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诗》与《孔子诗论》之比较

作者：曹建国、张玖青
摘要：比较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与《论语》等传世典籍中记载的孔子论《诗》的内容，可以使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孔子的《诗》学思想。以往人们认为孔子对《诗》只有使用层面上的阐发，今据上博简《孔子诗论》则可知孔子以“情志”论《诗》，对《诗》旨也有精确允当的阐释。
关键词：孔子 　诗　 情志 　上博简   孔子诗论
先秦及汉魏典籍中记载了许多孔子论《诗》的内容，其中多闪烁着理性的光辉，对后世《诗经》的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论思想的形式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久前，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孔子诗论》公之于世了，虽然只有29枚完、残竹简，但其学术价值不可限量，它不仅关乎到《诗经》学研究，也关系孔子思想，尤其是孔子《诗》学思想的研究。本文拟以《论语》等传世典籍中记载的孔子对《诗》的讨论与上博简《孔子诗论》加以比较，以期对孔子《诗》学思想进行更为全面具体的考察。

诗与礼

孔子十分重视《诗》与礼的关系，强调《诗》对礼的构建作用和礼对《诗》的约束作用。《礼记·仲尼燕居》载孔子语：“不能诗，于礼缪”，此与“不学诗，无以言”文异而义同。又《论语·泰伯》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即强调一个人欲修身成性，《诗》、礼、乐所起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了《诗》与礼、乐的关系。唐李翱云：“《诗》者，起于吟咏性情者也。发乎情，是起于《诗》也；止乎礼义，是立于礼也；删《诗》而乐正《雅》、《颂》，是成于乐也。三经一原也。”（韩愈、李翱《解论语笔》，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十五）所以当子夏由“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中明白“礼后”，即一个人最终当立身于礼的道理后，孔子便对其盛赞有加，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孔子重视《诗》、礼二者之间关系的思想，也见于上博简《孔子诗论》。如第5简，其论《清庙》云：“《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在孔子看来，《清庙》之所以为“至”，就在于其能体现敬宗庙之礼。第10简，其评《关雎》云：“《关雎》之怡。”“《关雎》以色喻于礼。”第12简又云：“好，反内（纳）于礼，不亦能怡乎？”《说文》云：“怡者，和也，从心，台声。” 其以“怡”评《关雎》，就因为其能“喻于礼”，“纳于礼”。于此可见，孔子论诗对礼的要求，一首诗，如果能体现礼就是一首好诗，哪怕它是一首谈情说爱的情诗。

第20简，孔子云：“其离志必又（有）以俞（逾）也。其言又（有）所载而后内（纳），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角干也。”角干，释“干”，廖名春先生《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引周凤五语：“当读为‘干’。《公羊传·定公四年》：‘以干阖庐’注：‘不待礼见曰干’”。这里孔子再次强调了礼对《诗》的约束作用。“诗言志”乃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古者诸侯大夫交接邻国，则赋《诗》言志，如言语得体，于礼为合，则可以完成其外交使命。反过来，如赋《诗》与志不称，则不仅失礼之甚，甚至会                            招来杀身辱国之祸，如庆封不答《相鼠》，（《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伯有之赋《鹑之奔奔》。（《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故《礼记·孔子闲居》载孔子语云：“志之所志，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孔子诗论》第1简，其云：“ 诗亡离志”。在孔子看来，诗若离志就会有所逾礼，诗要体现出一个人的情志，也要遵从礼的约束，故云：“人不可角干也。”

诗与乐

在孔子时代，诗与乐不分，二者都关乎礼的建设。《礼记·仲尼燕居》：子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礼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所以孔子论《诗》常与乐相并提。

