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子思》·《子思子》－－子思书源流考

作者：郭沂
据《韩非子·显学》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思之儒”，《荀子·非十二子》亦将子思与孟子并称，故子思无疑是战国初期非常重要的思想家。然其书散失，其学放佚，不知曾令多少学者为之扼腕而叹！是以郭店竹简中有关子思的文献一经公布，立即唤起人们一揭千古之谜的浓厚兴趣。窃以为就竹简所见，澄清全部事实的证据仍然不足，但确实为推断这一公案提供了新的线索，并可据以落实部分事实。

一、南宋以前子思书的流传

关于子思书，大家都知道原书早已亡佚，现在行世的是南宋汪×和清代黄以周的两种重辑本，皆名曰《子思子》，但对南宋之前是书的流传情况，恐不甚了了。我在反复推敲历史上有关记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从先秦至南宋，子思名下的这部书前后出现过三种传本，分别代表其演变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先秦至刘向校书前的《中庸》四十九或四十七篇。

现存最早谈到子思著作的文献是《孔丛子》：
子思曰：“文王困于×里，作《周易》。祖君困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四十九篇。

《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与此相合：

伯鱼生×，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过去，由于人们判《孔丛子》为伪书，故不相信其史料价值。李学勤先生曾撰文指出，此书乃汉魏间的孔氏家学。我认为，这一判断应该是符合事实的。既然此书旧题陈胜博士孔鲋所作，故其主体部分当成于孔鲋之手，后由孔氏家族陆续增补完善。无论如何，《孔丛子》的这段记载与《史记》相合，当为信史。

不过，有人怀疑：“孔子作《春秋》在归鲁之后，不在困于陈、蔡时。子思于其祖不应谩言。”[1]其实，这里所说的文王困于×里作《周易》、孔子困于陈、蔡作《春秋》、子思困于宋作《中庸》，皆不应该机械地理解为受困之时著书，而应理解为受困之时发愤著书，及其真正著书，也许在受困之后。
也有人说，《中庸》仅一篇，而此处谓四十九篇，多寡太悬殊。对此，蒋建侯引翟灏之说云：“翟灏谓此四十九篇即《子思子》谓之《中庸》者，盖以首篇之名为全书之名。犹邹衍所作有四十九篇，而《史记·孟荀列传》仅言作《主运》；《屈原赋》尚有《九歌》等，而《史记·屈贾列传》仅言作《离骚》也。其说甚是。”[2]

我进而认为，在刘向校订之前，此书并无《子思》或《子思子》之名，时人只称之为《中庸》，《孔丛子》、《史记》皆称作《中庸》可以为证。
从《孔丛子》看，这部以首篇《中庸》命名的子思著作，共四十九篇。历史上也有类似的说法，只是篇数稍有出入。如李翱《复性书》曰：“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晁说之《中庸传》曰：“是书本四十七篇。”郑樵《六经奥论》亦曰：“《中庸》四十七篇。”[3]唐宋去古未远，其说当有所据。然《孔丛子》说是书四十九篇，为什么数家皆称四十七篇呢？蒋建侯解曰：“疑‘四十九篇’之‘九’乃‘七’字之讹。余所揣度果不谬，殆《汉志》所录之《子思子》二十三篇，各分上、下二篇，又加《序录》一篇，故为四十七篇与？”[4]余以为，或“九”为“七”之讹，或“七”为“九”之讹，尚难遽定。至于蒋氏谓四十七篇分《汉志》所录之二十三篇，恐误源为流了。另外，数家皆称此书为《中庸》，又进一步证实了《中庸》确为本名。

总之，此书乃子思困宋之后所作，本称《中庸》，共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是为祖本。

第二阶段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子思》二十三篇”，是为新编本。

在我看来，《汉志》所说的这个二十三篇本，是刘向在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本的基础上校订而成的。《汉志》寥寥六字的记录，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刘向将书名由过去的《中庸》改为《子思》，以与其他子书同例。二是他又把过去的四十七篇或四十九篇编为二十三篇。

