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的方东美先生，曾以人格类型拟喻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流派之格局，他将原始儒家（先秦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区别于宋明新儒家）称为崇尚“时”、“中”的“时际人”；将道家称为崇尚“虚”、“无”的“太空人”；称佛家为崇尚“不滞”、“无住”的“时空兼综而迭遣”者[1]。对于原始儒家，方东美先生论曰：
儒家代表典型之时际人，意在囊括万有之一切——无论其为个人生命之尽性发展，天地万物自然生命之大化流衍，社会组织之结构体系，价值生命之创造成就，乃至性体本身之臻于终极完美等等，——悉投注于时间之铸模中，而一一贞定之，使依次呈现其真实存在。问题的关键是：何谓时间？最简单之答复曰：时间之本质在于变易。[2]
由此，方东美追溯原始儒家作为“时际人”的哲学思想之本根，最终将其归结于《周易》这部古老而奇特的先秦典籍上。
的确，“时”之观念，在《周易》经传的思想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周易》用于名书之“易”字含义为何，古今歧异之说颇多，然究其根本意旨，当在于“变易”。“变易”为《周易》一书丰富哲理意蕴之核心内容，而“变易”的根本及必要之条件，就是“时”。宇宙自然与社会人生，万物生命迁流不息，变动无居，剥复交替，否泰转化，动静行止，潜见跃飞，均离不开“时”之因素、“时”之背景、“时”之偕同。此即《系辞传》所谓“变通者，趣时者也”。
一、《周易》经传中“时”之辞句析
“时”字在《周易》“经”部分中仅一见，为《归妹》九四爻辞：“归妹愆期，迟归有时。”此仅见之“时”字，似侧重于指“时”的具体意义（即“日期”），哲学的意涵并不显著，然而，统观“经”之全部，却不难发现，卦爻辞中虽少有“时”之名，但与“时”相关联的实质性的思想内容——时间、时机、时序、时势以及审时、待时、时变、时行等观念，却普遍而深刻地寓存于符号、言辞的象征之中。以《乾》卦为例，该卦以“天”为象征体，以“龙”为象征物，其六爻由初至上，潜、见、跃、飞至于亢，显示出一系列的变化、发展，而这种变化、发展，又必然是在时间条件下进行的，且呈现着特定的时间背景状态。其它诸卦，也都含有“时”义。故而王弼之《周易略例》直截了当地说：“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是故卦以存时，爻以示变。”[3]因此，“卦时”也就成为重要《易》例之一：六十四卦表示六十四“时”，即塑造出六十四种特定背景，从不同角度喻示自然界、人类社会中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理。……每卦六爻的变化情状，均规限在特定的“时”中反映事物发展到某一阶段的规律。因此，阅读六十四卦，不能不把握“卦时”这一概念。[4]
如果说，《周易》“经”部分所蕴含的“时”之观念是殷周之际的思想认识，那么，创作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易传》，正是承续了“经”中的相关思想，并结合日益成熟的“时”之观念，而得以进行更显明、更充分的阐说与发挥。
据统计，《易传》中出现“时”字共有57处。虽然《易传》中“时”之观念，不仅仅体现在出现了“时”字的辞句中，但出现“时”字的57处辞句，毫无疑问地，是“时”之观念的集中的、明显的体现。因此，对57处的归纳、分析，有助于我们对《易传》“时”之观念的初步把握。
下面将《易传》中出现“时”字的辞句略分为三类加以分析解说。
（1）“四时”之“时”（及“天时”、“治历明时”之“时”）
在《易传》中，组合成“四时”的“时”字凡九见：《文言》“与四时合其序”，《豫·彖》及《观·彖》“而四时不忒”（两处同），《恒·彖》“四时变化而能久成”，《革·彖》“天地革而四时成”，《节·彖》“天地节而四时成”，《系辞传》“变通配四时”，《系辞传》“揲之以四以象四时”，《系辞传》“变通莫大乎四时”。
“四时”，即春夏秋冬四季，是自然时序的变化。《系辞传》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孔颖达《周易正义》释《系辞传》之“变通莫大乎四时”曰：“谓四时以变得通，是变中最大也。”[3]圣人作《易》，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而天地自然中最能体现变化之状态及变化之时间因素者，就是四季。四季更替，周而复始，具有恒常、准确、有序、循环的特点，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又组合而形成生命的周期，这都给先民（“先王”“古圣”正是他们的智慧之代表）以直观形象、鲜明强烈的“时”与“变”的印象，先民由此积累了“时间”的自然观念并进而发展完善了相关的哲学观念。因此，在《易传》中组合成“四时”的上述九则句子中，已经具有了探究“四时”变化之原因、把握“四时”变化之规律的哲理内涵存在了，如“天地革而四时成”，“天地节而四时成”，“四时变化而能久成”等，联系“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可以说，在《易传》看来，“四时”变化乃阴阳刚柔相互间的变动在起着规律性的作用；而“与四时合其序”，“变通配四时”，乃至于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蓍占中“揲之以四以象四时”，都表现出了努力把握“四时”变化规律的主体能动的积极性。
