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传播西学的教育家，以及锐意革新、兴办海军的军事家，和关心边疆民族问题的中央政府官员。丰富的个人阅历，时代的运会，加上个人的能力，使他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在军事、民族关系、教育等领域取得话语权，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本文不拟对姚锡光做全面研究，只对他在军事方面的见解和成就做初步的梳理，不妥之处，敬祈指正。
一、姚锡光的生平
晚清是 “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时代。“时势造英雄”，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许多有识之士勇敢地承载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姚锡光就是其中一个颇有远见、思想敏锐的政治人物。可惜，学术界鲜有人对其做专门研究 ，有关的人物传记上也没有其生平、经历的介绍，甚至其家乡《丹徒县志》关于其生平的介绍也是错讹百出 。鉴于此，在论述其民族思想之前，有必要对其生平做简要考证。
姚锡光（1857—？）字石泉，又作石荃，江苏丹徒人，从丹徒名人周伯义先生学习经、史和天文、地理、兵法等 。周伯义的学识和品质，对姚锡光的成长影响很大。周伯义培育学生“以植品为基，恭行为本” ，先对学生品质熏陶，再传授经、史和天文、地理、兵法。姚锡光对老师的性情学识极为推崇，称赞他“不事孤高，不矫情”，“知命乐天，不撄忧戚，古所谓知道君子者也。” 姚锡光继承了老师儒士任侠的精神，在清末急剧变动的社会背景下，走上一条以儒生而关心社会、关心军事的军事家和民族理论家。
1878年，作为首任驻日公使何如漳的随从，成为驻日本外交随员。 [p1]出使日本的经历，使姚锡光的眼界大开，他亲身体验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各方面的变化，思想上深受影响，由此和日本结下深厚的机缘。 回国后，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和重用。1886年，经前北洋大臣李鸿章檄请充北洋武备学堂教习，成为李鸿章幕府中重要一员。在李鸿章幕府中，姚锡光恪尽职守，多次向李鸿章建言献策，陈述朝鲜问题的重要性，委婉地批评李鸿章的中日战争策略。 1893年正月，与北洋海军出力5年，按例经北洋大臣李鸿章俟补直隶州后以知府用。1894年12月，经前山东巡抚李秉衡调赴山东，檄充前敌行营文案，兼帮办营务处。
张之洞是姚锡光的知遇之人，是姚锡光进入权力集团的引路人 ，他给姚锡光提供了充分发挥才能的政治舞台。甲午战败后，张之洞积极筹划长江下游防务，时姚锡光自莱州戎幕辞归，张对姚的军事才识十分赏识，遂委以督府幕僚。1896年正月，经湖广总督张调赴湖北，派充武备学堂提调，兼自强学堂总稽查。1898年，张之洞派姚锡光到日本考察学制。他要求姚锡光将各种学校选材授课之法，以及武备学分枪、炮、图绘、乘马各种课程，或随时笔记，或购章程赍归，务详勿略，籍资考镜。 姚锡光在日本对陆军省和文部省各种学校进行了全面考察，回国后向张之洞作了汇报 。姚锡光关于日本的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女子教育等对张之洞影响很大。如姚锡光在奏折中把日本重视女子教育，除实行男女同校，还单设女子高等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华族学校做了详细介绍，并指出：“日本教育之法，曰体育，曰德育，曰智育，顾虽极之聋哑推及女子，亦有体操，重体育也。言伦理，言修身，在德育也。凡诸学科皆智育也。此虽在女子，所不废也。……若夫其子女诸学校，公私林立，故自中人之家以上，无不通学术之女子。是以小学校之中，女师及半。而华族女子之外，亦大半自食其力，且教其子女也。易是其法，亦未始不善，特以中国风教各殊，习俗亦异，尚未能以为规则耳。” 姚锡光的奏折对张之洞形成新的女子教育观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总之，姚锡光的汇报，对张之洞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建立近代学制，起了重要作用。