从汉代的有关记载看，先秦古籍，文字多有重复，篇卷也往往短小（郭店竹简和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竹简亦可证之）。刘向在《别录》中常常说，“所校仇”某某书“凡”某某篇（这个篇数一般为刘向所见各种传本的总篇数），“除复重”，“定著”某某篇。我想，刘向在校订《子思》时，也是依照这个程序进行的。可惜，其《子思书录》不传，若幸复得，其文当曰：“所校仇《子思》凡某某篇，除复重，定著二十三篇，皆以杀青，书可缮写”云云。

至于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本具体如何演变为二十三篇本，盖有数种可能。一是，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本本身就重复二十四或二十六篇，故“除复重”，可得二十三篇。二是，将四十七或四十九篇合并为二十三篇。三是，二十三篇本对四十七篇或四十九篇本既“除复重”，又合并原篇。四是，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本流传到刘向时已多有佚失，仅得其中的二十三篇。一般说来，刘向校订的这部二十三篇本《子思》宜得其真。
然而，这个二十三篇本仅流传于汉魏时期，至迟在南北朝时已告亡佚（说详下文）。

第三阶段为《隋志》和《唐志》所著录的《子思子》七卷，是为重辑本。

直到现在，学者们一般认为这部七卷本和《汉志》所著录者为一书。这是一个误会。实际情况是，当时《汉志》所著录的《子思》二十三篇已经亡佚，学者重辑子思遗说，是为《子思子》七卷。这是历史上第一部子思遗说重辑本。

这个看法，并非我的发明。早在明代，宋濂业已指出：“《子思子》七卷，亦后人缀辑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5]或许宋氏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故不为后人所接受。

在我看来，证据并非不显。

其一，篇卷数不符。《汉志》所载为二十三篇，《隋志》、《唐志》所载为七卷。

其二，书名不一。《汉志》所载名曰《子思》，《隋志》、《唐志》所载为《子思子》。清人黄以周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汉·艺文志》‘《子思》二十三篇’，不名《子思子》。《子思子》之名自隋唐间始，故汉魏诸书引《子思子》语与唐马总《意林》同，而并曰《子思》，从旧名也。……其书唐代犹盛行，文史家、类书家所引或从旧名曰《子思》，或依新题曰《子思子》，此各家体例有不同也。北宋之初其书犹存，《太平御览》采取颇多，而倏称《子思》，倏称《子思子》。一部书中称谓错杂，岂其所引子思语别见于他书与？然检诸古籍，多目为《子思子》，则辑《御览》者人各异题，初无别于其间也。”[6]黄氏以为同是一书，名称有异，而没有想到已经名实皆异了。

其三，宋濂在谈到七卷本时说：

中载“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轲曰：‘君子之告民者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为不利大矣。’他日，孟轲告魏侯×以仁义。”盖深得子思子之本旨。

宋氏虽认定七卷本为“后人缀辑而成”，却认为其中的这段记载“盖深得子思子之本旨”。岂不知，子思和孟子生活时代不相及，焉能对话？所以这段文字必为后人假托，必非《子思》原文，它为七卷本后人重辑之说提供了确证。

其四，如下文所述，《五行》篇当本属原书，然已不见于隋唐时期流传的七卷本。主要证据是，当时的学者已不知“五行”为何物。如唐人杨×注《荀子》“谓之五行”句曰：“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将子思的仁义礼智圣为五行之说误解为仁义礼智信，即时人所熟悉的五常。

那么，二十三篇《子思》是何时亡佚的、七卷本《子思子》又是何时出现的呢？

黄以周所说的“汉魏诸书引《子思子》语与唐马总《意林》同，而并曰《子思》，从旧名也”这句话非常重要。汉魏时期引是书“并曰《子思》”，说明当时二十三篇本《子思》尚未亡佚，而七卷本《子思子》亦未出现。因而，诸书称《子思》并非“从旧名”，而是新名并未出现。

不过，至迟到南朝梁时新本已经出现，而这意味着当时旧本业已亡佚。

其一，唐代马总《意林》题曰：“《子思子》七卷”。篇名和卷数皆与新本相合。我们知道，马总的《意林》是根据庾仲容《子钞》增损而成，而庾仲容为梁朝人。由此可以推断，七卷本《子思子》在梁朝时已经存在。至于黄以周提到的汉魏时期所引是书“与唐马总《意林》同”，那是因为七卷本既为辑本，其史料来源当然为汉魏诸书，二者相同是不奇怪的。

