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古义考

汉初，易学的传承已有了“今义”与“古义”之分。此所言“今”、“古”，不同于今、古文经学中的“今”与“古”，非谓田何所传的今文易学与费直所传的古文易学。《易》之“今义”凸显的是一种德性优先的浓郁人文关怀，而《易》之“古义”，则更多地关涉明阴阳、和四时、顺五行、辨灾祥等卜筮之旨。田何的今文《易》中，既有传世的“今义”，又有我们要考索的“古义”。而费直的古文《易》中，既有“长于卦筮”的“古义”，然而又“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1]故古文《易》其文字虽古，但用这些古文字解释的却是《彖》、《象》、《系辞》等孔子及孔门弟子撰述阐发的《易》之“今义”。“古义”与西汉孟、京《易》中用以占筮的象数内容虽密不可分，然而又与兴盛于东汉的象数之学并不相同。东汉象数易学主要运用互体、连互、卦气、爻辰等作为解释《周易》经文与今本传文的手段，为当时已占主导地位的《易》之“今义”包上一层象数外衣，作一番象数的注释，其与《易》之“古义”明阴阳之变，以辨灾异的宗旨相去已远。

《易》之“今义”确立于孔子而称“今”，《易》之“古义”由来已久而称“古”。当秦始皇焚书时，《周易》“古义”尚占主导地位，并因被定位为“卜筮之书”而逃过了那场劫难。“古义”由丁宽传授至高相，据《汉书·儒林传》，“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而当时京房师从焦延寿，焦延寿又经常向孟喜问《易》，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亦应传自其师祖丁宽，《汉书·儒林传》虽依梁丘贺而称其为“诈言”，但据本人考证，事情并非如此。高相与孟喜都得丁宽言“阴阳灾变”之书，那么，这“阴阳灾变”书，显然应属《易》之“古义”。可见直到汉初，“古义”仍有传承。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由于《易》之“今义”被定为官学正统，“古义”便逐渐衰微，而鲜为世人所知了。

近年来，由于帛书《易传》等考古资料的出土，为我们重新审视和解读古籍中的“古义”资料，并辨明“古义”与“今义”的由来与演变，提供了极好的机缘。本文不揣谫陋，专就《易》之“古义”问题作一番稽考。

一

汉代易学之传，多由田何。《汉书·儒林传》称：“丁宽，字子襄……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

当时丁宽与服生、周王孙等一起师从田何学《易》，且最得田何赏识，但学成之后，却又至雒阳从周王孙“受古义”。可知当时田何传《易》的内容，尚有传于周王孙的“古义”，“号《周氏传》”者。那么，田何传于其它弟子的，显然就是“今义”了。田何为什么要将《周易》分成“今义”与“古义”而分别传授之？“古义”的内容又是什么？

赖于帛书《易传》的出土，使我们找到了初步的答案。

案帛书《要》篇曰：“子赣曰：夫子亦信亓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亓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亓后乎？”

以上这段文字很清楚地表达了孔子的《易》学观：他对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孔子不迷信占筮，不以此求吉求福，而是主张“君子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故而他读《易》在“求亓德而已”。与一般人的读《易》研筮之路“同涂而殊归”。当然孔子也不是全然否定《易》的占筮功能，孔子亦占，且“吾百占而七十当”。只是不赞成那种“赞而不达于数”“数而不达于德”的“史巫之筮”。故孔子读《易》重在“观亓德义”而“后亓祝卜矣”。体现的是一种真切浓郁的德性优先的人文关怀，开启了一种将人文精神灌注于其中的正大人文《易》的路向。

我们认为，孔子的这些读《易》心得，直至今天都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他的如上《易》学研究方法论，深深影响了他的弟子及当时的一般学人，为《易》学研究送来新的思维阳气。而孔门弟子及其再传弟子，为了不使“后世之士疑丘”，故而对《易》学研究的内容、方法与视角，本着“君子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的精神，进行了一番“后其祝卜”的改造，形成了一套重在“求亓德而已”的研《易》“新义（今义）”。由帛书《易传》的内容考之，这套“新义（今义）”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但因“不问于古法，不可顺于辤令。”（帛书《要》篇语）。故汉初田何尚传古义。由《汉书·艺文志》所载“《易》十三家”中，我们仍可略考当时的“古义”：

