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简《孔子诗论》与孔子诗学理论

一九九四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得一批战国楚简，现已陆续整理出版。其中《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马承源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1年）中有《孔子诗论》（题目为编者所加）部分，是孔子关于《诗经》的言论。本文将对上博简《孔子诗论》的性质和内容作一些讨论。

一 、孔子诗学理论的基本特征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论》：“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论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可见诗是政治场合特别是外交场合中的特殊语言，很多政治意图和政治志向的表达和交流都是通过诗这样一种特殊语言来完成的。《论语·阳货》：：“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礼记·仲尼燕居》：“不能诗，于礼谬。”如果不能掌握诗这种特殊的政治语言，很多政治交流活动就无法展开。孔子所谓的“不学诗，无以言”，正是针对诗的这种政治功用而言的。如《左传·昭公十二年》：

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往？”

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 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

《左传》中的这两则事例充分体现了诗作为外交语言所具有的“达政”、“专对”的政治功能。士大夫能否熟练掌握用诗技巧，甚至影响到了其政治前途。在孔子言论中还有不少关于诗的政治功用的论述。如《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兴、观、群、怨”，指的正是“诗在实际运用中被用作外交活动的特殊语言、谏讽国政的有效工具、切磋道德的诱发因子，诗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密切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桥梁作用、巩固国内安定团结的粘合剂作用、推动师友之间互相启迪的催化物作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所体现的也正是诗的政治功用。又如《论语·子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梁道礼先生在《孔子诗学的现象学还原》一文中对此有精辟的阐述：“空子明白无误的宣告，‘达政’、‘专对’是诗的全部价值，离开‘达政’、‘专对’，诵诗活动毫无意义可言。‘达政’、‘专对’是对春秋时期诗歌实践最简洁的理论概括。‘达政’说的是诗在处理内政上无可替代的作用，‘专对’说的是诗对外交活动难以估量的影响。”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诗的价值完全体现在作为一种外交语言所具有的赋诗言志、达政、专对的政治功能上，强调诗的政治功能和实用功能也正是孔子诗学理论的基本特征。

二、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左传》中用诗现象的比较

可以想见，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熟练掌握诗歌的应对技巧，应当是每一位公卿大夫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因此，孔子的诗论，“也是教授弟子们处世应对时所必须掌握的诗的方法和重点。”既然诗在春秋战国时期是用来“达政”、“专对”的特殊语言工具，那么“诗篇的特有涵义应是诸侯公卿们所稔知，也不是孔子后来所能发明。”所以，这些诗篇在“赋诗言志”的交流和沟通过程中所表达的特定内涵也一定是为公卿大夫们所共知，否则，“达政”、“专对”的过程就无法完成。在《孔子诗论》中所论及的《诗经》篇目中，有一些在《左传》中也被用来“达政”、“专对”。下面我们将就同一《诗经》篇目在《孔子诗论》和《左传》中所体现出来的内涵和功能作一比较。看看两者有多大程度上的一致性。在引用上博简《孔子诗论》时，释文一律用宽式。

《孔子诗论》：“……《甘棠》之褒……” “……及其人，敬爱其树，其褒厚矣。《甘棠》之爱，以召公……”《左传·定公九年》：“《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此诗出《诗·国风·召南·甘棠》，郑玄笺：“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今按：通悦）其化，思其人，敬其树。”《孔子诗论》、《左传》和《诗》郑笺对《甘棠》一诗的内容评价非常相似。郑玄所处时代较晚，但古人治学，同一学派有严格的师承关系，郑说应有所本。用《甘棠》来表达“思其人，敬其树”这样一种意志，在当时应该是被普遍认同的用诗法则。

《孔子诗论》：“《十月》善諞言。《雨无政》、《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恥之。《小旻》多疑，疑言不中志者也。《小宛》其言不恶，少有佞焉。《小弁》、《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伐木》……实咎於其也。《天保》其得禄蔑疆矣。選寡德故也。《誶父》（今作《祈父》）之刺，亦有以也。《黄鸣》（即今《秦风·黄鸟》）则困而欲反其古也。多恥者其病之乎？”以上提到的这些篇目中，《十月》（即今《诗·小雅·节南山之什》内的《十月之交》）、《雨无政》、《节南山》、《小旻》、《小宛》、《小弁》、《巧言》都出自《诗·小雅·节南山之什》。《伐木》、《天保》出自《诗·小雅·鹿鸣之什》。《誶父》出自《诗·小雅·鸿雁之什》。以上提到的这些这些篇目，很多在《左传》中都曾被引用过。

