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对《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

《礼记·乐记》是中国美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献，它奠定了中国古典音乐美学的基础，树立了后代音乐理论的范式，在音乐美学史上具有开规创矩的“法典”式的地位。由于《乐记》的地位独特，现代学者们对它进行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世所瞩目的学术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多年的《乐记》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理论盲区，影响了人们对《乐记》美学思想全面、深入的把握，从而大大地削弱了它的美学含量和理论价值。

我们认为，《乐记》大致形成于汉代，从学术承传和理论渊源来看，它的重要思想来源致少有两个：一是《易传》，二是《荀子》，由此而形成了《乐记》中关于音乐美学的两种基本观点。在《乐记》中，这两种观点没有充分糅合，处于游离状态，没能建构为有机的理论整体。

目前学术界所认识到的《乐记》美学思想主要属于《荀子》一系。《荀子》对《乐记》的影响以及相关的美学思想，经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已经比较明确。如孙尧年先生说：“它（按：指《乐记》）讲的艺术哲学，属儒家思想范畴，而以《荀子》思想为主体，因此它保持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1］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对《荀子》与《乐记》的密切关系进行了细致分析，并指出：“《乐记》……只能是荀子之后，基本上属于荀子学派的著作。”［2］

当然，《乐记》在继承《荀子·乐论》美学思想的基础上也有很大的发展，它的理论更加系统，对音乐的分析也更加细致。从音乐的源泉看，《乐记》认为音乐产生于心物相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由此看来，音乐的产生离不开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人心，二是外物。这里的“物”一方面包括自然之物，另一方面也应当包括社会事物。这种以物感心的观点类似现实主义的美学观。在心、物二者之中，《乐记》更重视心的作用：“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情感发之于外，便成为音乐，这种观点类似表现主义的美学观。

其实，《乐记》的美学观既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表现主义，而是以礼教为核心的功利主义，因此它特别强调音乐的教化功能。这种音乐美学思想是以荀子的性恶论为前提的，人性本恶的观点是《乐记》中《荀子》一系美学思想最深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出发点。《乐记》曰：“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

人的本性“无哀、乐、喜、怒之常”、“好恶无节”，人天生就具有“不良”倾向，人民群众的心性没有充分规范化、伦理化，有许多“恶”的成份，因而他们的音乐不是真正的“乐”——“礼乐”。真正的音乐应当由“圣人”、“先王”来制定，因为他们已经灭掉了与生俱来的“好恶无节”的恶的“本性”，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与人伦意识，是“灭人欲”而“穷天理”的真正的“社会人”。因此，《乐记》反对“俗乐”而崇尚“礼乐”，奉行政治与道德合一的礼教功利主义音乐观。“乐者，通伦理者也。……知乐则几于礼矣。”《乐记》这种礼、乐合一的音乐观早就为学界所公认，如吴毓清先生曾指出：“‘礼乐’思想乃《乐记》的轴心思想，在《乐记》中，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个轴心转动的。”［3］

从以上简要分析可见，《乐记》中《荀子》一系的美学观点深受荀子哲学思想的影响，其音乐的源泉、音乐的本质、音乐的功能等思想皆以人性本恶为立论基础。

一

除《荀子》外，《乐记》还十分明显地受到了《易传》的影响，它以《易传》的世界观为思想基础，形成了与《荀子》一系迥然不同的美学思想，二者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对音乐源泉的不同理解。前已有述，《乐记》认为音乐起源于心物相感，这是来自《荀子》的观点；除此而外，《乐记》对音乐的源泉还有另外一种见解：

乐由天作，礼以地制。
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

礼乐的源泉是“天地”，这种观念明显受到了《易传》的影响，因为“天”与“地”是《易传》理论体系中两个基本的范畴。

这种“礼乐”与天地相配的思想在《乐记》中被反复强调，但是现代学者们鲜有真正理解其哲学意义者，都认为这是《乐记》中的毫无学术价值的思想糟粕，应予以否定与批判，此类的观点俯拾皆是：“‘乐由天作，礼以地制’……是唯心的，把天看成有意志的宇宙精神。”［4］ “《乐记》虽然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了某些有价值的观点，但它本身也存在着许多矛盾。比如，它一方面强调音乐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又把音乐同某种有意志的‘天’‘神’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