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齐变鲁”辨析

《论语?雍也》篇中曾载孔子的这样一句著名的话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句话，大概可以说是一部《论语》乃至孔子整体思想中的一句极具标识性的话语；与此同时，亦可以说是整个先秦儒学研究中的一个堪称代表性的问题。然而，长期以来，这一问题虽一度曾在汉语思想世界引起过广泛关注，但从根本上说，却终未能得到完全彻底的解决。试问：其中，“道”何言哉？而需“鲁”“一变”而“至”？甚至于它更需“齐”“一变”而再“变”？以及这一整句话最终所要表述的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对此，以往的意见和看法常常不是五花八门，不着边际，便是语焉不详，不知所云。本文是以为辨，作“变齐变鲁”辨析，并以一连串的反诘和追问（philosophizing），就教于有关专家和学者。

一、儒家情结及其所在

众所周知，齐鲁两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空前绝后的“轴心时代”，或者说在2500多年前的中国思想世界，可以说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整个先秦儒家的重要发祥地；与此同时，它们亦可以说是曾经孕育和生发出先秦儒家“礼学思想”及其“中庸之道”的生命摇篮。而且，其中，鲁国可以说是孔子的“第一故乡”，齐国可以说是孟子的“第二故乡”；而齐、鲁两国，则同时又可以分别说是荀子本人的“第二故乡”以及“第三故乡”。

对此，诸如孟子本人在具体谈及孔子之时，即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而且，同样的话，还可以见诸于他的另外一段具体而生动的话语表述之中：“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这两段看似相同或相近的话，从一个侧面尤其从正、反两个方面，明确表达了深“明王道”、在外长期奔波竟达十三年之久以及“干七十余君莫能用”的孔子，站在“去鲁”与“去齐”这样两个人生抉择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困境：一方面，他对即将远离自己生于兹、养于兹、教于兹的鲁国，充满了缱绻之心、眷眷之意和依依惜别之情；而在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终得以逃避齐国，更流露出了言说不尽的欢畅与快意甚至他连饭都等不及做好、用完，便毅然绝然地决定要离去。由此可见，在孟子的心目中，孔子对“齐”、“鲁”两国是怀有不同的思想感情的；而且，与其说这是孔子出于自己的一时兴起或者说是出于他对自己“父母之国”的一己之私，则倒不如说这是因由他对齐、鲁两国不同政治体制的不同价值取向——而此方面，孟子则看得最为清楚、明白：无他，惟“去他国之道”与“去父母国之道”不同之故也。
那么，在所谓“他国之道”与所谓“父母国之道”之间到底有何不同？或者说，在孔子那里，所谓“齐国之道”与“鲁国之道”，二者究竟又有什么可以分别的呢？——这一问题的答案与本文之所论，可以说，是完全交叉和重叠在一起的。

与此同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的邹人孟子，虽曾有着如孔子一样周游列国的生活经历，但终其一生，却亦是以其在齐国的政治活动为主。譬如所谓“之齐”、“于齐”、“去齐”、“齐人”、“齐国”、“齐宣王”、“齐景公”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个字眼，据统计，在《孟子》一书之中，可谓俯拾即是，屡见不鲜。另据考证，以“择邻处”、“断机杼”而名存青史的孟母，其最终则亦客死他乡于齐；而且据说，极具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中国经学史上著名的“齐学”问题，则更渊源于孟子。

此外，我们还知道，曾经由卫国而入赵国的卫人荀子，在他的一生当中，虽朝燕、暮楚并两至于齐国，但在其内心和思想深处，却同样依然是情有独钟，心系于齐、鲁大地。譬如，据史载，他本人曾于齐襄王之时，在齐国著名的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而且另据考证，在经学史上与“齐学”对峙的“鲁学”，其渊源，远则盖源于春秋战国之际的鲁地儒学，而近则似乎便源于战国晚期的思想家荀子——这大概便是孔、孟、荀等先秦儒家的故乡情结及其所在吧？与此同时，这一点，大概亦应当算作是“儒家”之所以最终得以成其为“儒家”、“儒学”之所以最终得以成其为“洙泗之学”的一个地缘优势之所在吧？这正有如后世俗语之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换言之，也只有在齐、鲁大地之上，才能最终孕育和生发出“中国儒家”（chinese confucianism）。