“《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案《汉书·儒林传》载，丁宽曾著“《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

丁宽授田王孙，田王孙授施仇、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以此考之，《易经》十二篇之注当受“训诂举大谊”的影响，因而属于今义。

“《易传》周氏二篇。”

颜师古注：“字王孙也”，此系周王孙之著，当然为古义。

“服氏二篇。”

因资料缺，难以辨其古今之义。

“杨氏二篇。”

据颜师古注，“杨氏”即杨何，据《汉书·儒林传》载，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

“皆著《易传》数篇”，王同又“授于淄川杨何”。故杨何之《易》当有古义影响。

“蔡公二篇。”

颜师古注：“卫人，事周王孙”。显然属古义。

“韩氏二篇。”

已难考其古今之义。

“王氏二篇。”

已难考其古今之义。

“丁氏八篇。”

依颜师古注，丁氏即丁宽也，此处云“丁氏”而未云《易说》，可证非“训诂举大谊”

的《易说》三万言，此八篇当有古义。

“《古五子》十八篇。”

颜师古注：“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案：此注非常重要，《汉书·魏相传》

载魏相上书言事，曾表采《易阴阳》，我们仅得其要，而“自甲子至壬子”，乃在于解说《易阴阳》。笔者在后文对此作了初步考证，兹不赘述，此书当然属古义。

“《淮南道训》两篇。”
颜师古注：“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据笔者考证，《淮南道训》属

古义无疑，详见后文。

“《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

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神输者，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据

此数语考之，《神输》大旨与《易阴阳》及帛书《要》篇所云“五官”“六府”“五正”之旨同，故为古义无疑。

“《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

颜师古注：“嘉即京房所从受《易》者也”。案孟、京之学，其主要内容确得古义之传，此点下面有专文讨论。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此“章句”即《汉书·儒林传》所云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谊”的“今小章句是也”，当属今义之作。
由以上所考看，西汉“凡《易》十三家”中，起码有八家尚传古义。

二

这种《周易》研究重在“观亓德义”的新义（今义）之旨，虽然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但由帛书《易传》的内容看，它对古义的删削与改造，还是不如今本《易传》来的更加彻底。故而对比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我们还是可以寻到一些古义的内容与踪影。由于西汉之后，《周易》古义亡佚甚重，故而帛书《易传》留给我们的这些古义踪迹，就弥足珍贵了！以下我们先专注于帛书《易传》，看它究竟传达给我们哪些古义之信息。

帛书《易传》之《要》篇曰：“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也，此胃易道。故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又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亓请者也。故胃之易又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

《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由于《要》篇的出土，我们方知，《说卦》所谓“顺性命之理”即《要》篇所释之“顺于天地之也，此胃易道。”《说卦》仅以“阴与阳”说“天道”，而《要》则进一步解释说“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由此可知，先秦时人们已以日月星辰表示阴阳之变矣！同样，“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亦由于《要》的出土，我们方知此“柔刚”乃指“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因此，早在先秦时代，《易》中之“地道”已与五行相结合矣！由于今本《易传》中已删去五行之说，因此，过去人们总是不明白：《史记·太史公自序》为何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如今，由于《要》篇重见天日，我们方知此说实本之于先秦帛《易》也。可证汉初杨何《易》中有帛书古义内容的传授，同时，我们亦由此而知《京氏易传》中以五星、五行等解《易》之内容，非孟、京自造也，实由古义得之。
重要的是，《要》篇接下来又说：“又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我们知道，孟、京“卦气”说的核心即是以八卦示四时阴阳之变，故此语之出，可以作“卦气”说早在先秦已有的又一条确证。

《要》篇紧接着说：“故胃之易又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何谓“五官”？何谓“六府”？遍考先秦及汉魏时代诸典籍，虽然《管子·五行篇》早已说过“五官于六府也，五声于六律也”，“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然而唯有《淮南子》一书对此作了最具有针对性的明确回答。

考《淮南子·天文训》：“何谓五官？东方为田，南方为司马，西方为理，北方为司空，中央为都。何谓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

