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藏竹书《从政》篇“五德”略议——兼说《从政》应该属于《子思子》佚篇

作者：杨朝明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从政》篇是关于孔子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文献，其中有“五德”的概念，而儒家有重视德治的传统，这一概念颇引人注意。该简文见于甲篇第五、六、七简，其原文是：

闻之曰：从正（政），□（用）五德，固三折（慎），除十怨。五德：一曰愋(宽)，二曰共(恭)，三曰惠，四曰仁，五曰敬。君子不愋(宽)则亡(无)（甲篇第五简）以(容)百姓；不共(恭)则亡(无)以除辱；不惠则亡(无)以聚民；不仁（甲篇第六简）则亡(无)以行正(政)，不敬则事亡(无)城(成)。（甲篇第七简）

简文中的“□（用）五德”所阙之字，原释文为“敦”。何琳仪先生释为“用”，他说：“敦”左下从“羊”，与“墉”有别。按，简文“墉”当读“庸”。《说文》“庸，用也。”【1】可从。“用五德”即行用五种德行。“固三折（慎）”，中的“折”，原整理者认为“可读为‘誓’”。其他学者有的认为应为“制”，有的认为应为“慎”。我们认为读为“慎”是正确的，此字与甲篇第四简“君子慎言而不慎事”之“慎”字形相近。这样，“徳”与“慎”、“怨”所说都是“内在的情志”问题。所述“五德”，其中“一曰愋”之“愋”，原整理者认为当读为“宽”，即宽和、宽厚。《从政》认为“宽”与“恭”、“惠”、“仁”、“敬”共为为政者需要励行的美德。

在《从政》篇中，“德”属于政治道德范畴。该篇名曰《从政》，原整理者根据“两组竹简长度各异，编绳部位亦不相同”【2】，而将《从政》篇分为甲、乙两篇，研究者已经指出，无论在简长、字体、编绳数目与位置等方面，两篇都没有什么明显差别。而且，被分为甲、乙两篇的《从政》其实可以编连到一起，应属于同一篇。【3】

《从政》的定名与本篇主题相应，比较确当。原整理者张光裕先生指出：“甲、乙两篇内容多次强调‘从政’所应具备之道德及行为标准”【4】，而且“从政”一词两篇中也多次出现。还有，研究者已指出该篇内容与《论语·尧曰》倒数第二章之间的联系【5】，以前就有人说到该章可以名为《从政》。《论语》原有《齐论》、《鲁论》、《古论》的分别，篇数也有不同。《汉书·艺文志》著录《古论》二十一篇，其中有两篇《子张》，如淳在注《汉书·艺文志》时说：“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从政》。”不知何据。但本篇定名为“从政”，也算是前有所承。

“德”的出现很早，在中国早期文化发展中有突出地位。阅读古代典籍，各式各样的“德”以及与之相同、相近的概念几乎随处可见。儒家重“德”，而在儒家学派形成之前，不少早期文献对于“德行”体系就进行过概括【6】。有的是归为三德、四德、六德、九德，有的归为三行、三达道、四道、五教、六行、七教、八政、九行、九守、十伦等等，名目不一，内容也有很大区别。就内容而言，这些德目有的表述了个人的品质，有的则是社会基本的人伦关系，有的是两者结合在一起。大要别之，有的属于政治，有的则属于伦理。但综合儒家学说，把这些德目放在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考察，其实它们又没有严格的界分。这些所谓的“德行”分别出现于《尚书》、《左传》、《礼记》、《逸周书》、《周礼》等早期典籍，从中可以看出，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德行的传统，儒家的道德体系正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7】

《从政》中出现了“五德”一辞，整理者说它是“先秦典籍中未之见者”，“于先秦典籍中乃首次出现”。其实，“五德”一辞先秦时乃多次出现，只是像所谓“九德”、“六德”、“四德”一样，名目虽同，内容却有差别。如：

《庄子·天运篇》：“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後调理四时，太和万物。”

《孙膑兵法·教法》：“处国之教奚如？曰……孝弟良五德者，士无壹乎，虽能射不登车。”

