靳尚便乘机谗毁，说：“每一令出，平伐己功，以为‘非我莫能也’”（注3）昏聩的怀王听信谗言，“怒而疏屈平”（注4）于是屈原被迫离开郢都，流放汉北。在此期间，秦诡言割让土地，诱使楚与齐断交，怀王贪利，竟听信之。发觉被骗后，两次伐秦，均大败。怀王不得已，复召屈原使齐，修复两国关系。后秦昭王诱怀王入秦盟会，屈原劝谏不要前往，怀王没有采纳，结果被秦扣留，死在了秦国。顷哀王即位，屈原再次受到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被放逐到了江南，漂泊于长江、洞庭湖、沅水、湘水之间，永远不能返回郢都，他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深刻的社会矛盾，悲惨的个人遭遇，激荡起他内心的巨大忧愤，产生出藉诗歌一吐而后快的强烈冲动。而他在长期的流放中，广泛地接触了楚地民歌，找到了一种最适宜的抒情形式，并且以他超群的才华、广博的修养，多方面地吸收各种各样的艺术经验，并对这种形式加以锤炼、改造和提高。他借助这种形式写下了许多诗篇，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注5）报国无门的心灵悲剧，在极度的痛苦绝望中，屈原最终投汩罗江而死。

一、屈原作品产生的文化环境

文学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文体的产生，必然存在着它赖以产生的基础，必然有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催化与酿就，屈原作品的产生也不例外。屈原的作品乃是战国后期楚国特定环境的产物，是多种客观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析。

（一）悠久丰厚的楚国文化的滋养。

1、楚地民歌直接影响了楚辞的产生，楚国本来是僻处南夷的一个独立部落，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特殊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文化方面同北方中原各国相比，也别具风貌。中原各国早在西周初年由于宗法制度的确立，就已经摆脱了巫术宗教文化阶段，进入宗法文化的历史阶段，到了春秋战国，理性主义的思潮更席卷各个诸侯国，思想家多对“怪力乱神”采取了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而楚国进入文明世界较晚，周朝王室东迁以后，它才获得飞跃，取得进步，并且能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个有实力问鼎中原的泱泱大国。由野蛮至文明迈进的步伐如此急骤迅猛，乃至原始氏族社会的思维内容和文化因子大量残存、积淀下来。另外，楚国北方与中原各国接壤，而东、西、南三方则与比它落后和原始的部族毗邻，处在不同文化的交叉点上，各种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兼收并蓄，交互渗透融合。这一切就决定了楚国文化受神话影响，仍然弥漫着浓厚的原始宗教气氛，就决定了楚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宗教、哲学、文学、音乐、绘画……都与中原各国迥然不同，别具异彩，楚辞也正是在这样的特殊文化土壤中萌生滋长起来的。

楚地民歌历史十分悠久，《吕氏春秋?音初》所载《候人歌》据说创作于大禹时期，是最原始的“南音”，其中虽然只有一句“候人兮猗”，但可以约略看出，它与北方歌谣形式是不完全一样的。发展到后来，其特点就越来越鲜明突出了，出现于春秋时期并流传至今的几首楚歌就已经和《诗经》四言诗大异其趣，如《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刘向《说苑?善说》）

还有《孺子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孟子?离娄》）

上述楚地民歌产生于屈原生前二三百年，从语气词“兮”的使用，句式长短参差，这就说明楚辞与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2、楚地的“巫风”对楚辞的影响更为显著。楚国这个国家当时巫风极盛，王逸《楚辞章句》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在《汉书?地理志》中也说楚地信巫鬼，重滛祀。当时在楚国，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君王大臣，他们对巫术都无限迷狂，有什么事情都要问卜，日月星辰、山川鬼神受到名目繁多的祭祀，甚至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也要靠问卜祭祀来解决。所以，楚国巫风的盛行促成了巫歌巫舞的繁荣，因为祭祀时，歌舞是仪式所必需的，以至《尚书?伊训》说：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由此可知，兴旺发达的巫歌巫舞必不可免地要对楚辞的产生发生多方面的影响。大量史料证明推出，《九歌》原来就是祭祀时的巫歌，屈原的作品《九歌》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招魂》也是由巫歌巫舞脱化而来，因为它的正文完全是以主祭大巫的口气在吟唱。还有，巫歌巫舞大量取材于上古神话传说的题材内容也被楚辞所承袭。至于巫歌巫舞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神奇迷离的浪漫精神和飘逸、灵动、艳丽的美学风格，与屈原的楚辞作品更是存在着渊源关系。

3、楚国其它各种艺术门类以及楚国风土人情等等对楚辞的产生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总而言之，只有根植在南楚文化的沃土上，楚辞这一地方特色鲜明的诗体才能得以萌芽长叶开花结果，这是丝毫也不用怀疑的。

（二）中原文化的沾溉。

春秋以后，楚国日益强大，与北方中原各国的交往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到了战国，楚国成为七雄之一，与北方中原六国争夺天下，他们之间战争不断，盟会频繁，促进了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楚国士人自觉地学习中原文化，楚国君臣在盟会或议事时也经常征引《诗经》、《尚书》中的话，和中原的风气一样。屈原在《天问》、《橘颂》中纯熟而又富有创造性地运用四言体诗，正是学习《诗经》的结果。而其他诗作长短参差的句式、大量虚词的使用，语气的贯注，即可看出诸子散文濡染之迹。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楚辞这种结构宏阔，内容广博，比起四言体更趋于散文化、口语化。更富于抒情性的崭新的文字样式，乃是南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产物，是南北两大文化系统交流的结果。正是具备了这样的客观因素，再加上天才诗人屈原的出现，于是产生了伟大的文学作品楚辞。

二、屈原的爱国主义与浪漫主义

（一）屈原的作品不是单纯的文学，它艺术地概括了战国时代新旧两种制度的矛盾冲突；揭示了楚国宫廷内部进步与腐朽势力惊心动魄的斗争，是那个时代的诗史。同时，它塑造了屈原这一进步的政治家，为真理而献身的斗士和伟大的爱国诗人的光辉形象，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高唱“美政”的理想。这理想带有综合百家的趋向，核心是重视民心，选用贤才，立法图强。它既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也就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有相关之处。相应的，屈原尖锐地批判了历史上直至当世一切丑恶的现象和风气，如君昏臣佞、贪暴淫逸、结党营私、嫉贤妒能等，这些揭露和批判带有普遍意义，正是击中了那个时代的通病。

我们还是来看看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关于其创作年代，有的说是作于顷襄王时，有的认为是作于怀王时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认为是作于怀王时期，并明确指出在怀王“怒而疏屈平”（注6）之后，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注7）

诗人遭受政治打击后才写下《离骚》，他的愤慨哀怨都和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所以，这就是一首政治色彩浓厚的抒情诗。诗中“上称帝喾，下道齐恒，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注8）篇末“乱辞”更发出“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注9）的感慨，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政治斗士的诗人其心所系。可以说，实现“美政”的理想是屈原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离骚》一诗形象而又扼要地陈明了屈原的“美政”理想，我认为“美政”理想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选贤任能，二是修明法度，正如诗中所说“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注10）屈原还有意列举了伊尹、傅说，吕望、宁戚等一批出生卑贱却能得遇明君从而施展抱负的事例：“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汤禹严而求和兮，挚咎繇而能调。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其桓闻以该辅”（注11）为的就是要申明应该不分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来选拔任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