1899年2月，请咨赴选。5月2日，带领引见，本日奉旨：安徽石棣县知县，著姚锡光补授。9月30日，到石棣县任。1900年6月21日，调署怀宁县事，经安徽巡抚王之春檄兼武备学堂提调。1901年3月16日，调署和州直隶州知州，兼充下游皖军营务处总办 。在皖充任地方官期间，姚锡光积极整顿吏治，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妥善地解决社会问题，捐资创办近代最早的皖省藏书楼 。由于在皖治理有方，政绩突出，经管学大臣奏留京师，充大学堂副总办。5月，经北洋大臣袁世凯檄委发审公所监督。7月，兼充北洋大学堂总办。8月，经练兵处王大臣派署军政使副使，从此进入清朝中央权力机关 。进入中央权力机关后，姚锡光在民族关系和海军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1905年5月，奉檄前赴东部蒙古卓索图盟一带，考察垦牧、蒙盐各等情形。7月5日，经练兵处王大臣铁良奏补军政使副使缺。12月，经肃亲王善耆奏请，随同考察东西盟蒙古事件。回处后，将考察心得写成《筹蒙刍议》。1906年9月23日，经陆军部宪堂派充练兵处提调。1908年，陆军部左侍郎寿勳丁忧，姚锡光改署陆军部左侍郎。在此期间，著《筹海军别录》，拟制海军规划。1909年，任殖边学堂监督， 荫昌2月迁，姚锡光任兵部右侍郎，11月被裁。 1911年，曾参与组织帝国宪政实进会。辛亥革命后，曾参加国民党。袁世凯篡权后，姚锡光作为清朝遗老受到袁世凯的重用，任蒙藏事务局总裁、口北宣抚使、查抚津保被灾商民专使等。1912年6月至12月，为民国中央政府遣藏劝慰使，因受英印当局阻挠，滞留印度。 1914年5月，被袁世凯任命为参政院参政。1916年，任弼德院顾问大臣。 此后，在民国政争中，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确切卒年不详，但可以推测应该在1924年以后。
二、指点军事，激扬文字
姚锡光虽然是一介书生，但他早在入李鸿章幕府的时候就对军事问题发表过独到的见解。当时，日本欲侵占朝鲜，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为此，姚锡光数上说帖，建议李鸿章采取以下的策略对付日本：（一）“行军宜舍短而用长，中国长技在陆而不在海”， “我军宜以陆路为正兵，海军为奇兵，陆路为战兵，海道为游兵.”，强调以陆军为主，海战为辅，以取得战争的主动权，这一战略是在当时敌我双方形势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较为科学的策略。（二）采取积极进攻的海防策略：“我战舰不必以入口为攻，而于朝鲜外海游弋，以取远势，截日朝海道往来之路，阻其归途，扰其接济，斯渡朝之倭人势将狼顾。……不然，我不彼往，彼将我来。与其使彼扰我海疆，不若我先捣彼巢窟。先人者夺人，斯我当能致彼而不为彼所致也” 。这里，姚锡光提出的“守外海”、“取远势”思想，具有夺取制海权的倾向，可以说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制海权的军事思想家，这种识见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三）重视后勤保障的军事思想。后勤保障是影响战争胜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历来为有远见的军事家所重视。姚锡光认为：“水陆各军以转运为急务。诚恐战事一开，海道多梗，转运不易。军火子药之需，海陆各军所共；外此则陆以粮为急，海以煤为急，借宜先事预筹。” 并提出了一系列后勤保障的具体办法。（四）持久战思想。姚锡光认为：“日人性情嚣动，宜持久以老其师。”他提出通过持久战，拖垮日本的国民经济，使它“驻朝日久，势必不支。” 同时水陆并用，采取陆路“扼其腹地，据险自顾，不与浪战，以老彼师，乘间出奇，攻其不备”的办法，辅之以海路牵制的办法，将日本拖入持久战的泥沼里，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上述军事建议，初步展现了姚锡光在军事领域的素养和才华，为他以一介布衣最后作到了兵部侍郎奠定了基础。
甲午战争后，姚锡光凭借曾经在李鸿章、李秉衡幕府的有利条件搜集材料，仅用2年时间撰著《东方兵事纪略》一书，比较真实、客观地记录了甲午战争发生、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作者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反映了作者在军事理论方面的才能。《序言》申述作者著述的目的之一在于探索“我所以致败之由，于彼所以毒我之故”。作者认为：“今中东一役，乃封疆大吏、将帅之臣，内无整军经武之谋，外无致命遂志之节” ，是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他从以下三个方面将战争失败的原因做了深入、细致的剖析：
