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别解

《论语?子罕》曰：“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对于这一段文字，自古以来不少注释家解读为：孔子很少谈利、赞同天命、赞许仁德。以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解》对此句的解释最具有代表性。其释曰：“罕，少也。”并注引程颐语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此释意谓：“利与命与仁”相关的话，“皆夫子所罕言也。”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上孔子向来是非常关注“利与命与仁”之关系的，《论语》中就多有论及。在此句中的“子罕”，我以为不应释为“夫子所罕言”，而应释为人名“子罕”，即“宋子罕”。此句意谓，宋子罕言及利时，总是把利与命与仁联系在一起考量。

一、孔子的义、利观

纵观《论语》全书二十篇，一万五千馀言，始终贯穿着一个十分明确的思想：教人处理好“利”与“仁”、“利”与“义”、“利”与“德”等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正是伦理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论语》中，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对“利”与“义”、“利”与“仁”、“利”与“德”等的相互关系，曾进行过多次探讨与辩论，也有过多次正面的阐述，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孔子和先秦儒家在“利”、“义”、“命”、“仁”、“德”之间的关系上所坚持的以“仁”、“义”、“德”制“利”的基本主张与立场。全书直接或间接谈论“利”的达10馀处；运用“命”字21处，其中含“天命”、“命运”语义的有10馀处；运用“仁”字109处，其中含“仁德”意义的达105处。由此可见，说孔子很少言“利与命与仁”之说，是毫无根据的。那种将“子罕言利”作为根据，断定孔子与先秦儒家只重“命”、“仁”、“义”，而排斥“利”的观点，这是与孔子和先秦儒家思想的实际相悖的不科学的结论。
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就特别强调：“《论语》言仁最多，言命亦不少，并皆郑重言之。”故“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者之意，并非是孔子甚少论及“利、命、仁”三者之本义。

二、《论语》中所言“利与命与仁”者举隅

现将孔子与其弟子在《论语》中所言及“利与命与仁”者，举隅如下：

1、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此为言利与道之关系。

2、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此谓一味地追求私利，就会招致人们的怨恨。

3、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此言君子与小人不同的义利观。

4、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意谓专心致力于民应遵从的仁义道德，敬鬼神而远离它，便可谓智者了；仁德者要付出艰辛努力，不计较获得，便可谓仁者了。

5、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孔子告诫子夏：为政不要求速成，不要贪图小利。想求速成，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6、子路问成人。……子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意谓要成为完美的人，就要做到见财利能想到道义，遇到国有危难而愿付出生命。

7、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子张》）。意谓士人遇到国家危难，能献出自己的生命；遇到有利可得，能考虑是否合乎义。

8、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意谓取利无道为耻辱。

9、“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意谓在义的前提下取利，人不厌其所取。

10、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言谓义利的价值取向。

11、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言谓学之功利。

12、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言谓取利有道。

13、“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论语?季氏》）。言谓利之公平分配。

14、子曰：“既得之，患失之”（《论语?阳货》）。言谓利益之得失。

15、子曰：“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意谓君子以为义是最高尚的。

16、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意谓君子的五种美德：惠民而不费，劳民而不怨，行仁义而不贪财利，安舒矜持而不傲慢，庄重威严而不凶猛。

以上《论语》中所载录孔子及其弟子有关“利”与“仁”、“义”、“道”、“德”相互关系的言论，均表明，孔子及其弟子在言及“仁”、“义”、“利”等关系上，向来主张以“仁”、“义”、“德”制“利”，使其在社会发展动态中保持某种“平衡”，从而取得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这些基本主张，后来儒学大师孟子表述得更为透彻精辟。