与上述组合成“四时”的情况相同或相近的，在《易传》中还有《文言》的“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时乘六龙”，“后天而奉天时”；《革·大象》的“君子以治历明时”，《无妄·大象》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等，而《贲·彖》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在这方面的内涵更为显著，故虞翻以“日月星辰为天文”，“历象在天成变，故以察时变矣”[5]释之。
（2）“与时偕行”、“时行”之“时”（及“趣时”、“待时而动”之“时”）
这类包含“时”字的辞句在《易传》中出现最多。有《乾·文言》的“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损·彖》的“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益·彖》的“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坤·文言》的“承天而时行”，《大有·彖》的“应乎天而时行”，《遁·彖》的“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艮·彖》的“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小过·彖》的“过以利贞，与时行也”，以及《乾·文言》的“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乾乾因其时而惕”，《坤·六三·象》的“含章可贞，以时发也”，《丰·彖》的“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系辞下传》的“变通者，趣时者也”、“待时而动”等等，而《乾·文言》“亢龙有悔，与时偕极”，《节·九二·小象》的“不出门庭，失时极也”等，则属于对反面的训诫。这些辞句，寓有与“时”相配合而行动（主要是审时度势，积极而恰当地进取）的意义，具有多方面的哲理意蕴，下文将详析之。
（3）十二则“叹卦”中的“时”
这是特殊的一个类别。《周易》六十四卦中，有十二卦（《豫》、《随》、《颐》、《大过》、《坎》、《遯》、《睽》、《蹇》、《解》、《姤》、《革》、《旅》）的《彖传》，均以“大矣哉”之辞叹美该卦所含哲理意义的广大闳深，而叹美之辞中又均含“时”字。孔颖达论“叹卦三体”曰：
凡言不尽意者，不可烦文其说，且叹之以示情，使后生思其余蕴，得意而忘言也。然叹卦有三体：一直叹“时”，如“大过之时大矣哉”之例是也；二叹“时”并“用”，如“险之时用大矣哉”之例是也；三叹“时”并“义”，如“豫之时义大矣哉”之例是也。[3]
南宋学者项安世于《周易玩辞》中，沿承孔氏之说，进一步分析道：
《豫》、《随》、《遯》、《姤》、《旅》，皆若浅事而有深意，故曰“时义大矣哉”，欲人之思之也；《坎》、《睽》、《蹇》，皆非美事而圣人有时而用之，故曰“时用大矣哉”，欲人之别之也；《颐》、《大过》、《解》、《革》，皆大事大变也，故曰“时大矣哉”，欲人之谨之也。[6]
可见，在古代学者看来，“叹卦”之形式，乃是圣人的殚精竭虑而发之以慨叹，而圣人所“叹”，又均含有“时”之大义，突显出了对“时”之因素进行认识、判断、把握、运用的重要性。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时”之辞句及其所代表性地体现出的“时”之观念，贯穿于《周易》经、传之全体，其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而这正是其哲理内涵丰富性的显露。
二、对《周易》“时”之观念的象数模拟
对《周易》“时”之观念的重视，历代易家均有所认识，但在具体的把握与运用上，却有进路、取向的不同。与易学研究的整体上有着“象数”与“义理”两种不同的侧重点一样，历代易家对《周易》“时”之观念的阐发，也可大致地分为“象数模拟”及“义理思考”两种形态。本节先论“象数模拟”之形态。