《左传·襄公八年》记楚国伐郑，郑国群大夫在“从楚”还是“从晋”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其中子駟有一段话。子駟曰：“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请从楚，騑也受其咎。”孔颖达正义曰：“言人欲为政，是非相乱而不成。”这和《孔子诗论》所谓“《小旻》多疑，疑言不中志者也”内涵正相吻合。

《孔子诗论》中“《十月》善諞言”中的“諞言”，即“惟察察便巧善为辩佞之言”。《左传·僖公十五年》记晋公子子圉到秦国为质，埋怨晋献公当年不该不听史苏的占卜，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职競由人。’”所引诗句即出《诗·小雅·十月之交》。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诗意盖谓下民之灾祸，匪由天降，人相聚面语则雷同附和，相背则增疾毁谤，故皆当由人而生也。”“相聚面语则雷同附和，相背则增疾毁谤”正是《孔子诗论》所谓的“諞言”。

《左传·昭公七年》记鲁国发生日食，鲁昭公问群臣：“诗所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謫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所引诗句出《诗·小雅·十月之交》。“不善政”与“善諞言”实为异曲同工之语。

《孔子诗论》：“《雨无政》、《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恥之。”

《左传·文公十六年》：

齐侯侵我西鄙，谓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讨其来朝也。季文子曰：“齐侯其不免乎？己则无礼，而讨于有礼者，曰：‘女何故行礼？’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己则反天，而又以讨人，难以免矣。诗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贱，畏于天也。”

季文子用《诗·小雅·节南山·雨无政》中的“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来评论齐侯，并谓之“难以免矣”，正是“言上之衰也”。

《左传·昭公十六年》：

二月丙申，齐师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人及郯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赂以甲父之鼎。叔齐昭子曰：“诸侯之无伯，害哉！齐君之无道也，兴师而伐远方，会之，有成而还，莫之亢也。无伯也夫！诗曰：‘宗周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谓乎！”

所引诗出《诗·小雅·雨无政》。《左传》杜预注：“言周旧为天下宗，今仍衰减，乱无息定。执政大夫离居异心，无有念民劳者。”正是“言上之衰也”。

《孔子诗论》：《小弁》、《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

《左传·宣公十七年》：

范武子将老，召文子曰：“燮乎！吾闻之，息怒以类者鲜，易者实多。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之息怒，以已乱也。弗已者，必益之。”

文中所引诗出自《诗·小雅·节南山·巧言》篇：“乱之初生，儹始既涵。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郑玄笺：“君子斥在位者也。在位者信谗人之言，是复乱之所生。”“君子见谗人，如怒责之，则此乱庶几可疾止也。福者，福贤者，谓爵禄之也。如此则乱亦庶几可疾止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意谓君子之怒或者喜，皆庶几能且止乱也。”《诗·小雅·巧言》中的“君子之怒”本是对“谗人”而言，在《左传》中针对一切祸乱。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赋诗言志”时有“赋诗断章”的习惯，可以抛开诗本身的含义进而“断章取义”，在特定的场合和环境下赋予诗句以特定的意义。如《左传·昭公十六年》：

“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

《褰裳》出自《郑风》，属于“淫奔之诗”。诗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本来描写情人之间在河边相互调笑戏谑的场面，子大叔用此来表明郑国虽然处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但依然要保持尊严的立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并得到韩宣子的回应。只要“断章取义”得体合适，“淫奔之诗”也可以用在严肃的外交场合。上述范武子用《巧言》诗句来描述君子之喜怒对于制止祸乱的作用，和《诗经》中用来描述君子之喜怒对于“止谗”的作用，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

《左传·成公七年》：

七年春，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弔者也夫！诗曰：‘不弔昊天，乱靡有定。’其此之谓乎！有上不弔，其谁不受乱？吾亡无日矣。”

“不弔昊天，乱靡有定”出《诗·小雅·节南山》。杜预注：“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故号天告乱。”正所谓“言上之衰也”。相同的用法也见于《左传·襄公十三年》。
《左传·昭公元年》：

令尹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事毕，赵孟谓叔向曰：“令尹自以为王矣，何如？”对曰：“王弱，令尹强，其可哉！虽可，不终。”