《管子·禁藏》：“夏赏五德，满爵禄，迁官位，礼孝弟，复贤力，所以劝功也。”

《逸周书·大聚解》：“五德既明，民乃知常。”

此外，《史记·夏本纪》有“出入五言”句，《索隐》引刘伯庄云：“五言谓仁、义、礼、智、信五德之言。”
这些典籍都是先秦时期成书。其中，《庄子·天运篇》的时代原有争议。《天运篇》属于《庄子》的《外篇》，一般认为，《庄子》的《内篇》比较可靠，《外篇》和《杂篇》则时间较晚。但新出地下材料改变了人们的这种认识，湖北江陵张家山、安徽阜阳双古堆两座汉墓中均发现了《庄子·杂篇》的竹简，根据研究，已经可以证明《庄子》的《外篇》和《杂篇》成书应该“距离庄子活动的时间不远”，很可能就在先秦时期。【8】
上述典籍中出现的“五德”，其内涵可谓各不相同，自然也区别于《从政》的“五德”。由此，我们可以对《从政》的“五德”进行具体分析。

儒家的“德”本是继承周人而来。新近公布的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珍贵的青铜器“遂公盨”，其铭文除记载大禹治水的经过，还以大段文字阐述德与德政，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不足百字的铭文，仅“德”字就出现了六次，而且内涵颇为宽泛：要求民众既要注重修身养性，做人要“齐明中正”，还要孝顺父母、兄弟友善、婚姻和谐，注重对祖先和神灵的祭祀。君王及官吏要有德于民，顾念黎民百姓，唯此百姓才能“好其德”，天下才能长治久安。

“遂公盨”铭文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是“周人尚德”的实证，表明当时中国“德”的思想已相当丰富、系统，“德治”观念已经形成。中国德治思想的渊源——孔子的“为政以德”主张，是对周人思想的总结与概括。【9】

孔子及其门徒提出的德目很多，这些德目有的见于儒家以前的典籍，有的属于儒家的揭示，反映了儒家重视德行伦理的学说特征。他们谈论“尊尊”而“亲亲”，常常论述“孝悌”与“忠信”；他们说到过“仁、义、礼、智、信”，又说到过“温、良、恭、俭、让”；《论语》中说 “恭、宽、信、敏、惠”，《从政》又说“宽、恭、惠、仁、敬”。其他例如“慈”、“友”、“直”、“刚”、“和”、“恕”之类。如果把这些德目大致以“家庭道德”和“个人品格”加以区分，《从政》篇所说的“五德”自然应该属于“个人品格”的范畴。

孔子所处的社会是典型的宗法农业社会，孔子和早期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念当然是由家庭伦理出发的。儒家思考社会人生的结果，要求人人“修身”、“修己”，进而“安人”、“安天下”。由个人而社会，由家庭而国家，最后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对“为政者”的个人品格提出了种种期望。儒家对于统治者的道德要求，都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出来的。

在《论语·尧曰》的倒数第二章中，子张问孔子如何才能管理好政事，孔子回答说应该“尊五美，屏四恶”。《从政》篇中有“四毋”之说，论者指出了其可与《论语·尧曰》的倒数第二章对读，即：

《从政》：“毋暴，毋虐，毋(贼)，毋(贪)。不修不武，谓之必成，则暴；不教而杀，则虐；命无时，事必有期，则贼；为利枉（甲篇第十五简）事，则贪（甲篇第五简）。”【10】

《论语·尧曰》：“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将竹简《从政》与相关文献联系起来考虑，不仅有利于简文的编连与字词释读，而且可以加深对全文意义的理解。《从政》中的“四毋”与《论语》中的“四恶”说，还有《荀子·宥坐》、《韩诗外传》卷三的材料与之相通，可以对读。于此，学者已经指出，此不赘述。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从政》中关于“四毋”的论述，下面紧接关于“五德”等的论述，也就是说，前者的结尾与后者的开头都在第五枝简上。由此启发我们细细观察《从政》“五德”与《论语》“五美”之间的联系。

