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的涵义在易学研究领域一直争论不休，人们从字源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对其进行了广泛探讨。大体有，（1）“蜥蜴说”。许慎《说文解字》：“易，蜥蜴，…守宫也，象形。”（2）“易字从日月”。《参同契》：“易字从日月。”《说文解字》：“日月为易，象阴阳也。”（3）“易牙说”。《殷墟书契前编》卷四：“王疾（疒）齿，唯易？”卷六“王疾（疒）齿，亡易。”前谓王由于换牙生了病，生出了新牙；后谓王由于换牙生了病，没有生出新牙。因此，杨树达“释易”认为“更易之易”当为换齿之意（第17页）[1]。（4）“易一名而三义。”《易纬·乾凿度》：“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5）“生生之谓易”，明代喻国人《周易生生真传》：“先儒解易为变易、为交易，总不如系辞‘生生之谓易’五字最确。”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但我们仔细审查这些说法，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些说法表面看来差异很大，但内在实质并非不相融。对易的各种释读，是一个典型的解释学事件，每一种解释，都力图探求到易的真义，但每一种解释又不得不接受阐释学语境的限制，阐释意图与阐释结果的矛盾，在语境转换后表现得最为突出。但又不可否认，每一种阐释，都是对“易”的语义空间的一次开拓，一次丰富。问题在于，能否找到一种方法，对“易”的语义空间层次进行合理的梳理呢？
按照著名学者李幼蒸的观点，“符号学只研究那些意指关系欠明确的现象”（第49页）[2]。语义暧昧模糊处，正是符号学的用武之地。“易”的符号学分析，首先面对两个大的层次，第一是“易”的字源符号学层次，第二是“易”的文化符号学层次，而这两个层次又有着一种内在的关联。就字源符号学层次看，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符号结构的最大不同，后者的符号能指为音，所指为义，即音义双面体，汉字则是形义双面体，汉字字型本身较完整地保存了文字起源时必然具备的指事喻物能力。从汉字的形义结构特点分析，“蜥蜴说”作为对“易”的字义阐释是合理的。从象形角度看，“金文易字作‘’ ”，像蜥蜴的头、身体和四条腿，其中的一条腿和尾巴合并在一起。”（第15页）[1]从字义分析，守宫乃蜥蜴的一种，遇敌能自断其尾而逃，且能再生出尾巴来，又守宫的“头能一天十二时改变颜色”，以适应周围环境，保存自己。（第15页）[1]“蜥蜴说”最符合文字起源的象形说，是易字符号起源的根。文字作为一种符号，是人类认识、应对外部世界的工具，其基本要求是以简化的形式来摹写外部世界，以简驭繁，以少驭多。因此文字发展的优先策略必然是从本义到引申义的语义扩展，以便能用有限的符号组织丰富、复杂的世界。“易从日月”，从字形上“易”与“日、月”缺少象形性的联系，但从字义上，日、月交替，应是狩猎农耕社会最重要的生活事件，这种日月交替的变化现象与易的本义有语义上的关联，也显示语义抽象力的提高，符合字义发展的一般趋势。至于“易牙说”，生活中的“换齿”事件，与“蜥蜴说”的本义关联虽然牵强，但也并非不可理解，它们毕竟都涉及到了生活中的变化现象。况且甲骨文的“见证”，也使人不能忽视“易牙说”的字源学意义。这是“易”在字源层次上的语义扩展。
但最能显示“易”的阐释学价值的应是它的文化符号学意义，“易”在《周易》文本中的首要地位就在于它的文化符号学意义。《周易》最初乃一部卜筮之书，这是易学领域所公认的。而卜筮乃先民最初的、最重要的文化活动，是先民借助符号应对世界的突出表现。卜筮最关键的操作程序其实是阐释，阐释的传承便形成特有的语义场，这一语义场，一方面借助既有的符号世界的规约，同时又要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生活文化场景，这就使它能够随着生活的历史演变不断拓展语义空间。