对《周易》“时”之观念的象数模拟，两汉易学乃是代表。汉代是象数易学大昌的时期，汉代《周易》象数学所包容的领域至为广泛，所创立的易学条例也至为繁杂，……其中对后代最有影响的重要易说易例，约有“卦气”说的盛行、卦变爻变说的发展、用象方式的演变，以及纳甲、飞伏、互体、爻辰等具体条例的应用。在这些庞杂的形式与内容中，绝大多数与“时”之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农业文明相适应，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创制、发展，体现了先民们高度的思想智慧。《尚书·尧典》云：“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尚书·洪范》云：“四曰协用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都体现了对天文历法的高度重视。《逸周书·周月》中对年岁、季节、月份、节气的记载，表明了沿用至今的农历（夏历）很早就已经趋于成熟。《逸周书·周月》有“凡四时成岁，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又二月。中气以著时应：春三月中气，雨水、春分、谷雨；夏三月中气，小满、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气，处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气，小雪、冬至、大寒；闰无中气，斗指两辰之间。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等语，见《汉魏丛书·逸周书》。《逸周书》虽未能遽定为先秦之书，或即为后人伪托，亦有一定参考价值，可为佐证。汉易的“卦气”说，即与天文历法密切相关。汉易“卦气”说以气（气为周天流行的自然之气，为化生万物之根本）为本，取《周易》六十四卦与一年十二月的气候相配合。其中，《坎》、《离》、《震》、《兑》为四正卦，分主春、夏、秋、冬四季，其各爻则主二十四节气；其余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以合周天之数；又以《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十二辟卦主十二月，其各爻则主七十二候。十二辟卦象征“君”，余卦象征“臣”；四正卦象征“方伯”，值日各卦依次配以“公”、“辟”、“侯”、“大夫”、“卿”之名义，反复不已。于是，一年四季二至二分，风雨寒暑变迁流转，均以应合卦爻为节度。“卦气”说旧传乃出于西汉《易》家孟喜，而后至京房（指“后京房”，即焦赣之弟子，下同）更倡其说，余绪尚延及汉末魏晋，郑玄、虞翻、崔憬等家诸《易》说，都保留了以“卦气”说注《易》之例（详见于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及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所论）。从相关资料来看，“卦气”说用以占验的目的性是明显的。据学者研究，孟喜的“卦气”说受到《礼记·月令》的影响[7]，《礼记·月令》是关于天子因时行礼施政的记载，可见“卦气”说用以占验又显然与社会政治内容密不可分。由此可见，“卦气”说以对《周易》“时”之因素、“时”之观念的独特理解，建构起一整套象数模式，力图达到对宇宙自然乃至社会人生的规律性的把握，自有其思想文化史及古代科技史的价值。
西汉易家京房是构建易学象数体系的重要人物。在京氏所创易例中，“八宫卦例”与“八卦六位”是两大核心，而“八宫卦例”中的“世卦起月例”（又称“世月”、“世建”），乃用“八宫卦”分值十二月，其法与“卦气”说又不同；“八卦六位”则以五行、干支配入“八纯卦”，并推广于六十四卦，目的是用以占验。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又新创“爻辰”条例，其例取《乾》、《坤》二卦之十二爻，配地支之十二辰，又与古代音乐之十二律相配值，且与二十八宿、二十四气相配值。东汉末的虞翻，是将汉易象数体系推至顶峰的易学家，他在继承前人易说易例的基础上，创立了各种“卦变”、“爻变”条例，不仅囊括了前人涉及过的领域，更开创了自成理绪的崭新的体式，而他援引《周易参同契》之说（东汉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则是采京房之说）所立之“纳甲”说，乃以天干十数纳配于八卦中以相比附。凡此种种，都是将《周易》“时”之因素、“时”之观念与天地自然“时”之运行、“时”之征候进行勾联，以建立起相应的象数模式的努力。当然，汉易象数体系中，还包含着关于方位（空间）的因素与观念，且与“时”之因素与观念也有所联系，也值得注意。