《淮南子》一书对帛书《要》篇所云“五官” 、“六府”说作出了有针对性的回答，可证《淮南子》确得先秦帛书古义之传也。那么，它所作上述回答，意究何指？我们且据相关资料作一番考索。

高诱注“五官”曰“田主农，司马主兵，理主狱，司空主土，都为四方最也。”

案《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又说：“东方者木，农之本，司农尚仁，进经术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执规而生……耕种五谷，积蓄有余，家给人足，仓库充实，司马食谷。司马，本朝司马尚进贤圣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见……执规而长。至忠仁厚，辅翼其君……官者司营，司营者，土也，故火生土。中央者，土，君官也，……执绳而制四方，……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事不逾，执权而伐，兵不苟克……执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金生水。北方者水，执法司寇也……执衡而藏……司农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又说：“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火者夏成长木朝也……土者夏中，成熟百种，君之官……金者秋，杀气之始也……水者冬，藏至阴也。”《春秋繁露·五行相胜》亦说：“木者，司农也……火者，司马也……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营，……金者司徒也……水者，司寇也。”

由以上所引可证，所谓“五官”，实为古人以人文价值之视野，依据“五行”之生克机制，赋予五行的五种社会人文爵位名号。

至于《淮南子·天文训》对“六府”所作回答之“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淮南子集释》云：“补曰：《时则训》云：‘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此即“六府”。

案《淮南子·时则训》又云：“孟春始赢，孟秋始缩；仲春始击，仲秋始内；季春大击，季秋大内；孟夏始缓，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毕，季冬刑毕。故正月失政，七月凉风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冻；五月失政，十一月蛰虫冬出其乡；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脱；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发；九月失政，三月春风不济；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实；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谷疾狂。”

案“凉风不至”“雷不藏”云云，皆发挥《礼记·月令》而来，与尔后孟喜“七十二候卦气图”之旨完全相合也。考《汉书·律历志》：“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始于子，在十一月……位于丑，在十二月……位于寅，在正月……位于卯，在二月……位于辰，在三月……位于巳，在四月……位于午，在五月……位于未，在六月……位于申，在七月……位于酉，在八月……位于戌，在九月……位于亥，在十月。”可证所谓“子午”“丑未”等等，乃指一年十二月阴阳消长变化也。故《京氏易传·卷下》云：“阴从午，阳从子，子午分行，子左行，午右行，左右凶吉，凶吉之道，子午分时。”又说：“吉凶之义，始于五行，终于八卦，从无入有，见灾于星辰也，从有入无，见象于阴阳也，阴阳之义，岁月分也。岁月既分，吉凶定矣，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其说亦合“六府”之旨。

笔者以为，“六府”之说，正与《京氏易传》中“六冲”说相合，我们知道，依《京氏易传》，乾卦自初九爻至上九爻依次纳“子”“寅”“辰”“午”“申”“戌”，而坤卦自初六爻至上六爻依次纳“未”“巳”“卯”“丑”“亥”“酉”，故“六府”之内容，正与乾、坤两卦中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相冲之说符合。故有关“六府”说与《京氏易传》的关系，我们还需作进一步考证。
帛书《要》篇于“五官”“六府”之后，又说“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百扁，难以致之，不问于古法，不可顺以辤令，不可求以志善。”

何谓“五正之事”？案《白虎通义》中有“三正”之说，乃讲周之“天正”，殷之“地正”及夏之“人正”。《春秋繁露·四时之副》中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今由帛书《要》篇之上下文意观之，笔者以为，此“五正”即《鹖冠子》一书所云“五正”，即：神化、官治、教治、因治、事治。《鹖冠子·度万》：“庞子曰：‘敢问五正’。鹖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因治，有事治’。庞子曰：‘愿闻其形’。鹖冠子曰：‘神化者于未有，官治者道于本，教治者修诸己，因治者不变俗，事治者矫之于末’。庞子曰：‘愿闻其事’。鹖冠子曰：‘神化者，定天地，豫四时，拔阴阳，移寒暑，正流并生万物无害，万类成全，各尸气皇。官治者师阴阳，应将然。地宁天澄，众美归焉，各尸神明。教治者，置四时，事功顺道，各尸贤圣。因治者，抬贤圣而道心术，敬事生和，各尸后王。事治者，抬仁圣而道知焉，苟精牧神，分官成章，教苦利远……而各尸公伯’。”此“五正”说包含了天地、阴阳、四时、寒暑等内容，因而与“五官”“六府”说是相承的。