二、儒学渊源及其命题

在太史公司马迁看来，齐、鲁两国的“文学”，乃是其“自古以来”的“天性”，而且即使在“天下并争”、“儒术既绌”的战国时代，齐、鲁两国之学，“独不废也”。非仅如此，“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还能“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并）以学（而）显于当世”。此外，甚至到了楚汉战争时期，当汉高祖刘邦因“诛项籍”而“举兵围鲁”之时，尚且能够亲身感受到“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于是乎，他便由此而进一步地得出结论说：“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

此外，《汉书》的作者班固对此则亦曾指出，“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由此可见，孔、孟、荀等先秦儒家的礼学思想及其中庸之道当其源有自，它们与当时的齐、鲁两国之间是存在着某种最直接也最明确的联系的；或许，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还可以将先秦儒学直接称之为“齐鲁之学”。

在此应当指出的是，以上所述都是汉人的意见，而且有汉一代，去古未远，因此，他们的意见，应当引起我们今天的足够重视。

其实，孔子之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一段话，在本文看来，的确完全可以代表着孔子本人对齐、鲁两国之道的一个总体认识和基本态度。然而，这里的问题却依然是，其中，“齐”、“鲁”、“道”三个关键词（key-word），到底分别具体代表着什么意思？它们之间到底又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以及何以孔子要有意识地将此三者有先有后、一字排开并且通过两个“变”字最终将其联在一起？此外，“齐—鲁”以及“鲁—道”，究竟其间又在根本上内涵着怎样的一种具体变化发展呢？对此，古往今来，汉语学界的历代学者却众说纷纭，看法不一。

而本文对此则认为，这无疑乃是先秦儒学思想史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并且，只有完整而准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判，才有可能做到讲好一部儒学；与此同时，也才有可能谈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其结果很可能是既不能使人信服，又无法说服自己。于是乎，我们亦便尚须对现存有关的历史文献分门别类，条分缕析，深入作细致入微的诠释和解读。

三、问题症结及其解决

何晏曾在《论语集解》之中，即曾征引包咸的话说：“言齐、鲁有太公、周公之余化。太公大贤，周公圣人。今其政教虽衰，若有明君兴之，齐可使为鲁，鲁可使如大道行之时。”——这里是从传统立说的。它将其中的“道”具体解作“周道”，并且认为，当时的齐国与鲁国，都或多或少地背离了两国的开创者、“周道”的忠实代表太公和周公之道。其中，譬诸“周道”，在他看来，鲁次之，差一步，故需一变而至；至于齐，则又次之，差了两步，故更需一变而再变。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在孔子那里，只要有“明君”、“继周者”或周道的承载主体出现，那么，此二者，由此便都是可以得到伟大复兴，可以达到圆通、圆成和圆融的，可以使“大道行之时”。

对此，朱熹曾于《论语集注》中亦云：“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但人亡政息，不能无废坠尔。道，则先王之道也。言二国之政俗有美恶，故其变而之道有难易。程子曰：‘夫子之时，齐强鲁弱，孰不以为齐胜鲁也，然鲁犹存周公之法制。齐由桓公之霸，为从简尚功之治，太公之遗法变易尽矣，故一变乃能至鲁；鲁则修举废坠而已，一变则至于先王之道也。’愚谓二国之俗，惟夫子为能变之而不得试。然因其言以考之，则其施为缓急之序，亦略可见矣。”——这里是就时局置论的。而它则又具体将其中的“道”释为“先王之道”，并且同样认为，在齐、鲁两国之道与所谓“先王之道”间，有着远近之分、难易之别，进而认为，当是时也，只有继周的“夫子为能变之”并能使之复归其道——尽管孔子本人“不得试”，但即便如此，那么，孔子本人在具体施行、运作上，似乎亦需将二者区别对待，以便于能够从中全面厘清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

其实，有关于此的所有讨论一直都是先秦、秦汉时代思想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诸如《吕氏春秋?仲冬纪?长见》中曾载：“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日以削，至于仅存，三十四世而亡。”——应当指出，这里当然不乏有故事与预言的成分，然而，此说却去古未远。于是乎，从中，我们便大体可以了解到这样一个不争的基本事实——即在治国方略上，为太公所开创的齐国，它似乎侧重于推行所谓“尊贤上功”的“尊尊”之道；与此同时，而为周公所开创的鲁国，正相反对，则又似乎更侧重于施行所谓“亲亲上恩”的“亲亲”之道。换句话说，齐道则“尊尊”，而鲁道则“亲亲”。