《从政》中的“五德”谓宽、恭、惠、仁、敬。《论语·尧曰》中的“五美”没有完全凝成具体的概念，但孔子的论说却比较具体：

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孔子提出的“美”，当然是与“恶”相对的概念。大致而言，他所说的“五美”应当与“四恶”对立，所以，孔子论说“五美”时涉及的“费”、“怨”、“贪”、“骄”、“猛”，尤其是“贪”、“骄”、“猛”，应该与“四恶”中的“暴”、“虐”、“贼”、“贪”相近。后儒的理解也是如此，如有人说：“此章溯流穷源，见微知著，抉尽病根，只在‘贪’、‘骄’、‘猛’三字。”【11】

细细品味孔子关于“五美”的解释，实与《从政》的宽、恭、惠、仁、敬“五德”相互贯通。

宽：在《从政》中，“宽”说的是“容百姓”的问题。《论语》中孔子所说的“泰而不骄”，也是说“宽”。皇侃《论语义疏》即解释此语为“君能恒宽泰，而不骄傲也”。“猛”其实正是与“宽”相对的概念，《左传》昭公二十年记孔子之言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威而不猛”当然有“宽”的意思。

恭：在《从政》中，“恭”可以“除辱”。《论语·述而》记有子曰：“恭近于礼，远耻辱也。”与之相同。《论语》中孔子所说的“威而不猛”，也是说“恭”。徐伟长《中论·法象篇》引“威而不猛”而申说道：“《诗》云‘敬而威仪，惟民之则。’莫之则者，则慢之者至矣。”意思是没有恭敬，就会招来“慢”；反之，只有恭谨，才可不被“慢”，才可以“除辱”。

徐伟长又进一步解说道：“君子口无戏虐之言，言必有防。身无戏虐之行，行必有检。故虽妻妾不可得而黩也，虽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温怒而德行行于闺门，不谏谕而风声化于乡党。传称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盖此之谓也。以匹夫之居犹然，况得意而行于天下者乎？唐尧之帝允恭克让，而光被四表。成汤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区夏。”【12】“威而不猛”之于“恭”而“除辱”的关系，说得非常透彻。
敬：“敬”与“恭”是相联系的，二者意思接近。在《从政》中，孔子说“不敬则事不成”，徐伟长《中论·法象篇》也说到庄敬的问题，他说：“夫法象立所以为君子。”在他看来，“先王制礼”，为冕服，为佩玉等等，都是“欲其尊也，欲其庄也”，不可懈慢。《尧曰》中所记孔子之言“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说的正是“敬”。郑重其事，才能“成事”。

惠、仁：《论语》中孔子的话语中直接说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所说都是“惠”与“仁”的问题。

由上述看出，儒家的德目并不固定，不仅在谈到道德问题时，德目数量有所不同，即使同样谈论“五德”，其德目也往往有别。但是，孔子所说的很多德目都是彼此相通，互相关联的。一般认为，孔子重视“仁”，一谈到“五德”，人们自然想到“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常见的道德概念。实际上，孔子与早期儒家所谈及的德目，随着场合与话题的不同也有变换。例如，《论语·阳货》谈到“恭、宽、信、敏、惠”，就是孔子对弟子问“仁”时的回答，其实是对“仁”内涵的申说，而在《从政》中，“仁”又成了与“宽”、“恭”、“惠”相互并列的概念。

不同文献所记述的同一语境下对道德概念的解说，为理解文献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条件。我们指出《从政》“五德”与《论语》“五美”的相通相连，再比照《从政》“四毋”与《论语》“四恶”的相同一致，我们由此想到《从政》篇的归属问题。观察全篇，笔者认为它本来应该是《子思子》中的一篇。下面仅仅粗略谈几点理由，详细的分析俟之来日：

第一，从“闻之曰”的起始方式上看

《从政》篇中的“闻之曰”，从我们前面的研究中知道它与“子曰”相同，后面所引述的应该是孔子的话。《从政》篇的原整理者还举出该篇第十一简，其中曰：“闻之曰：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不行。”指出此语又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缁衣》、《郭店楚墓竹简·缁衣》以及《礼记·缁衣》，惟前两者中“闻之曰”作“子曰”，说明“闻之曰”其实正是闻之于孔子所说。