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有时表现为尖锐的对立，有时又能达到完美的统一。孔子主张“见得思义”、“见利思义”、不义不取、“义然后取”，“取之有道”等义利统一观。当然，孔子并不是禁欲主义者，也不一概地反对求利致富，但他反对取之无道。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孔子认为，在国家兴旺发达时，个人却贫穷低贱，是你无能，没有努力进取，这是你的耻辱；在国家衰亡之时，个人却荣华富贵，这是发国难财，这是你的耻辱。他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由此可见，孔子谋利致富之心还是很强的，并不反对追求合理的财富和个人利益。他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左传?成公二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他赞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必也圣乎！”（《论语?雍也》）他痛恨的是“苛政猛于虎”，反对谋不义之财。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他反对以不正当的手段求得富贵，反对以歪门邪道、不正当的手段摆脱贫贱。这是多么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啊！见利思义，重义轻利，义利统一，这才是孔子一生坚定不移的观点与主张。

孔子的“义利观”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体现了等级制的经济伦理特征。“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历来被作为孔子“不言利”的证据。其实，他是强调“以义取利”的，因为他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所以要以伦理道德来规范、制约，主张“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也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即不要专为利或因小而失大。

三、“子罕言利与命与义”的几种解释

清末维新变法领袖人物康有为，在《论语注》中对“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语作了新的考证和注解。他重新考证后，对此语作如是解：“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达。”他注此语曰：“罕，希也。”“利者，义之和；命者，天之命。记者总括孔子生平言论，最少言者莫如利，最通达多言者莫如命与仁。盖命利仁三者，皆人受于天以生，无须臾而能离者也。然利者，人所同好，若再增长附益之，则教猱升木，相习成风，恐因自利而生贪夺，反以害人道矣。故于《系易》，言利为义和，美利天下，而它经寡言之，防流弊也。”

今人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将此句译为：“孔子很少（主动）谈到功利、命运和仁德。”

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对此句重新标点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他译之为：“孔子很少讲利。许命，许仁。”他还在“记”中说：“《论语》一书极少讲‘利’。但屡次讲‘命’，讲‘仁’最多，超过百次以上。但多数注疏均释作少讲利和命和仁，与原书不合。”“为什么不讲‘利’？主要恐怕是当时氏族遗风尚存，商业、交易并不发达（战国时便大不一样），‘利’的观念从而也尚未普遍流行，并不一定是孔子坚决排斥‘利’的观念，如后世理学家所强调。……”
杨叔子认为，《论语?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过去一般解释为，孔子很少讲利、讲命、讲仁。这不全对。很少讲利是对的，很少讲命勉强可通，很少讲仁就绝对不通了。孔子的中心思想就是“仁”，《论语》中讲“仁”109处，除了一处“仁”作“人”讲外，还有108处；有讲“命”21处。除了11处外，10处都是指“天命”的意思，即客观规律。《论语?为政》“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最后一章讲，“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不信鬼神，他这里讲的命、天命，就是客观规律、自然规律，讲的是要了解、要服从客观规律、自然规律。这一来，怎么能说孔子很少讲命，讲仁呢？那么，究竟该怎么解释？在《论语》中，在中国古代书中，“与”不仅有“和”、“同”的意义，还有“称赞、歌颂”的意义，所以“与命与仁”，应该解释为“称赞命，称赞仁”。“命”，“天命”，就是“天道”；“仁”，讲的是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是“人道”；“与命与仁”，就是主张“天人合一”。《论语?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里，“与”应解释为赞许、称赞。这样，本章的意思就十分清楚了：孔子很少谈论“利”，而是赞许“天命”，赞许“仁”，显然，就是赞许“天人合一”。孔子与老子所不同处，不在于一般性，天人是否合一，而在于特殊性，孔子更多的面向社会，老子更多的面向自然界。（重读《论语》——兼谈如何读书）