以孔子对《关雎》的评价为例。《论语》中，孔子两评《关雎》，一见于《八佾》：“《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见于《泰伯》：“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或以为于此论乐，而非论诗，其实不然，两评都是本诗、乐为说。先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乐的角度来说，即所谓“人之情闻歌则感，乐者闻歌则感而为淫，哀者闻歌则感而为伤，《关雎》之声和而平，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则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雎》之所以为美。”（郑樵《通志略》，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六）从诗的角度而言，即所谓发乎情而止乎礼，故谓之和。上博简《孔子诗论》评《关雎》为“怡”，就因为其能以色喻于礼，能反纳于礼。故其声则节，其文则礼，得中和之美，合中庸之道，是谓“哀而不淫，乐而不伤。”再说“《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一般把“乱”解为音乐的卒章，如朱熹《四书集注》云：“乱，乐之卒章。”但“乱”也可以理解为诗的卒章，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引张文  语：“《春秋传》，《那诗》以末章‘自古在昔’六句为乱，为卒章；《武诗》以末‘耆定尔功’一句四字为卒章，则《关雎》当以末四句为卒章”。《楚辞》也以卒章为乱。《关雎》卒章文意写君子以琴瑟钟鼓悦好所求之人，正如《孔子诗论》第14简所云：“其四章则俞（愉）矣，以琴瑟之说，亦好色之爱，以钟鼓之乐。”有琴瑟之乐，有钟鼓之乐，故云“洋洋乎盈耳。”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自己也说其“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孔子这种论诗及乐，论乐及诗，诗乐相通的思想明显地表现于上博简《孔子诗论》中。第一简其即以诗、乐并提：“ 诗亡离志，乐亡离情。”在论述《讼》、《夏》、《邦风》时也兼及其音乐特征：

第二简：寺也，文王受命矣。讼坪（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  ，其歌绅而  ，其思深而远，至矣。大夏盛德也，多言

第三简：也，多言难而悁退者也，衰矣少矣。邦风其内（纳）勿（物）也， 溥观人谷（俗）安（焉），大敛材安（焉），其言文，其聖（声）善。孔子曰：佳（唯）能夫

所谓“多言后”，“多言难而悁退者也”，“丌内勿，溥观人谷安”等都是诗歌内容为说；所谓“丌乐安而迟，丌诃绅而  ，”“丌聖（声）善”等均是就乐来说的。 “绅”和“ ”，据整理者所释，为两种乐器名称，即“壎”与“篪”，《小雅·何人斯》有“伯氏吹壎，仲氏吹篪。”之句。李学勤先生释“伸”为“引”隶“  ”为“ ”，释作“逖”。（李学勤，《〈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一期）。廖名春释“绅”为“伸”，释“ ”为“引”。（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一期）。“引”，“逖”，“伸‘说的都是音乐的风格。按竹简文势，其论《夏诗》也当言及其音乐特征。
诗与用

学以致用，这既反映了儒家的济世情怀，也反映儒家的用世之心。孔子为学并不囿于书斋，而十分重视为学之用，所谓“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因此在《论语》等书中，其数言《诗》之实际功用和学《诗》的现实意义。如：

“兴观群怨”说。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本之名。”“兴”，孔安国注云：“引譬连类”，其说乃汉儒之《诗》学阐释方式，如《毛传》标“兴”，郑玄以“喻”释之，不确。当如“兴于《诗》”之“兴”，其意在于修身养性，培养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观”，“观”有两用，施用政治，即为观人情之厚薄，识风俗之盛衰。如郑玄云：“观风俗盛衰”。朱熹云：“考见得失”，皆可谓得之。施用于个人即为观志，以别贤愚。“群”，孔安国云：“群居相切磋。”朱熹云：“和而不流”。其实所谓“群”既为赋《诗》言志，赋《诗》以别贤愚合之则群，不合则散。杨树达《论语注疏》云：“春秋时，朝聘宴享，动必赋诗，所谓可以群也。”“怨”，孔安国及郑玄均以“刺上政”释之，其实这又是汉儒释《诗》之一大陋习，以政治比附《诗》意，而忽略诗人个性情感。《诗》固然可以怨刺上政，但绝不仅限于此。翻开《诗经》，怨词满眼，有悯乱嫉恶之怨，有旷夫思妇之怨；既有时代所致之怨，也有一已之私情，如统统归结为“怨刺上政”，则殊为无据。“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诗》之用的全面评价，它既揭示了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批判作用，也反映了文学作品的审美和教育功能，对后世影响深远。
“达政专对”说。见于《论语·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所谓“授之以政”，朱熹《论语集注》云：“《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知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和而平，长于讽谕，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所谓“使于四方，不能专对”，官懋庸云：“《春秋》专对之才，如甯戚之不答《彤弓》、《湛露》，穆叔之不拜《肆夏》、《文王》，叔弓之辞郊劳致馆，韩献子之称《易》象、《春秋》，范宣子追念襄王，谨其官守；西乞术徼福周公，致其瑞节；国庄子将事克敏，见称于臧孙；叔孙豹式礼无愆，受赐于周室；他如七子言志，六卿讥客，子范之让赵衰，叔向之屈子木，皆其最著者也。若高厚之歌《诗》不类，伯有赋《鹑奔》之失伦，华定不解《蓼萧》，庆封不知《相鼠》，适足以辱国而召釁耳。”（官懋庸《论语稽》，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二十六）故程子悠然而叹：“穷经将致用也。世之诵《诗》者，果能从政而专对乎？然则其所学者，章句之末耳，此学者之大患也。”（朱熹《论语集注》卷七引）