《从政》篇以“闻之曰”开头引述孔子之语，显然该篇的记述者属于亲闻于夫子的孔门后学。《孔丛子·公仪》记鲁穆公与子思的对白，其实已经昭示了该篇出于子思。当时，穆公对子思说：“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以谓子之辞也。”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焉。”《孔丛子》属于孔氏家乘，学者考证，其中所记述的关于子思的材料或即“采辑《子思》而成”【13】，这里所述不会无中生有。

《从政》通篇以“闻之曰”而记孔子之言。当时，由于孔子地位的提高，孔子的论述受到普遍的重视，因而，对于孔子言论的叙述，可能不会随意进行。子思是孔子裔孙，最有条件和资格传述孔子遗说。尽管如此，还有人表示怀疑。所以，以“闻之曰”的方式而叙述孔子学说，非子思莫属。

第二，从《从政》篇全篇的结构上看

我们综合学界目前的研究成果，对《从政》篇进行分章研究，明显看出《从政》篇每一段落都应该以“闻之曰”起始。全篇完、残简统计，共出现了13次“闻之曰”，如果第十枝简的开头“曰”字前有“闻之”二字，则有14次。以“闻之曰”起始的每一节都集中论说一个主题，彼此相对独立。将这些竹简与现存在《礼记》中的《子思子》四篇（即《坊记》、《中庸》、《表记》、《缁衣》）进行对照，其结构完全一样。《孔丛子·公仪》记穆公对子思所说“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表明《子思子》中有很多是专门记述孔子的话。如果是这样，《礼记》中的《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和《从政》应该都是这样的篇章。

第三，从该篇与子思著作的联系上看

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填补了孔孟之间的一个缺环，这便是其中的儒家著作属于久已佚失的《子思子》。我们研究《从政》篇，发现它与已经知道的子思著作之间有十分密切的关联，除了《礼记》中的《缁衣》、《表记》等篇，其与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儒家著作颇多有相通之处。只要稍稍留意，仅仅从原整理者的校语中也不难发现这一特别之处。

【1】何琳仪：《沪简二册选释》，“简帛研究网”03/01/14。

【2】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2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陈剑：《上博简〈子羔〉、〈从政〉篇的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简帛研究网”03/01/08。

【4】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2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5】陈剑：《上博简〈子羔〉、〈从政〉篇的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简帛研究网”03/01/08。

【6】陈来曾对古代典籍中的有关论述进行了辑集分类。见《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来源》第306—307页，三联书店，1996年。

【7】杨朝明：《〈尚书·皋陶谟〉与儒学渊源问题》，见杨朝明：《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齐鲁书社，2002年。

【8】1988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136号墓出土的《庄子·盗跖篇》，下葬的上限为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92年第4期）；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有几篇《庄子》残简，据考证属于《庄子·杂篇》的《则阳》、《外物》、《让王》。该墓主人是西汉的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此人卒于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韩自强：《阜阳汉简〈庄子〉》，《文物研究》总第六辑，黄山书社，1990年）。

【9】李学勤先生语。见曾嘉：《三千年前罕见青铜器发现记》，“中国新闻网”2002年10月22日。

【10】陈剑、周凤五、陈伟、刘信芳等先生已指出简文“四毋”见于《论语·尧曰》，提出新的编连意见，并对“暴”、“虐”、“期”等字作有正确的释读，对相关内容作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分别见陈剑：《上博简〈子羔〉、〈从政〉篇的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简帛研究网”03/01/08；陈伟：《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从政〉校读》，“简帛研究网”03/01/10；周凤五：《读上博楚竹书〈从政〉（甲篇）札记》，“简帛研究网”03/01/10；刘信芳：《上博藏楚简〈从政〉“四毋”补释》，“简帛研究网”03/02/03。

【11】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三十九《尧曰》引杨名时《论语劄记》，中华书局，1990年。

【12】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第四册第1373页，中华书局，1990年。

【13】黄怀信：《〈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