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学的现代转化问题——评现代新儒家的儒学转化观

作者：陈寒鸣
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之核心的儒学能否由传统而向现代转化？倘有此可能，将如何转化？这问题与中国文化发展方向密切相关。当人们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命运以及中国未来文化发展时，总无法回避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唯其如此重要，自上世纪20年代中西文化论战以来，中国的知识者、尤其是思想性的学人就一直在殚精竭虑地研讨此问题，提出各种各样的观点，并因之而展开多次思想交锋、学术争鸣。迄今为止，这问题仍是思想界、学术界争论的重要焦点之一。当代新儒家尤其对此表现出极大热情；尽管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他们始终未能突破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且以继承和发扬儒家传统的“内圣成德之教”，实现“精神超越”作为其终极关怀，但他们又并未因此而忽视对“外王事功”的现实关怀，而是试图通过对传统儒学的重新诠释赋予“外王事功”以现代的文化内涵，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发展科学与民主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我们站在21世纪新时代的基点上重新思考儒学的现代转化问题时，应把当代新儒家的儒学转化观作为讨论的重点。
一、
当代新儒家最为注重“内圣”，有极为明显的道德人文主义思想倾向，但他们也很重视对现实的关怀，他们提出儒学的转化问题就表明了其对当代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关切。他们或者从儒学的本质上寻找实现儒学转化的内在根据，或者从儒学与西学融合的角度寻找儒学转化的进路。总之，当代新儒家纷纷就儒学现代转化问题提出各自的思想主张，而其中最具特色的则是所谓“儒体西用”说、“返本开新”说、“良知自我坎陷”说和“儒家传统认同”说。诸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代新儒家在如何实现儒学现代转化问题上所作的努力。
从儒学现代转化角度首先提出“儒体西用”说作为其理论根据的是贺鳞先生。他在１９４１年８月《思想与时代》第一期上发表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首先提出了儒学的转化问题。他在该文中说：“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是指出儒家思想从“传统”向“现代以及今后的发展而言”，也就是指儒家之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问题。他之所以着力他一出这个问题，是针对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洋文化之输入”所引起的猛烈的文化冲击使“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这样一种历史文化背景而发的，旨在回应这场“文化危机”的挑战。但如何实现“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呢？他说：
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则儒家思想便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开展。
可见提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正如其自述“不是建筑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乃建筑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通过“融会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与长处”来“充实”和“发展”儒学自身的目的在于“争取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的问题，归结为儒学究竟能否有“新开展的问题”，又把儒学能否有“新开展的问题”归结为“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总之，在贺鳞先生看来，面对西学东来的冲击，儒学欲求得“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关键在于儒学要有“新的开展”，而儒学能否有“新的开展”关键又在于能否“儒化西洋文化”、能否“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即能否坚持“儒体西用”。这就是贺氏在儒学现代转化问题上的基本思路和基本主张。
贺麟先生的这种“儒体西用”说有何特点？它与19世纪后期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又有何异同？就“体”而言，无论是“儒体”，或者还是“中体”，都是指儒家的孔孟之迹，或如贺氏所言乃“孔孟的真精神”，但在具体内涵上又不尽相同：洋务派强调的“中体”是儒家倡导的纲常名教，他们将之视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