考《要》篇所云“五官”“六府”“五正”，及其以日、月、星、辰示天道阴阳，以水、火、木、金、土五行示地道柔刚，更有明确显示“卦气”说的内容：“又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由如上文字考之，其说多与《京氏易传》相合。可证孟、京之学确有所本。

另外，据《汉书·儒林传》载，杨何曾师从王同学《易》，但当时周王孙的著作亦流传于世，因此，杨何《易》中当有《周易》古义的内容。据《史记·司马迁传》介绍，太史公司马谈曾学《易》于杨何，因此，司马谈亦肯定得《周易》古义之旨。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有一段表达其《易》学观的话：“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此说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帛书《易传》所传达的《周易》古义之旨，它之与孟、京之卦气说、《汉书·艺文志》所载《神输》说及《汉书·魏相传》所载《易阴阳》说之相合，乃是显然可见的。

三

在对帛书《易传》所留给我们的古义踪迹进行上述考索的过程中，《淮南子》的价值得以初步显现。以下我们将以《淮南子》为主，进一步考稽《周易》古义之内容。

案《汉书·魏相传》记载魏相上表言事中，表达了其《易》学观：“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由以上所引考之，魏相所引“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云云，当属于《易阴阳》的内容。魏相所云东、南、西、北、中央五神各执“规”“衡”“矩”“权”“绳”而司春、夏、秋、冬，此说亦与《淮南子·天文训》所载“五星”之说基本相同。
《淮南子·天文训》说：“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与此相似的记载，亦见于《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等。

只是魏相以八卦中震、离、兑、坎四卦司一年春、夏、秋、冬四季，此不见于《淮南子·天文训》。据笔者考察，魏相殁于宣帝神爵三年，即公元前59年，他先后任郡卒史、茂陵令、河南太守，被霍光逮捕下狱后又复为太守，并逐步升至大司农，御史大夫。如以其寿为60—65岁计，则魏相约生于公元前120—125年左右，《汉志》既称其“少学《易》”，则魏相学易当在公元前105—110年左右。而《淮南子》修成正当汉武帝“方好艺文”的“元光”“元朔”年间，约公元前130年左右，与之相距不过二十余年的时间。魏相引《易阴阳》《明堂月令》言之，且其说“有师法”。故《淮南子》作者肯定亦会见到此书，但此处意在引“五星”而说天文，故而未提震、离、兑、坎诸卦。另外，我们知道，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即有《五星占》一书，另外还有篆书及隶书的《阴阳五行》等数术类书。

考之《隋书·经籍志》其“天文类”中有《巫咸五星占》一卷《五星占》一卷，陈卓另撰有《京氏释五星灾异传》一卷，故而以五星说灾异当与《易》有关，特别是与《易》中的阴阳寒温有关，故而京氏才特予释之。《淮南子·天文训》此处意在释天文，故而略去八卦不谈也。

《淮南子·时则训》说：“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肃。夏行春令，风；行秋令，芜；行冬令，格。秋行夏令，华；行春令，荣；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雾。”

而魏相亦说：“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汉书·魏相传》）所谓“春兴兑治”即春兴秋治；“秋兴震治”即秋兴春治；“冬兴离治”即冬兴夏治；“夏兴坎治”即夏兴冬治也。故《淮南子·时则训》中如上之说与《易阴阳》说正合，亦证属“古义”内容。

《淮南子·天文训》未言震、离、兑、坎诸卦，不能说明当时尚无此说的另一条证据是，如前文所引，魏相还曾提到“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案《白虎通义·八风》释“八风”曰：“风者何谓也？风之为言萌也。养物成功，所以象八卦，阳生于五，极于九……行狱川。”

