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天命与生态伦理——孔丘的生态伦理思想新探

作者：任俊华
孔丘（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字仲尼，今山东曲阜人），是公认的儒家鼻祖，被世人称为孔子。作为儒学的创立者，他最早阐述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这些思想汇入奔腾不息的中华文明长河之中，成为中华生态伦理文明一束光芒闪烁的奇葩，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有益的精神资源。下面我们根据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辑录文献《论语》，结合有关材料，对其生态伦理思想进行阐释。

一、  “知命畏天”的生态伦理意识

一般认为，孔子儒学只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谈不上有生态伦理资源，只有道家最看重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讲生态伦理资源非道家莫属。汤一介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 .道家系列》序文中说：“人类社会要合理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和平共处’，因此就要调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要调整好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儒家思想可以为人类提供有价值的资源。但今日之世界不仅需要较好地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还要较好地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才可以‘共同发展’；这方面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无疑可以提供有积极意义的资源。”（许抗生：《老子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 页。）显然，汤先生是主张把儒家资源放在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内，而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要的是道家资源的。

的确，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孔子儒家比道家涉及得少，孔子和孔门弟子致力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鼓吹效法先王（尧舜指尧帝、舜帝，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讲人伦之道多，讲自然之道少，所以连南宋大儒朱熹都说：“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四书集注 .公冶长第五》）汤先生是学贯中西且对儒、道、释皆有深研者，他遵从传统的看法，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孔子儒学虽然罕言天道，但不等于说没有论及，更不等于说论及得少就不精彩。朱熹在肯定孔子罕言天道这一事实后，接着又强调指出：“盖圣门教不邋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而叹其美也。”（引文同上）朱熹是针对孔门弟子子贡很不容易听到孔子言及“性与天道”问题，而自豪地赞美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引文同上）立论的，这一立论与北宋大儒程颐对子贡此言的评论相同，程颐说：“此子贡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之言也。”（引文同上）子贡由于对“夫子之文章”经常听到，而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很不容易听到，所以发出了“真不可多得”的赞美，这应该是事实，不然子贡也不会专门就“性与天道”发表感慨了（子贡点明“性与天道”问题，说明孔子对子贡谈及过，否则不会留下这句言及“性与天道”的文字）。程颐和朱熹作为深研儒学的大家，皆肯定子贡听过孔子关于天道的至论即精妙之论,这绝不是象一般人所说的只不过仅仅是一种恭维和猜测之言，因为程、朱二人皆是学问严谨之人，他们虽然十分崇敬孔子，但注释《论语》还是十分认真的。所以，这并非臆断之言。由于程、朱之言涉及孔子有无天道自然观的重大理论问题，我们不得不就此作些疏辨。谈到“性与天道”问题无疑就涉及到孔子的天命观问题（《中庸》一开头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可见“天命”与“性”同义，且皆与“道”有关），过去和当今学界对孔子关于天命的议论颇多曲解和误会，现在我们要探讨孔子“知命畏天”的生态伦理意识，对此不可置而不论。

孔子谈天论命即“天命”，此二字在《论语》中出现不多，仅见于以下二句——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 .为政第二》）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 .季氏第十六》）孔子把“知命畏天”看作是君子才具备的美德，这与孔子在《论语 .尧曰第二十》中讲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是一致的。特别要注意的是孔子讲的“五十而知天命”一语，孔子在《论语 .述而第七》中讲：“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即让我多活几年吧！我五十岁已学过《周易》，可以说不会有大的过错了。（孔子有很大的理想和抱负，晚年依旧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整理六经，但自知时间已不多了，所以发出“加我数年！”的感慨）。这里，“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显然是对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的补充说明。为什么孔子要特别强调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和“五十以学《易》”呢？“知天命”和“学《易》”有什么关系呢？据《史记 .孔子世家第十七》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这就是说，孔子晚年非常喜爱《易》学，并整理了《彖辞》、《系辞》、《象辞》、《说卦》、《文言》等《易传》文献。孔子读《易》很勤奋，以致把一部《易经》编书简的皮绳都弄断了好多次。

《史记》的记载和《论语》的记载情况是相吻合的，孔子是认真“学《易》”后，才“知天命”的。根据《史记》讲的经孔子整理过的有关《易传》文献分析，“《易》道”与“天命”确是息息相通的。《易》学阐明了古代天人合一的天道观，成为孔子以后历代儒学流派的自然观的立论基石。所以程颐、朱熹深悟此中道理，各自花费几十年时间研读《易》学，程颐有《伊川易传》、朱熹有《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问世，他们皆为儒家易学造诣极深的人物。因而当他们读到《论语》中子贡对孔子“言性与天道”发出赞美不绝的感慨时，他们俩皆不略而同地肯定子贡一定是听到了孔子关于“知天命”天道观的精妙之论，不然孔子也不会自我表白“五十而知天命”和“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确实，孔子认真研读《易》学，韦编三绝，一定会有自己关于“知天命”的精彩论述。新近公布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易传资料中，有一篇《要》，这篇易学文献记载了孔子与子贡谈论《易》学的情况，十分珍贵，可以帮助我们揭开孔子“五十以学《易》”和“五十而知天命”的秘密所在。

《要》篇记载，子贡对自己的老师孔子晚而喜《易》，竟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地步，十分不理解，为此，孔子和子贡展开了一场尖锐的辩论，最后孔子概括出“《易》道”——“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之于天地心，此谓《易》道。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任俊华：《易学与儒学》，中国书店2001年3 月第1 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