至于宋代易学的新象数学——“图书之学”，也有涉及到《周易》“时”之因素、“时”之观念的，但与汉易略有不同，它表现为与宋儒对《周易》“时”之观念的义理思考相资为用的倾向。宋代学者致力于对《周易》“时”之观念进行象数模拟的代表性人物，当属北宋邵雍。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十四卷，《四库提要》论曰：“盖出于物理之学，所谓‘《易》外别传’者是也。其书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起于帝尧甲辰，至后周显德六年己未，而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是《经世》一书，虽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洵粹然儒者之言，固非谶纬术数家所可同年而语也。”[8]邵雍之说，立足于《易》之“数”，虽然他建构的以“《易》数”论史的体系确有为了思维的方便而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的缺点，但透过这种形式，它“也确实蕴含着一种真正的哲学，贯穿着一种把天地人三才统而思之的太极整体观，充分表现了邵雍力图建构体系以解释人类全部经验的宏伟的气魄胆识和探索精神”[9]。
对《周易》“时”之观念的象数模拟，汉易之说也好，宋儒之说也好，都多多少少地与卜筮占验有关，大抵立足于《周易》的卦爻之象、阴阳之数，结合《周易》“时”、“变”的要素，通过推衍象数本旨而运用于社会人生、政治文化的实际。其中自有杂芜与偏谬，然而，作为一种把握自然、社会的努力，其思想取向也不可简单排斥、轻易否定，特别是作为思想文化史上的现象，其深沉内蕴仍有值得钩沉与挖掘的价值。清代学者惠栋，毕生精研汉易象数学，他在《易汉学》一书中抒论道：“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可见，对《周易》“时”之观念的象数模拟，亦寓有创制者的深意。知此可思过半矣！
三、对《周易》“时”之观念的义理思考（一）
对《周易》“时”之观念的哲理内涵进行义理的思考，是另一种不同的学思进路。当然，正如进行象数模拟离不开对《周易》义理内涵的归依一样，进行义理的思考，也并非完全抛弃象数内容，此二者实乃相资为用者，惟侧重点不同罢了。
义理派的先驱者，扫象阐理、建树非凡的魏易家王弼，对“时”之因素、“时”之观念、“时”之智慧最为重视，甚至把“时”义作为易例的核心。其《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曰：夫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辞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惟变所适，故名其卦则吉凶从其类，存其时则动静应其用。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则一体之变，由斯可见矣。[3]
此说又涉及“变”的因素，但“变”存乎“时”，“时”为“变”得以展开的必备条件与背景。
后代的义理派易家，莫不重视“时”义。唐代孔颖达作《周易正义》，乃以王弼之注（《系辞传》及以下为晋韩康伯注）为基础，其延承王弼的思想观念自不待言。宋代欧阳修，其易学思想以“修吾人事而已”为宗旨，他在《易童子问》卷一中释《恒》卦时称：“圣人者，尚盈虚消息而知进退存亡者也。”[10]也是对“时”义的重视。
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义理学，则在继承前代义理派的易说易例的基础上，融合了具有浓厚时代特色的哲学内容——理学思想，反映了以研讨、阐发《周易》哲理的崭新的理性思考。程、朱对《易》的理解固有小异，但主旨上是趋同的。程颐把“时”之义看成理解《周易》的关键。他说：“看《易》，且要知‘时’。”[11]《程氏易传·序》曰：“
《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此说为朱熹所继承发挥，《朱文公文集·答范伯崇书》曰：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易也，时也，道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则谓之“易”；自其变易无常者言之，则谓之“时”；而其所以然之理，则谓之“道”。（卷三十九）[12]
朱熹认为：易，时，道，三者统一，均属内核要义，只不过是认识把握的角度不同罢了。
其他易家论“时”义者，实有不胜枚举之众。
那么，对《周易》“时”之观念的义理思考，具体有哪些内容呢？以下略加归纳整理并作出评析。
1．“时”之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人类关于“时”的认知，当是极古远的时代就出现了的。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中，天、地、人为“三才”，人类戴天履地，与宇宙自然一体共存，可以从天之日出月落、斗转星移以及地之草木枯荣、虫兽潜现中，感受到“时间”作为自然万物运动变化的背景与条件的存在。毫无疑问，“时”之自然属性，是直接启发先民产生“时”之观念的强有力的因素。《恒·彖》云：“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孔颖达释曰：“天地之不已，所以为利也。”“日月得天所以亦能久照。”“四时更代，寒暑相变，所以能久，生成万物。”“圣人应变随时，得其久长之道，所以能光宅天下，使万物从化而成也。”[3]这正是从对“时”之自然属性中得到启发的观念。
