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裴传永
《礼记·礼运》开篇便写道: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弟兄,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
这400多字的一段话,便是古往今来被人们称颂不已的“大同小康”之论。
《礼运》篇的作者明确地把“大同小康”之论的发明权和著作权归之于千百年来无出其右的大思想家孔老夫子名下,并言之凿凿地说这是孔老夫子在“与于蜡宾” 事毕,对他的得意门生子游(姓言名偃)发表的一番宏论。对于《礼运》作者的这一说法,古往今来经历了一个始信终疑的曲折过程,且迄今仍在争执,靡有定论。“大同小康”之论的作者问题似乎成了一桩难以了断的公案。笔者认为,鉴于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鉴于“大同小康”之论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尽快辨明孔子与“大同小康”之论的关系,有着非凡的学术意义。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就此略陈管见。
一
为有助于问题的展开,我们不妨先把历史上围绕孔子与“大同小康”之论关系的纷争作一番大致的回顾。
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自《礼运》成篇以后,直到有唐一代,人们对“大同小康”之论出自孔子之口不曾提出过怀疑,也就是说,人们是接受了孔子是“大同小康”之论的发明者的说法的。但是到了宋代,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