《大明》即《诗·大雅·大明》。《孔子诗论》：“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出《诗·大雅·大明》。令尹赋《大明》，以自光大，以为天将授己大命，赵孟谓之“自以为王”。赵孟赋《小宛》，委婉戒之。《孔子诗论》：“《小宛》其言不恶，少有佞焉。” “佞”是巧于言辞的意思，“其言不恶，少有佞焉”是说批评比较委婉1。《大明》、《小宛》在以上“赋诗言志”过程中所体现出来“志”和《孔子诗论》所论述的完全一致。

《左传·襄公十六年》：

冬，穆叔如晋聘，且言齐故（今按：指齐侵鲁之事）。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与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齐人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请。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领西望曰：‘庶几乎！’比执事之间，恐无及也。”见中行献子，赋《圻父》。献子曰：“偃知罪矣，敢不从执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鲁及此！”见范宣子，赋《鸿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鲁无鸠乎！”

《圻父》今作“祈父”，即《孔子诗论》中提到的“誶父”。《毛诗·小序》：“刺宣王也。”《毛传》：“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毛诗序》谓之“刺宣王”未必准确，但诗中确有讽刺之意。《左传·襄公十六年》杜预注：“诗人责圻父为王爪牙，不修其职，使百姓受困苦之忧，而无所止居。”穆叔借用《祈父》讽刺晋国身为盟主却不承担盟主应有的义务，对方心领神会。《左传·襄公十六年》的这一事件正体现了“《谇父》之刺”。

《孔子诗论》：“《黄鸣》则困而欲反其古也。多恥者其病之乎？”《左传·文公六年》记载秦穆公死，以三良从葬。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黄鸟》诗句中有“临其穴，惴惴其慄”，描写三位大臣在临下葬时内心的恐惧，大概就是《诗论》中所说的“困而欲反其古”、“多恥者其病之”。

《孔子诗论》：“《鹿鸣》以乐词而会，以道交，见善而傚，终乎不厌人。”2《左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在病危中告诫群大夫一定要重视礼仪，孔子对此有所感发：“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正是《孔子诗论》所谓的“见善而傚”。

《孔子诗论》：“《蟋蟀》知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郑伯享赵孟于陇，郑国群大夫各自“赋诗言志”。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杜预注：“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蟋蟀》出《唐风·蟋蟀》，其中有“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无已太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之语。《毛诗·小序》：“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毛诗·小序》为汉人所作，对诗本意多有曲解。结合《左传》，当杜说为长。“良士瞿瞿”、“良士蹶蹶”意为“良士”为国家命运担心，整日忧心忡忡。。印段赋《蟋蟀》表达的正是 “知戁”，所以赵孟称之为“保家之主”。

三、结论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上博简《孔子诗论》对《诗经》的评论方式和《左传》中引用《诗经》所表达的意志内涵基本一致。以《左传》为代表的春秋时期在“赋诗言志”时的基本原则是通过“引譬连类”和“断章取义”以“感发意志”，从而达到表达志向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赋诗者和观诗者所关心的只是诗句本身可能含有的潜台词，而根本不触及到“作者”那里去，这也正是文章开头所讲过的孔子诗学理论的基本特点。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左传》用诗情况内在的一致性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推断：上博简《孔子诗论》所代表的诗学理论和反映在典籍文献中的孔子诗学理论是完全一致的，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基本特点是：强调诗的政治功能和实用功能，诗的价值完全体现在作为一种外交语言所具有的赋诗言志、达政、专对的政治功能上，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讲述的就是诗的这种功能。如果说典籍文献中孔子关于诗的只言片语只是显示了孔子诗学理论冰山一角的话，那么上博简《孔子诗论》则向我们展示了孔子诗学理论的整个框架。了解了孔子诗学理论的这些特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上博简《孔子诗论》和《诗小序》有如此大的区别。《诗小序》认为《诗经》多“美”、“刺”之言，这实际上是汉儒有意无意地试图从诗歌的创作主体即“作者”那里寻求诗的真义，而这种诗歌评论方式是在孔子以后才产生的，孔子所关心的只是诗作为一种特殊语言所具有的实用功能。两者的出发点和着眼点不同，所得出的评论自然不同。

注释

1此字原书无释，今从李零释。见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民国91年（2002年）。

2原释文作“以道交见善而傚”，中间无逗号。李零释作“《鹿鸣》以乐始，而会以道交，见善而傚，终乎不厌人”。见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民国91年（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