《白虎通义》所释“八风”内容与《淮南子·天文训》之“八风”相同，重要的是《白虎通义》释“八风”时特别强调：“风之为言萌也。养物成功，所以象八卦”。其旨与《汉书·魏相传》中魏相言“八风之序立”后，震司春、离司夏、兑司秋、坎司冬相同，亦与孟、京“卦气”说相同，据笔者考察，施、孟、梁丘三家易的完成约在公元前70年左右，由魏相“少学《易》”“明《易经》，有师法”（《汉书·魏相传》语）故魏相所学之《易》显然早于孟喜，《汉书·魏相传》又记载魏相奏请皇帝“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职以和阴阳”，“臣愚以为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圣贤未有不繇者也。”由以上所考思之，汉人所存“古义”见于《古五子》《易阴阳》及《明堂月令》等书，《淮南子·天文训》在言及“五星”“八风”时，因其在论天文，故未涉及“所以象八卦”的内容，故未明确点出震春离夏兑秋坎冬诸卦象，但由以上所考看，当时早已有此说是无疑的。

四

为了进一步证明上文我们所阐述的观点，兹再看《淮南子》中的另一段文字。

案《淮南子·地形训》曰：“凡人民禽兽万物贞虫，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飞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马，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彘，彘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猿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风，风主虫，虫故八月而化。鸟鱼皆生于阴，阴属于阳，故鸟鱼皆卵生，鱼游于水，鸟飞于云，故立冬燕雀入海化为蛤。”此段文字亦见于《孔子家语》，可证《孔子家语》一书虽出自后儒所撰，但其多数内容实出自先儒之手，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重要的是，帛书《缪和》篇有这样一段文字：“凡天之道，壹阴壹阳，壹短壹长，壹晦壹明，夫人道九之。”笔者以为，凡解帛本“人道九之”的资料，皆不如上引《淮南子·地形训》中“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说的更为清楚明白。同时，如上引文中还有一段文字，透露出《淮南子》早已先于孟、京而以“卦气”说《易》了：

“八主风，风主虫，虫故八月而化。”先儒在注《淮南子》与《孔子家语》时，因其不明“卦气”之说，故注文多以改字读经方式注之，如《淮南子集释》引杨树达云“‘月’字《集证》本作‘日’，是也。《说文》十三篇下‘风部’云‘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论衡·商虫篇》亦云‘虫八日而化’并其证。”《淮南子集释》撰者何宁也认为“杨说是也。盖涉上诸‘月’字而误。”

其实，杨树达先生之说及何宁先生案语皆不确。所谓“八主风，风主虫，虫故八月而化”实指“卦气”中秋分之“次候”“蛰虫培户”，因依“卦气”说，巽为风，又为八月之卦。秋分在八月，其次候为“蛰虫培户”，故“八主风，风主虫，虫故八月而化”。此句是依“卦气”而出，先儒未能明察于此而改字读之，至憾！

重要的是，《淮南子》中还有《古五子》的内容。

如前所引，《汉书·艺文志》载“《古五子》十八篇”，颜师古注：“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可知《古五子》是一本解说《易阴阳》的书，其主要内容是以“自甲子至壬子”解说《易阴阳》之要。

考《淮南子·天文训》曰：“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黄。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而岁终。”可知所谓“自甲子至壬子”乃指甲子至丙子、戊子、庚子，以至壬子，由此五子示木火土金水，五行各领七十二日而终一岁也。

《淮南子集释》释此曰：“补曰：‘置一岁日，以五气分之，则七十二日为一节，而得其用事之日。’《艺文志》有《古五子》十八篇，师古云‘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始即《淮南子》所云也。《易稽览图》曰：‘甲子“卦气”起《中孚》，《复》生《坎》七日’是冬至常为甲子受制。”由此注可知，《古五子》在解说《易阴阳》时，贯穿了“卦气”之说。《淮南子·天文训》又说：“甲子受制则行柔惠，挺群禁开阖扇，通障塞毋伐木，丙子受制，则举贤良、赏有功、立封侯、出货财，戊子受制，则养老鳏寡、行粰鬻、施恩泽，戊子受制，则缮垟垣、修城郭、审群禁、饰兵甲、儆百官、诛不法，壬子受制，则闭门闾，大搜客。”其实，《古五子》的内容，早在《管子》一书中已有表述，案《管子·五行篇》：“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命左右工师内御……七十二日而毕。”刘绩注曰：“自甲子起，周一甲子六十日，又零十二日得丙子，故曰‘七十二日而毕’下皆仿此。”另外，《淮南子·时则训》及《春秋繁露·治水五行》中皆有与此相似的内容，此不一一引之。

