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之成为中国古代无与伦比的一部伟大的文艺、美学理论著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对哲学思想的借鉴和吸收。刘勰生当儒、道、玄、佛大融汇的南北朝时代，既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复以道家思想为重要的参照，同时又充分运用玄学、佛学的思想成果，从而为“论文”找到了一种全面、合理的思想支点①。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他对《周易》一书的融会贯通。笔者以为，《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不是枝节性的，而是全方位的；尤其是《易传》哲学，乃是《文心雕龙》的思想之魂。可以说，离开《周易》，我们是很难准确认识和把握《文心雕龙》的。
一
对《文心雕龙》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是《易传》；但《易传》既为《易经》之注，则《易经》对《文心雕龙》必然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任继愈等先生指出，由于《易经》本身“体现了一种数学上的变化规律，形式上严整而有秩序，对思维材料还是起了一定的组织作用”，它“蕴含着一种形式上的条理性”（第586，587页）[1]。应该说，这种“形式上的条理性”对《文心雕龙》所谓“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序志》）的严整的组织结构也是有影响的。当然，对《文心雕龙》产生全方位影响的还是《易传》哲学。
《易传》利用《易经》的形式框架，建构起一个天、地、人相统一的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系辞上》所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所谓“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所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等等，都在说明其着眼世界万物而欲建立一个庞大的思想系统。任继愈等先生曾指出：“中国《易传》哲学并不着重讨论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问题，而一直是把世界如何生成的问题作为思考的中心。……世界构成的问题着重讨论的是实体问题，而世界生成的问题着重讨论的是规律问题。”（第618页）[1]也就是说，《易传》作者更感兴趣的不是世界的本体是什么，而是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本身，其欲探寻的正是人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之运动变化的规律。其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序卦》）又说：“生生之谓易”（《系辞上》）、“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这种充满感情的对天地万物之生生不已的现象描述，实际上早已承认了其自然而必然，确乎把世界的构成问题抛在了一边。
当然，对天地万物的生成过程，《易传》有着详尽的叙述：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彖》）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彖》）
天地交而万物通也。（《泰·彖》）
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否·彖》）
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离·彖》）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彖》）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彖》）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姤·彖》）
天地节而四时成。（《节·彖》）
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辞上》）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系辞下》）
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
这些叙述已经蕴含着对天地万物之运行规律的探索和概括，但看上去颇有些漫不经心，以至于人们感受最为突出的还是现象描述的本身。毋宁说，它们都不过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注脚。但不应忽视的是，这种对现象世界的充分而又满含深情的描述，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我以为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点。古希腊哲学把生动活泼的自然世界归结为一种单纯普遍的本质（或水、或火、或原子），固然有其值得重视之处，但中国古代哲学中这种贴近自然和人生的思维却更易为人们所接受，从而产生激动人心的力量。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象》），既是《易传》哲学的必然结论，更是一幅现实世界人生的波澜壮阔的生动画卷。更重要的是，这种详尽的现象描绘实际上为规律的总结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从而使得那些看上去极为简略、甚至颇不引人注意的几点规律的概括，成为千古不易的法则而具有永恒的魅力，这就是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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