（一）清政府在战争中没有抗日到底的决心。操纵清政府实权的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始终推行妥协投降的政策。战前，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战争进行时，正如姚锡光分析的：
其始固委蛇言款，盖不得已而出于战。当道原无备战之心，识者固知兵气之不振，战局之靡终，必无以善其后，而割地偿款之机已兆于此。
清政府“无备战之心”，正是战争失败的十分重要的原因，姚氏的分析击中问题的要害。
其次，清廷政策的执行者、指挥者李鸿章在军事上坚持“避战保船”，外交上推行“以夷款夷”的方针，不积极备战，也是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甲午战争前，围绕朝鲜危机，李鸿章在处理朝鲜问题的策略上以“和戎”为主，寄希望英、俄调停，对战事不作准备，丧失战争的主动权。战前，瑞芬分别致总署和李鸿章书，建议邀请英、美、俄协同保护，李鸿章对此十分认同，称此计“可称老谋深算”，对总署“朝鲜为我藩属，求邻国保护不合体例”的批示，李认为“失此机会，甚为可惜”，表明李为了保存北洋海军的实力，从洋务外交路线出发执行避战求和的错误指导方针。1894年5月，日本“假改革朝鲜内政”之名，续增八千人入朝，“皆屯王京，据要害”，“世凯、志超屡电请济帅，不报；求归，不许，且戒勿近王师，撄日人锋。” 姚锡光采用隐讳的说法，没有直接指名李鸿章“不报”、“不许”，但联系下文“鸿章不欲战”，和李鸿章的权力地位，可想而知。李的“不报”、“不许”，实际上仍是其“避战求和”方针的表证，致使助长日人的气焰，“知牙山兵力单薄，乃决计寻衅”，而“我牙山之军孤露无援”，遂有成欢之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仍是被动应战，缺少战争决心，特别是当旅顺危急，丁汝昌赴津面请全力出援时，“鸿章詈之，谓：‘汝善守在威海守汝数只船，余非汝事’。” 结果是旅顺威海失陷，海军被歼，海防全失。
再次，清军纪律涣散，将领之间的相互牵制，军事策略的失当也是造成战争失败的重要因素，《纪略》以相当的篇幅真实、客观地记录这部分的内容。如记载清朝派四大军入朝鲜，朝鲜民众夹道欢迎，犒赏我军，“而我军士残掠，毁器皿，攫财物，役丁壮，渔妇女，汝贵军犹甚，朝民大失望。”由于我军纪律涣散，使朝鲜民众深感失望。再如记载军事策略上的失当：
我平壤军不直趋王京，分道争利，又不择险分屯，互为策应，以绝觊觎，而以二十九营万四千人聚平壤置酒高会，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及志超至军，弥庸懦，无布置，识者忧之。
以上记载清楚地表明平壤驻军在军事策略上的失误，其一表现在本应趁日军在王京（汉城）立足未稳、兵单势支之时，主动出击，争取在战略上取得主动；其二，即使守平壤，也应该在城四周“择险分屯，互为策应”，而不能“置酒高会”，疏于防范，“困守孤城”。具体战役的策略失误，实际上是清朝统治集团“消极避战”方针的结果。再如陆军各派如同水火、不能互相配合。《金旅篇》记叙姜桂题被推为统领，“诸将互观望，莫利前击敌。”姜系淮系将领，且“庸才，无能为”，湘系将领对其指挥不服。《海军篇》揭示了以丁汝昌为首的北洋和刘步蟾、方伯谦等“闽党”之间的矛盾，致使海军在海战中不能相互配合，取得战役的胜利。
《纪略》总结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目的是为了“资鉴”，为了激励国人的爱国热情，故云：“以上追古人明耻之风，并以当法人油绘木表之意······昭示国人所以生其怒敌之心，而作其同仇之气”。 纪略》著于民族觉醒的大背景下，书中反映的“御侮”思想是当时时代潮流重要组成部分。