以上所有“注”与“释”，均有一个共同点：孔子讲“利”是比较少的，但是，孔子并不决意排斥“利”。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此句共八个字，解释有多种多样，但基本的解释有两种：一是把这八个字连起来读：“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意谓孔子很少谈到利，很少谈到命，也很少谈到仁。这是以朱熹为代表的一种解释。但不少学者认为这样解释是错误的。二是将八个字顿开：“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认为“与”字，在古汉语中有赞许、赞扬的意思。意谓孔子很少谈论利，但赞成命、赞成仁。据不完全统计，《论语》中共有六次谈到利，多是从反面来谈的。比如说，“放与利而行，多怨”。孔子赞赏“义”在先，“利”在后。虽说孔子对“命”谈论的也比较少，但孔子还是赞同命的。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孔子首先谈到对君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知命”，这个“命”应当看作是自然规律。孔子意谓，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自然规律，就不配称为君子。

四、历代字书、辞书中对“罕”字的注音释义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上网下干），网也。从网，干声。”邵瑛君《羊经正字》：“按：篆作□（上网下干），于隶法当作□干，今经典皆作罕。”

（一）罕（h?n，三声），宋?陈彭年、丘雍《广韵》呼旱切，上旱晓。元部。

1、罕，捕鸟用的长柄小网。《说文?网部》：“□（罕），网也。”段玉裁注：“《吴都赋》注曰：‘罼、干皆鸟网也。’按，干之制盖似毕。小网长柄。”魏?张辑《广雅?释器》：“干（罕），率也。”王念孙疏证：“《说文》：‘率，捕鸟毕也。象丝网上下其竿柄也。’”《文选?张衡〈西京赋〉》：“飞罕潚箾，流镝雹暴。”吕向注：“罕，鸟网也。”

2、罕，少；稀少。南朝梁?顾野王《玉篇?网部》：“□（上四下干），稀束也。俗作罕。” 明?张自烈《正字通?网部》：“罕，少也。”举例《论语?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引魏人何晏注曰：“罕者，希也。”唐柳宗元《六逆论》：“噫！古之言理者罕能尽其说。”《红楼梦》第五回：“但见朱栏玉砌，绿树清溪，真是人亦不逢，飞尘罕到。”

3、罕，旌旗。南朝梁?顾野王《玉篇?网部》：“□（上四下干），旌旗也。”《史记?周本纪》：“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汉张衡《东京赋》：“云罕九斿，闟戟轇輵。”《新唐书?仪卫志上》：“自绛引旛以下，执者服如黄麾，执罕、毕及幢者，平陵冠、朱衣、革带。左罕右毕，左青龙右白虎。”
4、罕，姓。宋?陈彭年、丘雍等《广韵?旱韵》：“罕，姓。” 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三》：“子罕氏，姬姓，郑公子喜字子罕之后也。或作子轩氏，亦为罕氏。”

（二）罕（hàn，四声），宋?陈彭年、丘雍等《广韵》呼旰切，去翰晓。〔枹罕〕古地名。宋?丁度、宋祁等《集韵?翰韵》：“罕，枹罕，地名。”

1、罕，古县名。秦置。故治在今甘肃省临夏县东北，北魏迁今临夏。元时废。清?吴任臣《字汇补?网部》：“罕，枹罕，汉县名，在金城。”《汉书?武帝纪》：“攻故安，围枹罕。”颜师古注：“枹罕，金城之县也。”

2、罕，郡名。北周置。治所在枹罕。辖境相当于今甘肃省临夏县附近地区。隋开皇初废。大业时又曾改河州为枹罕郡。

关于“罕”字的语义，概括起来共有五个义项：“网也”、“旌旗也”、“姓也”、“古地名”、“希也”。

“罕”字最早的语义为“网也”，并无“希、少”的义项。

《通志?三氏族略三》：“罕”本作“□（上网下干）”。也作“□（上四下干）”。（一）捕鸟网。宋玉《高唐赋》：“弓弩不发，罘□（四干）不倾。”（二）旗名。“罕旗”。（三）少。  《论语?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四）姓。春秋郑穆公子公子喜字子罕，其孙罕虎罕魋，后以罕为姓。