另一方面，人类作为具有社会关系的群体存在，也就必然地将对“天时”的认识所形成的观念引申融合到社会人生的领域中，将“时”之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紧密结合，甚至于对“时”之社会属性的重视超越了“时”之自然属性。大而言之，从王朝更迭的历史中得出“天命靡常”，“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彖》）的思想认识；小而言之，则君子之潜见跃飞、语默出处，无不关乎“时”也。如“损”“益”之道，于《损》《益》二卦中反复推阐，《彖传》云：“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从“时”之义看“损”“益”之道，有四时变化、更替相损益的自然属性，更有施于社会人生的社会属性。《淮南子·人间训第十八》曾载：孔子读《易》至《损》、《益》，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说苑·敬慎篇》及《孔子家语·六本第十五》亦有类似的记载。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的《要》篇中，有专论《损》、《益》二卦者：
孔子繇易至于损益一（当为“二”）卦，未尚（当为“尝”）不废书而□，戒门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当为“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衰老也，长〔夕〕所至也，故曰产。道穷焉而产，道□焉。益之始也吉，其冬也凶，其冬也吉。损益之道，足以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13]
此所载孔子之言，就是将“时”之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联系、相结合者。再如《乾·文言》的“与四时合其序”一句，孔颖达《周易正义》释曰：“‘与四时合其序’者，若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之类也。”[3]显然是于自然现象的四季更替中，加入了明显的社会人事的意义了。
2．“时”之客观存在与主观认识
《乾·文言》释九五爻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贲·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丰·彖》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些论说，都触及了关于“时”之客观存在与主观认识的问题，力求将“时”的客观存在纳入主观认识的范围中，给予主观认识的能动性作用以极大的重视。
就“时”之自然属性而言，它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规律性。就“时”之社会属性而言，它在具有客观性的同时，又受到参与其中的人的活动的一定程度的影响。第一位，应当是尊重“时”之客观存在；第二位，则应当是通过客观主观的努力，识“时”之义，知“时”之行，观“时”之变，用“时”之机，其最高境界即是《易传》所言“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者，亦即大人（圣哲）之道德智慧修养臻于对“时”的认识把握与自然存在妙合无间的境界。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宏愿的宋儒张载，在《正蒙·大易篇第十四》中说：“惟君子能与时消息，顺性命、躬天德而诚行之也。精义时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贞，孟子所谓始终条理，集大成于圣智者与！”[14]也就是对此种境界的赞美。
如何识“时”之义，知“时”之行，观“时”之变，用“时”之机？关键在于“知几”。《系辞传》云：“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引孔子语：“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几，谓事物发展变化之细微前兆，前贤论之多，辨之细，极矣。如孔颖达《周易正义》卷十二释曰：“几，微也，是已动之微。动谓心动，事动，初动之时，其理未著，唯纤微而已。若是已著之后，心事显露不得为几；若未动之前，又寂然顿无兼亦不得为几也。几是离无入有，在有无之际，故云动之微也。”[3]于事物发展的萌芽阶段就准确地研判其趋势，把握住极其微妙的“时机”，这就是“知几”。
《周易》多以圣哲垂范的形式，来强调对“时”之义的认识把握，目的还是落实到对社会人生活动的指导上。这也是对《周易》“时”之观念进行义理思考的要旨之一。
四、对《周易》“时”之观念的义理思考（二）