上博简《孔子诗论》也表现了孔子这种“学以致用”的《诗》学思想。其论《邦风》，即着眼于其“内勿也，溥观人谷安”的社会功用。其论《诗》也数言“ 吾得之”，“吾取”，显然也是着眼于其实际功用。如第20简，曰：“ 吾以《折杜》得雀”，第23简曰：“兔  其甬（用）人，则吾取”，第24简：“吾以《甘棠》  得宗庙之敬，民眚（性）古（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立（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亚（恶）其人者亦然。”

第4简是枚残简，其曰：“诗其猷坪（平）门，与 贱民而豫之，其甬（用）心也，将可（何）女（如）？曰：邦风氏（是）也。民之  惓也，卡：（上下）之不和者，其甬（用）心也，将可（何）女（如）？”接下去似乎应该说“少夏氏也”。诗简残损，已不得可知，但毫无疑问，这里谈的也是《诗》之为用，缘《诗》可以考见民情，察见得失。亦即所谓“兴观群怨”，“授之以政，使于四方”之意。尤其是第1简，其曰：“行此者其又（有）不王乎？”更可以看出其以诗为用的理论特色。

诗与志
《论语》等传世典籍中也多言及孔子引《诗》中文句去品人议政，明理述事，这种“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似的用诗乃先秦时代风气，非独孔子为然，故可略而不论。就其对单篇诗歌的评价而言，也多属借题发挥，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而非对诗旨的阐发。以《论语·子罕》篇一则记载为例，“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云：“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其诗不见于今本的《诗经》，当属逸诗，但显然出自一首情诗，诗人以微风中翩翩起伏的唐棣之华起兴，由唐棣之华想起了远方的爱人，于是表白说：“我真的很想你呀，只可惜两家离得太远了。”孔子读后，借题发挥，云：“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如果把孔子的话看作是针对诗所作的评价，认为孔子斥责诗中主人公太虚假，实属误解，也于理不通。主人公说“室是远而”，只是说见面太不容易了，不是说远到不能思念的程度，当不致于招来孔夫子的呵斥。其实孔子在这里乃是有意误读，借以表现其对诸如仁、礼、道等儒家伦理的要求，如“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致矣。”（《论语·述而》）“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之类，而非阐发诗旨。故冯厚斋云：“古人说《诗》不必求其本指也，诗人之指，谓思其人室迩人远尔，夫子谓道不远人，思则得之，故反诗人之言以明之也。”（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十八引）

又如，《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夏所问之诗，前两句见于今本《毛诗·卫风·硕人》，后一句无，或逸。诗称美一女子巧笑动人，美目流盼。子夏不明“素以为绚”何意，故有问，夫子以“绘事后素”为答，盖谓其人既有“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之美质，又加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之动人举止，真如素底而加以彩色，愈发的美丽动人。于是子夏恍然称悟，云：“礼后乎，”意谓一个人欲明礼，须先培养忠信之质。孔子听后不胜欣喜，对其大力赞赏，称可与之言《诗》矣。其实就《诗》学阐释而言，子夏所云实在不着边际，而孔子称赏之，可见孔子解诗重在借题发挥。此或即所谓“兴于《诗》”吧。

那么这是不是孔子解《诗》的全部呢？换句话说，是否孔子对《诗》的理解是这种借题发挥似的呢？今据《孔子诗论》可知，孔子论《诗》既有这种为我所用似的解诗，也有仔细揣摩，准确把握诗旨的阐释。如第8简，其论《小雅》诸篇：“《十月》善谝言也。《雨亡政》、《即（节）南山》皆言上之衰，王公耻之。《少旻》多疑矣，言不中志也。《少  》其言不亚（恶），少又  安（焉）。《少牟》，《考（巧）言》，则言  人之害也。”其说对诗旨的把握非常准确，较《毛诗序》的理解更加接近诗旨。又如第10简，其解说一组《风诗》：“《关雎》之怡，《梂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 ，《甘棠》之褒，《绿衣》之思，《燕燕》之情”，也都精辟允当，不借题发挥，旁逸斜出。