接下来又说：“丙子干甲子，蛰虫早出，故雷早行。”云云，亦与《淮南子·时则训》及《春秋繁露·治乱五行》之说相同。由此可知，《古五子》之大要与“五官”说基本相同，亦与《礼记·月令》及孟、京之说相合。这进一步证实了孟、京说与帛书《易传》及《古五子》《易阴阳》的内容相通，因而确为《周易》古义也。

余论

通过如上考察，我们发现《淮南子》一书保存了大量古义资料。书中除对帛书所讲“五官”“六府”等古义内容作出具有针对性地回答外，同时亦有“五正”说的内容，并有《易阴阳》《明堂月令》中属于“八风”“五星”内容的解释。《淮南子·天文训》及《汉书·魏相传》所云东、西、南、北、中央五方各执“规”“衡”“矩”“权”“绳”司“春夏秋冬”说，在《淮南子》中亦有专门解释。案《淮南子·时则训》：“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由“阴阳大制有六度”，似可证明其说出自《易阴阳》也。而帛书《要》所云“五官”中亦有如上内容，这说明帛《易》与《易阴阳》的内容是互通的。同时，据上所考，《淮南子》一书用“卦气”言事，可知已佚之《淮南道训》中肯定已使用了“卦气”说。

《淮南子》保存了有关《古五子》的内容，因而据此可考《易阴阳》之大要也。笔者以为，《淮南子》还记录了一条以《易阴阳》解释《周易》经文的重要资料，此即《淮南子·人间训》之“‘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以动、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这种和阴阳顺天时而“动”“息”的思想，正合魏相所表采之《易阴阳》的主旨，显然是一条纯以古义释经的资料。帛书《二三子》及《衷》篇释《乾》卦九三爻时，其说与《淮南子》此说相同，此《淮南子》所讲之《易》，实与帛本相承相通的又一证据。

由于汉初田何授《易》时，今古义并传，由《汉书·艺文志》考之，古义当时在“凡《易》十三家”中尚占据一定份量，且严格地讲，今义与古义也很难划分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今义的特点在“观亓德义”，但“观亓德义”需“明数而达乎德”。如研《易》不明数，则难“达乎德”，故今义亦须“明数”，只是较之于古义来说，“后亓祝卜”而已。其实，由《汉书·艺文志》看，当时位居“凡《易》十三家”之首的施、孟、梁丘之《易》，虽然公开传授的是今义，但梁丘贺等人所以得天子之宠，还在于“筮有应”也。他们利用官学的地位，“博士”的身份，虽取得传《易》的正统地位，但据《汉书·艺文志》载：“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汉书·儒林传》并介绍：“高相，沛人也，治《易》与费公同时，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由前文所考看，“专说阴阳灾异”即《周易》古义也，故由丁宽传之。由“专说阴阳灾异”，亦可知其学主旨与魏相所介绍的《易阴阳》主旨相同。由《庄子》称：“《易》以道阴阳”及《晋书·束晳传》：“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凖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可知古有《易繇阴阳卦》之书，《易阴阳》之书或即由《易繇阴阳卦》而来。

为了不使“后世之士疑丘”，故《周易》今义以正统地位在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中传授。古义由于周王孙与丁宽的传授，汉初在民间仍有流传，估计当淮南王刘安招引天下才俊时，这些人投向了刘安。于是，淮南王刘安“聘明《易》者九人”，撰成《淮南道训》一书。《淮南子》一书的撰写，肯定亦有此九人的参与或受此九人《易》学观的影响。笔者以为：这，恐怕就是《淮南子》一书保存大量《周易》古义的根本原因。唯《周易》今义的诞生与传承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周易》古义的传承与衍展也是值得研究开掘的，因为后者笼罩在本天道以立人道的高度哲学性的天人之学的氛围下，同样寄寓了先哲独特的总体宇宙关怀和终极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