以上字书、辞书表明：“罕”字的最早的义项多为“网也”、“姓氏”，而“少”的义项出现是比较晚的。这至少说明，“罕”字，在秦汉时，还没有作“希、少”的义项的。《论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句中的“罕”字，不应释作“希、少”。

五、关于“子罕”、宋子罕、郑子罕

《论语?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中的“子罕”，我认为应释为人名“子罕”，即“宋子罕”。当时以“子罕”为名者，据《春秋左传》、《孔子家语》等典籍记载，仅有“宋子罕”、“郑子罕”两个人。《论语》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这句话，是说“宋子罕”言及“利与命与仁”之关系，总是结合起来看，这与孔子的义、利观是完全一致的。

宋子罕（公元前567—前544年），子罕，名喜，故又称司城子罕或乐喜。子罕少于孔子十六岁，深受孔子赏识。子罕为宋国乐氏之后，乐氏为宋公族，其先人乐父术为宋戴公之后，故后称戴族，子罕为宋戴公六世孙。据《春秋左传》载，文公十八年，乐吕为司寇。陈厚耀《春秋世族谱》认为，乐吕为子罕之祖父。《左传》中乐氏之族，还有乐豫（文公七年）、乐婴齐（宣公十五年）、乐举（成公二年）、乐裔（成公十五年）、乐惧（成公十六年）、乐辔（襄公六年）、乐遄（襄公九年）、乐大心（昭公七年）、乐祁（昭公二十二年）等等。其中以春秋末年之乐大心、乐祁的职位为高（《春秋大事表》）。

宋子罕自襄公六年，以司城之职成为宋国执政者，至襄公二十九年卒，在位共二十四年（《春秋大事表》）。宋乐氏一族，至乐喜子罕得到巨大发展，而乐喜子罕之所以能以位卑而执国政（襄公九年“乐喜为司城以为政”，位次第五），则完全因为其品德之贤，德才兼备。而在襄公六年，在子罕成为宋国执政者之前，他还是一个不知名之大夫。

襄公六年，子罕与乐辔（子荡）为同族，乐辔违法，子罕不阿同族，“亦逐子荡”，以正国法，忠之至也；当“子荡射子罕之门”，“子罕善之如初”。从子罕对待乐辔之态度看，表现其为正国法，不阿同族，而又能与人为善，不计个人恩怨，其宽宏大量的德行，典籍有载。

襄公九年，宋国发生了火灾。乐喜子罕“为司城以为政”，派伯氏管理街巷，立标指明火的趋向；派华臣调集常备徒卒，奔赴火灾现场；派华阅督促其下属；派乐遄具备刑具，严加监督。……子罕调集人力、物力，令官吏各尽其职责，全力以赴，投入救灾。
襄公十五年，宋子罕“以不贪为宝”的故事，突出表现其操守与义利观：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也。”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

这则故事意谓：宋国有个人得了一块玉石，要把它献给宋国大夫子罕，子罕不肯收。献玉石的人说：“我把它给玉匠看了，他说这是块宝石，所以我才敢把它献给您。”子罕说：“我把不贪财当作宝贝，你把玉石当作宝贝。如果你把玉石给了我，我们就都失掉了自己的宝贝。不如各自都保留着自己的宝贝吧。”献玉者叩头告诉子罕说：“小人怀藏玉璧，不可穿越乡里，献此宝玉以求免死。”子罕将玉石放在自己乡里，让玉工将它雕琢加工，卖出使献玉者富有之后，让他回到家乡。

襄公十七年，宋国太宰皇国父，“为平公筑台，妨于农功。”子罕请求待农事完毕再建造，平公不答应。筑台者讴歌，纷纷鸣不平，子罕听了便亲自持竹鞭，巡视、督察。曰：“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为役？”于是筑台者不再唱了。有人问其故，子罕曰：“宋国这么个小地方，既有诅咒者，又有颂扬者，这是祸患之根本。”