入张之洞幕府后，他奉命陪同德国的军事专家雷诺和莱春石泰等巡视沿江炮台和防务，“自吴淞，历崇明，循江阴，抵镇江，凡山川形势，新旧各台德详审周视也” 。在巡视过程中，他敢于坚持务实精神。通过陪同巡视江务，他敏锐地觉察到：“洋员之来中国也，岂无博学多闻诚朴不雕之士，而叫狡猾无行者也掺杂其中，意在怂恿中国多购炮火，因而利之，有甚者，尤以图绘形势，影摄山川为事，其处心积虑实难臆度……” 。因此，姚锡光在巡视江防时，对长江要隘、各炮台的形势，开办炮兵学堂培养人材等方面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他认为，原有旧炮台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他在给张之洞的禀折中，再三强调要加强沿江防务，增设高位快炮台，配置新式快炮的重要性。他说：“江防以快炮为利器。……惟快炮每分钟能击十炮以外，非此断难得力，似各台皆宜增置大小快炮数尊，方便截击”。 张之洞采纳了姚锡光的建议，1896年即“新购外洋四十余磅子快枪炮”。 并支持姚锡光建高位快炮台的建议，指出：“若台在山脚，失势受敌……是凭空为敌人添无数之炮弹，不及两刻，全台糜碎也。” 由于张之洞的大力支持，1898年清廷批准在焦山之巅建筑高位炮台。不久，姚锡光又赴日本考察军事教育。这些经历，使他既熟悉中国军队的现状，又对日本的军事思想、军事近代化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由此奠定了他在清末筹建近代海军的过程中重要的地位。
1900年，马汉的海权思想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军界和文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将海权论运用于研究中国海军的作战和建设问题上。1907年，练兵处提调姚锡光奉命拟制海军规划，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姚锡光完成了三个文件，即《拟就现有兵轮暂编经制舰队说帖》、《拟兴办海军经费五千万两作十年计划说帖》、《拟兴办海军经费一万二千万两作十二年计划说帖》。姚锡光提出的三个说帖对海军统一建制作了系统的论述，计划周全，规模宏大，为清朝政府规划了海军建设的美好愿景，在中国海防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克服畛域之见，全国建立统一的海军。他提出，将全国海军编成巡洋、巡江两支舰队，设立海军提督统一事权，统一指挥。（2）制海权思想。 1907年，清政府命令姚锡光拟制海军复兴规划时，就充满了海权思想。他在《筹海军刍议》序中说：“今天下一海军争竞剧烈之场耳。古称有海防而无海战，今环球既达，不能长驱远海，即无能控扼近洋。盖海权者，我所固有之物也，彼虽束我，焉能禁我之治海军？” “夫天下安有不能外战而能内守者哉？！”这里，姚锡光的一个重要思想：如果没有海权，不但远洋无法控制，即使近海权益也难保证。这对士大夫强调海口防御是一剂清醒针。他在《拟就现有兵轮暂编经制舰队说帖》中说：“海军与陆军相为表里，我国海疆袤延七省，苟无海军控制，则海权尽失，将陆军亦运调不灵。” 姚锡光在为海军拟制规划时，海权思想是他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在他制订的2个分年规划中，他将中国海军装备建设重点集中在具有巨大远洋作战能力的远洋战力舰上；姚锡光的规划中，还有一个空前的建议，即在海军中成立一个海军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任务，不是研究驾驶、管轮，而是研究军事技术，他说：“海军研究所为中下军官讨论学术之地，期扩新知，不封固步。” 晚清海军建设最大的不足，是缺乏海军军事学术的研究机构，姚锡光能够提出如此重要的主张，实在难能可贵。（3）发展军事航海教育的思想。姚锡光认为：“海军人才尤赖教育，此为开设海军之根本也。”“造育之方，设教于本国，遣学于外国，分徒并进，浸淫既久，而人材出焉”。因此，他建议；“兹拟就军港所在，设为初级、高级专门诸学堂，演习、研究学营诸厂舍，而择其尤者，以留学监造于外国学堂、工场，期以10年，则具海军知识之将士可增至千员以上，而足用之。” 姚锡光估计上述各项费用需银1000万两，而且“人才造育之多寡，胥视舰队之增减以为衡。”如果舰队增加了，“则所需人员自应大加扩充，方足供舰队之用，而不虞废事” 。
总之，姚锡光拟订的海军振兴规划，起点高，立意远，如果晚清政府能够采纳，并付诸实行，将会对海军的近代化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清朝政府没有采纳他的计划，这三个方案交给水师提督萨镇冰看后，认为“不得要领”，被全部否决。接着，当局又命姚锡光草拟了一个三年规划，即《拟暂行海军章程》，也未被当局采纳 。姚锡光的方案虽未被当局采纳，但他重建海军的思想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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