对《周易》“时”之观念的义理思考，还涉及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3．“时”之恒常状态与变异状态
“时”有其恒常状态，从其自然属性、客观存在而言，《豫·彖》、《观·彖》中的“四时不忒”即指此。《豫·彖》的“四时不忒”，意指天地顺沿物性而动，所以日月周转不致过失，四季更替不出差错。《观·彖》的“四时不忒”，意指观仰大自然运行的神妙规律，就能理解四季交转毫不差错的道理，事有必至，理所固然也。但是，《易》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不变），故而，《周易》又注意到“时”的变异形式，显示了在“常”与“变”对立统一关系上的辨证思维。“变”有“变化”、“变动”、“变通”诸义，《系辞传》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这段话中，“不可为典要”与“既有典常”，看似相互矛盾，实则揭明了“常”与“变”的辨证关系。
前文所述“圣人叹卦”者，大多体现了对“时”之特殊状态的关切。下面在“叹卦三体”中各举一例进行分析。
《遯·彖》为“时义大矣哉”之叹。依项安世之论，此属“若浅事而有深意”，“欲人之思之也”。《遯》卦，有阴气渐长而上侵阳刚之象，孔颖达称：“（处“遯”之时）小人方用，君子日消；君子当此之时，若不隐遯避世，即受其害，须遯然后得通，故曰‘遯，亨’。”[3]再细察其所拟取之象：《遯》之时，并未到《否》之“非人道交通之时”，或《明夷》之政治昏暗之世，然其趋势已渐显露，更需要见几研判的智慧。《遯·彖》称“与时行也”，言随顺时势而采取行动，这里特指顺时退避。孔颖达又专释“遯之时义大矣哉”说：“相时度宜，避世而遯，自非大人照几，不能如此；其义甚大，故云‘大矣哉’。”[3]欧阳修也强调说：“遯者，见之先也”。[10]《遯》卦六爻，下三爻因各种环境条件的限制，或不及遯（初六爻之“遯尾”是也）；或不能遯（六二爻被“黄牛之革”所“执”）；或不愿遯（九三爻“系遯”是也）。上三爻则阳刚在外，均能识时遯退，以不恋私好、毅然远去为美。全卦行“遯”之事，重在上卦，而上卦又以上九爻之“肥遯”（高飞远退）的喻象最为典型。尚秉和曾以史事例析道：“不能不遯者，时不可也，故曰‘与时行’。遯太早则有过情之讥，如严光是也；太晚则不能遯，沉溺于小人之中而不能免，如刘歆是也。”[15]此说明不得其时之遯的偏失，以证遯宜合时的义理。
《坎·彖》为“时用大矣哉”之叹。依项安世之论，此属“非美事而圣人有时而用之”，“欲人之别之也”。《坎》卦下坎上坎，为重重险陷之象。孔颖达专释“坎之时用大矣哉”说：“天地已下，莫不须险，险难有时而用，故其功盛大矣哉。”又疏王弼注语“非用之常，用有时也”说：“若天险地险，不可暂无，此谓人之设险，用有时也。若化洽平治，内外辑睦，非用险也；若家国有虞，须设险防难，是用有时也。”[3]儒家思想崇尚中正平和，用险、行险，均属于非常状态，故《彖传》强调须行之以正，用之有时，方能发挥良好作用。
《大过·彖》为“时大矣哉”之叹。依项安世之论，此属“大事大变也”，“欲人之谨之也”。《大过》卦下巽上兑，初、上两爻为阴，中间四爻均阳，为“大为过甚”之象。卦辞以“栋桡”喻示事物“大过”的反常情况，孔颖达认为有二义：“一者，物之自然大相过越常分”；“二者，大人大过越常分以拯患难”。程颐在论《大过·大象》时说：“君子观《大过》之象，以立其‘大过人’之行。君子所以‘大过人’者，以其能独立不惧，遯世无闷也。天下非之而不顾，独立不惧也；举世不见知而不悔，遯世无闷也。”[3]《大过》之“时”属于非常状态，是显而易见的。那么，非常时刻，必须有非常之举措，《周易》对此是极为赞成的，但从“时大矣哉”之叹到诸爻辞正反、吉凶之勉与诫，又确实含有“欲人之谨之也”的深意。
总之，处理好“时”之异常的变异的状态，与遵循、把握“时”之恒常状态是相辅相成、相资为用的，二者不可偏废。
4．“时”之现实性与可能性
“时”的因素，从动态上考察，又可分为现实性与可能性两种情况。“时”之现实性，指与“时”相偕而出现的已然之条件；“时”之可能性，则指由于人的因素的介入而对“时”产生影响。在自然与人力之间、客观与主观之间，后者对前者的能动作用，表现为促使“时”之条件往符合自身愿望、利益的可能性方向上发展，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时”作为宇宙自然、社会人生存在的背景条件，它为任何生命主体提供了众多的成功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时变、时机、时势等，都包含着认识、把握“时”之可能性并促使其转化为现实性的思想观念。