襄公二十七年，宋国左师请赏，“宋公与之邑六十”。子罕直谏宋公的一番话，有理、有力、有节，致使左师感动，不肯接受城邑。当向氏（向戌）想攻打子罕，左师以“夫子存我，德莫大焉”相劝，认为子罕为“邦之司直”，是国家主持正义的人。

襄公二十九年，郑国、宋国先后发生饥荒，郑子皮与宋子罕皆以“赈济灾民”之善举，大得民心。叔向评曰：“施而不德，乐氏加焉”，认为宋子罕施舍灾民而不须其报德，显得比郑子皮更高一筹。

从《春秋左传》这一系列记载中，均可以看出宋子罕的确具有不贪私利、公正耿直、爱民如子的高尚品德。襄公二十七年，子罕讥左师，就是针对左师的贪婪之心而发的；襄公二十七年、二十九年，记向戌、叔向对宋子罕的高度评价，则是借他人之口对宋子罕一生所作的客观公允的评价与总结。据《孔子家语》等典籍载录，孔子也曾多次夸赞过宋子罕之才德、品性与为人。这些表现，同《论语?子罕》中所说的“子罕”言及“利与命与义”之义利观，是完全相吻合的。

（一）、《春秋左传》中载“宋子罕”者，共有六处，十馀见：

1、襄公六年（夏，宋华弱来奔。）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宋华弱与乐辔少相狎，长相优，又相谤也。子荡怒，以弓梏华弱于朝。平公见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难以胜矣。”遂逐之。夏，宋华弱来奔。

司城子罕曰：“同罪异罚，非刑也。专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荡。子荡射子罕之门，曰：“几日而不我从！”子罕善之如初。

2、襄公九年（春，宋灾。）

九年春，宋灾，乐喜为司城以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彻小屋，涂大屋，陈畚挶；具绠缶，备水器，量轻重，蓄水潦，积土涂；巡丈城，缮守备，表火道。使华臣具正徒，令隧正纳郊保，奔火所。使华阅讨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讨左，亦如之。使乐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郧命校正出马，工正出车，备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宫、巷伯儆宫。二师令四乡正敬享，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

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对曰：“在道。国乱无象，不可知也。”

3、襄公十五年

十五年春，宋向戌来聘，且寻盟。见孟献子，尤其室，曰：“子有令闻，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对曰：“我在晋，吾兄为之，毁之重劳，且不敢间。”

官师从单靖公逆王后于齐。卿不行，非礼也。

楚公子午为令尹，公子罢戎为右尹，蒍子冯为大司马，公子櫜师为右司马，公子成为左司马，屈到为莫敖，公子追舒为箴尹，屈荡为连尹，养由基为宫厩尹，以靖国人。君子谓：“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诗》云：‘嗟我怀人，置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

郑尉氏、司氏之乱，其余盗在宋。郑人以子西、伯有、子产之故，纳贿于宋，以马四十乘与师伐、师慧。三月，公孙黑为质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齐与之。良司臣而逸之，托诸季武子，武子置诸卞。郑人醢之，三人也。

师慧过宋朝，将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无人焉。”相曰：“朝也，何故无人？”慧曰：“必无人焉。若犹有人，岂其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矇？必无人焉故也。”子罕闻之，固请而归之。

夏，齐侯围成，贰于晋故也。于是乎城成郛。
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晋，晋将为会以讨邾、莒晋侯有疾，乃止。冬，晋悼公卒，遂不克会。
郑公孙夏如晋奔丧，子蟜送葬。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

4、襄公十七年

十七年春，宋庄朝伐陈，获司徒卬，卑宋也。

宋皇国父为大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功。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筑者讴曰：“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尉我心。”子罕闻之，亲执扑，以行筑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为役？”讴者乃止。或问其故，子罕曰：“宋国区区，而且诅有祝，祸之本也。”
5、襄公二十七年