上博简《孔子诗论》对诗旨之所以有如此把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以“诗言志”为理论指导，把诗置于个体情感的笼罩之下，努力去探求诗人在诗中所表现的“志”。在上博简《孔子诗论》中，有数简谈及“志”的问题，第1简：“诗亡离志。”第8简其论《小旻》云：“《少旻》多疑矣，言不中志也。”第19简有“溺志，既曰天也，猷又（有）悁言。”第26简计《蓼莪》云：“《蓼莪》有孝志。”等等。可见《孔子诗论》对作者于诗中所表现“志”重视和发掘。

除了重视发掘诗歌创作主体的“志”以外，《孔子诗论》也注重在“情”的层面上阐释诗歌。尽管“志”作为人类特有的心理现象，在心理意志结构方面偏重于理性，但其与“情”并没有壁垒森严的界限，在很多的情况二者可以互通。《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太叔答赵简子问礼，云：“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孔颖达《正义》云：“此六志，《乐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故《孔子诗论》中，也数言“情”，如第9简，其说《小雅·黄鸟》：“《黄鸟》则困而谷（欲）反其古也。”第10简其说《燕燕》：“《燕燕》之情”，第18简其说《杕杜》：“《杕杜》则情喜其至也。”第19简说《木瓜》：“《木苽》又（有）藏爱而未达也。”第25简说《兔爰》：“《又（有）兔》不逢时。”第26简说《邶·柏舟》：“《北白舟》闷。”等等。可见《孔子诗论》对“情”的重视。

解《诗》重“情志”也是《孔子诗论》与汉儒释《诗》所表现出来的阐释差异之所在。在汉儒的眼中，《诗》是经，是政治风教标志，其可以作为谏书。故而其释《诗》往往是在预设的理论背景下完成的，对《诗》进行政治阐释，“发掘”其中的蕴藏的政治含义。以《梂木》为例，《孔子诗论》第10简云：“《梂木》之时。”第11简云：“《梂木》之时，则以其录（禄）也。”第12简云：“《梂木》福斯在君子。”而《毛诗序》的解释则为“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两相比较则可以看出，《孔子诗论》较《毛诗序》理解为准确，其本诗每章的后二句为说，以此诗为对君子的颂美。对前面两句起兴的句子只当作一种手法来看待，而不作意义上的阐释。而《毛诗序》则恰恰相反，其有意忽略了诗的每章的后二句，只以前两句起兴的句子为释，作主体性阐发。在《毛诗序》作者的眼中，高大而又下曲的梂木正喻后妃，弱小而性喜攀缘的葛藟正喻众妾，梂木能下曲，使葛藟能缘木而上，正喻后妃无嫉妒之心能接引众妾俱得幸于文王，使上下俱盛。《毛诗序》避实就虚，其目的正在于欲完成对一首诗的旁解。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论语》等传世典籍记载的只是孔子论《诗》的一面，上博简《孔子诗论》则揭示了其论《诗》的另一面，二者结合，才是真实而全面的孔子解《诗》。

孔子的《诗》学思想内涵丰富，远非一篇短文所能涵括。就上博简《孔子诗论》而言，其所给我们所提供的启示也不止这些。如第2简，其云：“寺也，文王受命矣。”短短的七个字似告诉了我们孔子对《诗经》所载诗篇产生的年代的认识。又如其记载了一些不见于今本《诗经》的逸诗，如第25简“《肠肠》少人。”第29简：“《亻聿而》士，《角  》妇。《河水》智。”等。这就为我们思考孔子删诗说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就其所论诗中尚有这么多不见于今本《诗经》者而言，似乎今本《诗经》不为孔子删定，司马迁记载或有误，其或仅据《论语·子罕》“吾自己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为说，等等。凡此种种都告诉我们，上博简《孔子诗论》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研究，这不仅是研究孔子《诗》学思想的必要，也是《诗经》文本研究及《诗经》学史研究所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