《周易》作为一部卜筮之书，经受了数千年文化阐释的改写、丰富、完善、充实，已成为中华博大精神文化的集成，“易”在《周易》文本的文化阐释中也成为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关于符号的基本结构，索绪尔按能指、所指的二分法划分，叶尔姆斯列夫则在此基础上提出表达面—内容面的形式关系分析，使符号的结构分析更为精确、丰富，同时更具可操作性。叶氏分类法在符号结构分析中的方法论意义被艾柯、巴尔特进一步发展，其基本原则是结构分析的层级性，即低层次上，符号的表达面—内容面可构成较高层级的表达面，然后进行较高层级的结构分析。这种方法对文化符号学的分析具有重大意义。对“易”的文化符号学分析可分两条途径，第一从《连山》易、《归藏》易的文化符号学到《周易》的文化符号学；第二从“易”的字源符号学到《周易》的文化符号学，两条途径交汇于《周易》。
先从第一条途径开始，世有三《易》，其基本顺序为《连山》、《归藏》、《周易》，已是学界定论，但对三种文本命名的理解却不尽相同。郑玄认为“《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孔颖达则不同意郑说，认为“郑玄虽有此释，更无所具之文。……案《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既连山、归藏并是代号，则《周易》称周，……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见《周易正义·序》）孔氏的论据表面很有说服力，但对于《连山》、《归藏》的文化分析，还是太表面化。从直接指事的层次看，把“连山”、“归藏”、“周”对“易”的限定归结为年代号，有合理性，容易把握彼此的区分，事实上众多研究者也主要着眼于三《易》的区分。但三《易》作为先民日常文化事件的重要构成成分，得以发挥其应有的文化阐释价值，主要在于其语义空间的开放性，能够容纳历史性的文化惯约。事实上从《连山》到《归藏》再到《周易》，“易”作为文化符号，呈现为语义空间的不断深化拓展。首先我们来看连山易中“易”符号结构的语义构成。连山—易第一层次：表达面是符号“连山—易”，内容面是连山易，即连山氏时代的《易》。但这一层次的文化语义是很贫乏的。连山—易的第一层次在文化事件的阐释中，是作为第二层次的表达面来指涉其文化蕴涵的。贾公彦注《周礼·太卜》释“连山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大意为云出于山，山上山下连成一片之意。”（第24页）[1]在这一层次“连山”的文化语义已大大地扩展。连山易第二层次的表达面与内容面又共同构成了第三层次的表达面，指涉连山—易的最深层内蕴——变易。《汉魏丛书》载《古三坟·山坟·连山易爻卦八宫分宫取象歌》有崇山君、伏山臣、列山民、兼山物、潜山阴、连山阳、藏山兵、叠山象等（第22页）[1]，伏、列、兼、潜、连、藏、叠等动词，显示了“易”在文化阐释中蕴涵的变换、更新等深层意义，但连山易爻卦取象歌除上列几个动词外，其它多为名词，偏于象的静态摹写，虽然汉字有名词活用的规则，但对易象的动态体悟毕竟相当欠缺，显示“易”作为文化符号在连山易中的阐释局限。相比连山—易，归藏—易的文化语义空间更为深入充实。分析程序与连山—易相同，第一层次，表达面是符号“归藏—易”，内容面乃归藏易，即归藏氏时代的易。第二层次表达面由第一层次构成，但在这一层面，归、藏皆为动词，相比“连山”只有一个动词“连”，显然更能充分摹写“易”的文化语义。孔颖达《周易正义·序》云：“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其中。”就语言的表达本性看，有表达就有遮蔽，有遮蔽也就有开启。故有归藏也就必然有生发，归藏与生发就共生于语义拓扑空间。归藏—易的第三层次更充分展示了“易”的语义空间，连山易的八宫取象都以山为主体，但归藏易的八宫则不同，分别是天气归、地气藏、木气生、风气动、火气长、水气育、山气止、金气杀。与连山八宫相比有三点不同，第一，除山外，增添了天、地、木、风、火、水、金七种元素；第二，以气为主体；第三，每一宫都以一个动词摹写该卦的化生属性。另外，对各分宫取象的摹写，连山易只出现了食、执、乐、谴、佐几个动词，并且在整个取象歌里都只出现了一次。归藏易对各分宫的摹写则分别用了归、藏、定、生、动、乘、长、育、造、止、居、杀、降、交、化、孕、克、受、从、违、顺、流、济、润、养等，并且许多词在每一宫都重复出现。应该说归藏易对“易”第三层次的语义摹写，已比较深入地触及到了易的深层蕴涵——周流六虚，生生不息。仅从后人总结的归藏八宫取象歌进行语义分析，可以看出归藏易已经比较接近今天的流行的《周易》文本。至于《古三坟·形坟·乾坤易爻卦大象八宫分宫取象歌》，其语义摹写比较偏于静态，比归藏易倒退，更接近连山易，虽然其构成元素较连山易丰富，因此其资料的准确性值得怀疑。而从“易”文化语义的递进层次看，山坟、形坟、气坟，山—形—气的顺序也更合理。故周易—易的符号分析应以《周易》文本为据。