宋左师请赏，曰：“请免死之邑。”公与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以诬道蔽诸侯，罪莫大焉。纵无大讨，而又求赏，无厌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师辞邑。

向氏欲攻司城，左师曰：“我将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乐喜之谓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谓乎！”

6、襄公二十九年

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以为上卿。宋司城子罕闻之，曰：“邻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二）、《孔子家语》载“宋子罕”者，共两处，四见：

1、《孔子家语》卷十《曲礼子贡问第四十二》载：

晋将伐宋，使人觇之（观也），宋阳门之介夫死（阳门，宋城门也，介夫被甲御门者），司城子罕哭之哀。觇之反，言于晋侯，曰：“阳门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悦宋，殆未可伐也。”孔子闻之，曰：“善哉！觇国乎。诗云：‘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子罕有焉，虽非晋国，其天下孰能当之（言虽非晋国使天下有强者，犹不能当也）？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悦其爱者，弗可敌也。’”（案：《孔子家语》中“子罕”共出现两处四见，此处三见。后《曲礼子夏问第四十三》一处一见。）

2、《孔子家语》卷十《曲礼子夏问第四十三》载：

子罕问于孔子曰：“始死之设重也，何为？”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缀重焉（缀连也，殷人作主而连其重悬诸庙也），周人彻重焉（周人作主彻重，就所倚处而治）。请问丧朝（丧将葬朝于庙，而后行焉）。”子曰：“丧之朝也，顺死者之孝心，故至于祖者庙而后行。殷朝而后殡于祖，周朝而后遂葬。”

（三）、其他文献典籍载“宋子罕”者举隅：

1、《韩非子?二柄》第七，载宋子罕：

子罕谓宋君曰：“夫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于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田常徒用德而简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故今世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则是世主之危甚于简公、宋君也。故劫杀拥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则未尝有也。

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异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

2、刘向《新序?刺奢》卷六，载宋子罕：

士尹池为荆使于宋，司城子罕止而觞之，南家之墙，拥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经其宫而不止。士尹池问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为鞔者也，吾将徙之，其父曰：‘吾恃为鞔，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鞔者，不知吾处也，吾将不食，愿相国之忧吾不食也。’为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宫卑，潦之经吾宫也利，为是故不禁也。”士尹池归荆，适兴兵欲攻宋，士尹池谏于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贤，其相仁。贤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无功，为天下笑。”楚释宋而攻郑。孔子闻之，曰：“夫修之于庙堂之上，而折冲于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谓也”。（孔子赞誉宋子罕有仁德之功）

3、刘向《说苑?君道》卷一，载宋子罕：

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国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乱，在君行之赏罚也；赏当则贤人劝，罚得则奸人止；赏罚不当，则贤人不劝，奸人不止，奸邪比周，欺上蔽主，以争爵禄，不可不慎也。夫赏赐让与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罚杀戮者，人之所恶也，臣请当之。”君曰：“善，子主其恶，寡人行其善，吾知不为诸侯笑矣。”于是宋君行赏赐而与子罕刑罚，国人知刑戮之威，专在子罕也，大臣亲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专其政，故曰：无弱君而无强大夫。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谓也。

4、《韩诗外传》卷七，载宋子罕：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夫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之行。夫爵禄赏赐举，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君曰：“善。寡人当其美，子受其恶，寡人自知不为诸侯笑矣。”国人知杀戮之刑专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专其政。故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诗曰：“胡为我作，不即我谋。”

参考文献：

《四书集注》，宋?朱熹，岳麓书社1985年版；

《说文解字》，汉?许慎，中华书局1963年版；

《小学名著六种》，中华书局1998年据1936年版《四部备要》缩印；

《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左传译文》，沈玉成译，中华书局1981年版；

《论语今读》，李泽厚，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春秋左传人物谱》（上、下），方朝晖编著，齐鲁书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