在这个问题上，首先需要认识到：“时”之可能性只是潜在之“机”，它并不等于现实，由可能性到现实性，仍需有条件和历程。这是总的指导思想。其次需要认清时机，才能“因其时而惕”、“待时而动”，以期“与时偕行”。《周易》的《需》卦，下乾上坎，为“需待”之象征，其卦辞云“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朱熹《周易本义》释曰：“以乾遇坎，乾健坎险，以刚遇险，而不遽进以陷于险，待之义也。”“坎水在前，乾健临之，将涉水而不轻进之象。”“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贵于能待，则不欲速而犯难也。”[16]这是重视“待时而动”者。再如《蛊》卦，下巽上艮，象征“拯弊治乱”，卦辞中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之辞，对其解说历来纷纭，程颐《易传》称：“甲，数之首。事之始也”，“治蛊之道，当思虑其先后三日，盖推原先后，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谓先于此，究其所以然也；后甲，谓后于此，虑其将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虑之深，推之远也。”[17]其中，“究其所以然”和“虑其将然”云云，就是对“时”之现实性与可能性问题的高度重视。此外，还应该具有把握时机、驾驭时机的能力。《乾·文言》中言及“时”的辞句较多，“乾乾因其时而惕”值得注意，其文饰《乾·九三》，强调的是“进德修业”。《坤·六三·象》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含章”指内含美质，需“含章”方能因应其“时”而有所发。《系辞传》有“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句，惟“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才能“出而有获”。倘若自身的修养、能力不够，那么，无法把握时势、时机，“见机不遂者殒功”，等于无势无机——那只是可能而非现实。
当然，以上所论及的对《周易》“时”之观念的义理思考，仅其要点而已，其更为广泛丰富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细致地分析品味。
五、《周易》“时”之观念的现代启示
“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这是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谢短篇》中的一句警言。《周易》作为中华文化的“本根”之一，记载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下的先民（所谓“圣哲”正是他们的代表）思想智慧的精华，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文化诸多领域。《周易》“时”之观念，积蕴了先民们对自然万物、社会人生的观察认识、理解把握的思想智慧，而后代的易学家，更融汇了各自的深思睿识，构成了独特的文化遗产。因此，处于新的历史时期的我们，不能做“知今而不知古”的“盲瞽”；但同时，若不努力促使传统文化有效地实现现代的转换，从而在当代急遽的现实社会中发挥启迪人心的道德智慧，乃至发挥理性实践上的积极作用，则又有“知古而不知今”的“陆沉”之虞。
本文开头所引的方东美先生之语，是其对传统文化梳理分析的一部分内容。方东美先生及当代新儒学诸先生，均以自觉担待承接儒学之“道统”为使命。对他们的思想言论，尽管目前还存在着不同倾向的评价，但他们的使命感及源于使命感的努力，还是赢得了普遍的敬意。当代新儒家对《周易》这部奇特玄妙的经典极为重视，而且对“因时变革”的《易》之精神更有精彩的阐发。结合现当代学者的相关论说，我们认为，《周易》“时”之观念的现代启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把握：
1．原则与方法
“时”是万物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背景要素，自然与社会在“时”之背景、“时”之条件下的运动变化，有它的客观规律性。但只有“时”之因素进入了主观领域后，才能显示出其积极意义，才能发挥出其积极效能。《周易》给予主观认识的能动性以重要的地位，强调时为我所用，我与时偕行，其思想原则的合理性价值，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且，《周易》倡导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垂范后世，力图将天行之客观与人力之主观协同起来，意义深广。因为，对不思进取的人来说，“时”之有无并无特殊意义，不是错过时机，就是误判时势。
但是，落实到指导我们实践的具体方法上时，“神道设教”的迷雾显然应该澄清、摒弃，而应该代之以现代科学的方法。大而言之，对国际政治格局、国内政治状况、经济形势、文化建设等等问题的研究，对现实情况与发展趋势的判断，均应尊重客观事实，遵循科学的方法，慎重从事；小而言之，对自身发展中目标的设计、途径的选择等等，都应以理性的方法去处理。那种将《周易》的哲理歪曲为术数迷信的逆流邪气，应该坚决抵制；而那种随意夸大“《周易》哲理”的方法论意义，以“《周易》哲理”来简单地介入专门领域的似是而非的做法，也应该加以防范。
2．判断与施行