又如《淮南子?齐俗训》中则亦载：“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之见终始微言！”——这些话，当然亦不必尽信，但它在这里却重申了上述事实，即齐道“尊尊”，鲁道“亲亲”；尽管在字面上它分明显示“尊尊亲亲”的鲁道，然而我们从太公对鲁道的评价、周公对齐道的评价以及从齐、鲁两道在具体施行后所带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上看，总的来说，鲁道则似乎更在于所谓“亲亲”而非所谓“尊尊”；否则，孔子之所谓“鲁一变至于道”一句话，将因此而变得丝毫没有意义。

此外，另据《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里的伯禽，乃是周公的长子。我们是以知鲁道亲亲，周文疲蔽；是以知周公之道的文极而蔽；是以知孔子之所谓“周人强民，未渎神，而赏爵刑罚穷矣”，并且是以知“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这大概就是所谓“周礼”、“周文”与“周道”，或者说就是周公之礼、周公之文和周公之道——这是因为，我们知道，韩宣子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而且仲孙湫在答齐桓公问“鲁可取乎”之时，亦曾有言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

对此，顾炎武曾在其所著《日知录》之中，并具体在“变齐变鲁”这一条目之下，作过这样一种十分耐人寻味的解释：“变鲁而至于道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变齐而至于鲁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善哉！斯言。这是因为，我们知道，《论语》中亦曾载孔子本人的这样一句话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与此同时，据我们考察，顾氏则亦曾借重于此而解《诗经?国风?大车》中的如下两句诗：“‘岂不尔思，畏子不敢’，民免而无耻也；‘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有耻且格也。”至此，我们恐怕便不得不对潘耒在《《日知录》序》中对乃师及其所著而作的“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的这样一评价，已有了一个相当深刻的体会；与此同时，也便不得不要钦佩顾氏本人之不同寻常、不同凡响的识见之力了。

具体在《论语集注》看来，所谓“政”者，乃是“为治之具”也，而“刑”则乃是“辅治之法”——依此国家机器，民众很可能会畏此而远离罪恶刑罚，但他们却无所愧耻；然而，若有国有家者能教导民众以“中庸之道”并以“礼”与“非礼”作为其是否离道的根本标准的话，则“民日迁善而不自知”矣！“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这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立论的，而其中心意见，则亦不过在于有关“中庸之道”的道理。至此，我们大概对孔子的“变齐变鲁”之意，已有了一个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即其根本用意，大概便在于：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使民“有耻且格”，却不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而使“民免而无耻”。

在此，我们注意到，孔子曾两次提到了“耻”的问题，提到了“有耻”与“无耻”。然而，所谓“耻”，对人而言，真的很重要吗？回答是肯定的。对此，孟子尝有言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由此亦可见，孔子所主张和倡导的“变齐变鲁”，对作为“政治动物”的人而言，的确十分必要而且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政治哲学上，的确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非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那么，何谓之“礼”呢？《礼记?乐记》中有云：“中正无邪，礼之质也”；与此同时，《礼记?曲礼上》之中则亦云：“行修言道，礼之质也”。换句话说，所谓“变齐变鲁”，“齐之以礼”——这句话的意思，在本文看来，不过在于主张和倡导从根本上回归古已有之的亲亲尊尊、文质彬彬、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中庸之道”而已。

此外，另据《论语?卫灵公》中载，当颜渊问“为邦”之时，孔子曾十分明确地回答他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而这句话的中心意旨亦不过在于：追溯古已有之的亲亲尊尊、文质彬彬的“中庸之道”——这是因为，正有如《礼记?表记》中之所云，有夏之道“亲而不尊”、“质而不文”；而殷商之道，则“尊而不亲”、“文而不质”以及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换句话说，周人之道，亲亲尊尊、文质彬彬——这一切的一切，在本文看来，盖当本源于孔子对夏、商、周三代政治历史的因革损益；而且，在孔子看来，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说，也许这便是古已有之的所谓“中庸之道”所蕴含着的内在逻辑吧？同时，同样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说，它似乎还可以说是庄子理念世界里的所谓“古之道术”；当然，它似乎也还可以说是荀子思想世界里的“先王之道”；或者说，是“先王之路”——其实，正是在这里，我们才真正认识了孔子及为其所创立的先秦儒家，真正认识了先秦儒学或先秦礼学，并且更从根本上真正找到了先秦儒学或礼学的本质与核心（即“中庸之道”）的历史缘起和思想源头之所在。

总之，在本文看来，只有作如是观，才能从根本上将中国儒学思想史的这个极为重要的哲学命题说得圆、讲得通，从而也才可能从根本上做到讲好一部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