从符号结构的层级分析出发，字源符号学层面的语义是最低层次，是人类以符号来应对世界的最初出发点，构成了文化语义扩展的基础，这也是“易”字源符号学意义的层级定位。同时，这一层级进入文化语义阐释空间，又成为文化语义的基础表达面，一方面，它意指了文化语义的扩展方向，另一方面，文化语义又是对这一方向的提升和超越，使之在文化事件中更具阐释价值与哲理性。连山—易，归藏—易，是对易文化语义层级的初步摹写，其层级顺序是连山—归藏，或山—气，《周易》则是对语义最高层级的摹写。其最高层级又可分为中心层次、衍生层次。中心语义层次即“生生”，《周易·系辞上》云“生生之为易”。对易这一语义的摹写从这样几个表达面进行：首先是阴—阳符号表达面，这是《周易》文本中最具生发力、概括力的一对范畴。其它如刚柔、动静、升降、显隐、曲伸等都由此衍生。《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说卦传》“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庄子·天下》篇“易以道阴、阳。”王廷相《慎言·道体》“二气（阴阳二气）感化，纯象显设，天地万物所由以生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本府也。”《周易本义·周易序》对此有一个很好的总结：“故易者，阴阳之道也。卦者，阴阳之物也。爻者，阴阳之动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第186页）[3]太极乃气，气分阴阳，阴阳是万物化生、消长的基本动因，是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根。其次是乾—坤符号表达面，乾、坤乃《周易》首卦，地位举足轻重。《周易·系辞上传》“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所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最后，整个《周易》文本卦爻象的阐释生发原则、卦序、爻位变换，作为一种语义表达形式无不指涉“生生”这一中心内蕴。由这一中心语义作为表达面辐射的衍生语义，即不易、简易。生生摹写了天地万象的生命场景与永恒原则，此即“不易”；此场景与原则不是繁杂生命构件的堆砌，它尚简，它是由阴阳、刚柔、动静、乾坤等最简而又最具活力的生命位相互根、相荡、相摩生成的，唯其简，才更具生命空间、场能的辐射力，此即“简易”。正是“易”中心层次的文化语义，才充分摹写出汉语言文化世界的生命景观。
通过“易”的符号学结构分析，其语义层级可总结如下，由低到高依次为：字源符号学语义，文化符号学语义。具体展现为：变换更新（蜥蜴说、易牙说、易从日月）；变易（连山—易、归藏—易）；生生、不易、简易（周易—易）。字源符号学语义是文化语义的基础，同时规定了易之文化语义的走向，文化语义则是字源语义的提升、拓展与哲理化，不同层级的语义共生于“易”这一文化符号的语义拓扑空间中，摹写出汉文化独特的生命世界，同时，它的生成又依赖于对汉文化生命事件的参与。
参考文献：
［1］郭扬.易经求正解［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2］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朱熹.周易本义［m］.苏勇校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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