在《周易》的“时”之观念中，诸如“见微知著”、“终则有始”、“守时待变”等思想，对我们今天研判“时机”、“时变”、“时势”有借鉴意义，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程度已极大地增加，《周易》的“见微知著”，如《屯·六三》所云“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之类依单一或少量因素进行判断的情形，已经难以与现代社会生活进行类比，因此我们的今天对“时”的判断，应该综合诸多要素、诸多条件、诸多力量的整体加以分析。《周易》“终则有始”的变化发展的观念，表明时间的周流使自然的变易相生相成，悠久无限，所以它不说“始终”而必说“终始”。但是，这是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思想，有循环论的变化发展观的局限，如《泰·九三》所云“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者。我们的今天对“时”的判断，需要把握“终始”的枢机，而在分析“终始”转换之际时，更需要突破循环论的局限，表现出超迈古圣前贤的胆识。《周易》中关于“守时待变”的言论颇多，深察其意蕴，可知这些言论反映出的思想，绝非意味着时机有利时可以坐享其成，也非意味着时机不利时坐以待毙，其真义在于：正视现实，精于判断，积极而慎重地采取行动，利用有利时机，使举措趋于完美；转化不利时机，使局面得以改观。这种思想无疑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如果说，由于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当时的“守时待变”较为机械、迟缓，而今天我们的“守时待变”则更需要《系辞传》中所引的孔子语“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的积极迅捷的行动。
3．预期与修正
《周易》的“常中有变”的思想，指出了因为“时”中含有“变”的因素，所以宇宙万象才能异彩纷呈，历史才能生动奥妙。也正因为如此，“时”的机遇才显得宝贵。这对我们研判时势，把握时机，实施举措启发极大。在古代社会中，“常”为“经”为“主”，“变”为“权”为“辅”，而现代社会似乎以急遽变化为“常”态，但“常中有变”与“变中有常”绝非根本对立，“守常应变”与“处变促常”，都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把握。“常中有变”思想观念，落实到行为中，就有一个“预期与修正”的问题。《系辞传》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颇有莫测高深的神秘感，但其理却又“至简至易”，即在会通“时”之客观性与主观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事有必至，理所固然，然而，世界的发展变化又不是机械呆板的。在科学分析、理性判断之下设定的预期目标，固然需要坚持不懈地去实现，但如果拘泥呆板不能变通修正，亦难免有《屯》之初难、《否》之闭塞、《坎》之险陷、《蹇》之困顿……
由此，我们联想到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共同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一至今仍被视为当代新儒学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中有论及“西方所应学习于东方之智慧者”的一节，称：
西方人应向东方文化学习之第二点，是一种圆而神的智慧。……所谓“圆而神”，是中国《易经》里的名词，与“方以智”对照的。……必人能于其普通抽象之概念原理，能才执即化，而有与物宛转俱流之圆的智慧，而后心之精神之运，无所不伸。故谓之圆而神之智慧。……而中国人则随处以此圆而神之智慧，体会自然生命，观天地化几，欣赏赞美活的人格之风度，以至以此智慧观时代之风会气运之变，并本此智慧，以与人论学，而应答无方，随机指点，如天籁之流行。[18]
“圆而神”一说见于《周易·系辞传》，原文为“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智）”，是说明以蓍占卜时能将宇宙天地，社会人生的普遍哲理（“道”）与具体的事项圆通融合，从而显出它的奇妙；占得卦形符号后，则呈现出既定的形态，表现了奇妙智慧在具体事项上的运用、解说。当代新儒家将《周易》所倡言的“圆而神”的思维形式作为东方文化的精髓加以赞许，并向世界人士推荐。“圆而神”的智慧神采，在它不拘泥，不僵滞，注重于互通互摄的宇宙大系统的整体性，这又从另一方面对我们把握、处理“时”之因素和条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时”之义，大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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