其二，梁朝时另一个和此书关系极为密切的人物是沈约。《隋书·音乐志》引沈氏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可见，沈约所见为《子思子》，即七卷新本。

关于这部七卷重辑本形成的详情，已难考知了。我以为尽管其编者要比后来的汪×、黄以周辈见识为广，但其辑录方式恐怕大致相同。即不过是将《礼记》中原属是书的《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四篇辑出。如若有幸，或可补入原属是书的其他佚文，李贤提到的《累德》篇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是汪、黄二氏望尘莫及的。然后杂取《孟子》、《檀弓》、《孔丛子》等诸书而成。该本为宋濂所称道的那段资料原出《孔丛子》，可为佐证。

这部七卷本也是短命的。如所周知，至南宋时它又告失传，故汪×新辑本应运而生。

二、子思书探原

子思书的原始状态如何？文献不足，不可具考。

笔者曾将子思学派文献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包括原本《中庸》[7]、《表记》、《坊记》、《缁衣》四篇，它们属于《论语》类文献。第二类为子思的著作。《五行》、《天命》皆作于子思，分别代表子思早期和晚期的思想。另外，郭店简《唐虞之道》与《穷达以时》思想较为一致（《穷达以时》为子思言论，见下文）；《忠信之道》将忠信归结为仁义，显然与《五行》有内在联系。故这两篇很可能亦为子思言论或著作（也有可能是子思门人的著作）。第三类是各种典籍所载子思言行。这类文献情况比较复杂。首先其中包括子思门人的记录，如竹简《鲁穆公问子思》为子思与鲁穆公的对话；竹简《穷达以时》杂有孔子语，可能是子思对孔子思想的阐述。故此二篇当为子思门人所记子思言论，性质相同。它们的竹简形制一样，亦可证之。这些记录当然是可靠的。其次，《孟子》、《檀弓》等先秦古籍中的有关记载，其可靠性也毋庸置疑。至于秦汉以后儒书，包括《孔丛子》的有关记载，就难免久传失真、鱼目混珠了。第四类为子思门人的著作。《大常》、《尊德义》、《有性》、《求心》、《六德》五篇不但竹简形制一样，而且思想一贯，当出自一人之手。《大常》曾引用《坊记》，故作者晚于子思。另从思想上看，此四篇上承子思，下开孟子。故其作者当为子思之后学、孟子之前辈。此外，世传本《大学》亦作于子思门人。[8]那么，在这四类中，究竟哪一类原属子思书呢？

既然在南宋之前子思书有一个从祖本到新编本再到重辑本的演变过程，所以我们讨论子思书的原始状态，应该有一个标准。祖本最称原始，固然是最重要的根据。新编本宜得其真，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而重辑本既为后人辑录，已失本态，自不足为据，顶多可列为参考。

依照这个标准，可以肯定第一类和第二类原属子思书。

关于第一类，首先，如上所述，此书最初称为《中庸》，乃以首篇之名名全书，也就是说，《中庸》本为是书首篇。

其次，《隋书·音乐志》引沈约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对于这种说法，后人多持怀疑态度，以为这几篇不过是后人之假托。现在郭店竹简的出土，证明上述记载是完全可靠的。一方面，《缁衣》就是郭店竹简的一篇。另一方面，郭店竹简《大常》篇的一段文字又见于《坊记》。从行文看，显然是《大常》引自《坊记》，这说明《坊记》的成篇早于《大常》。沈约之语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他将《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四篇并称，说明这四篇文献性质相同。二是，他明言四篇“取《子思子》”。虽然他所见到的为七卷重辑本，但其编者当有所据。

这几篇悉为孔子语。有些人虽然承认这几篇出自子思书，但认为其中的孔子语为子思所假托。其实，对此子思子本人早已交待得很清楚：

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无非。”子思曰：“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孔丛子·公仪篇》）

这句话出自《孔丛子》，所记当有根据。鲁穆公所说的“子之书”当然指子思书，即当时的《中庸》。故这段文字一方面说明子思书的确包括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另一方面说明这些孔子语当时就被怀疑为子思假托，而子思早已予以驳斥。

另外，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刘×说，《缁衣》为“公孙尼子所作也”，则沈约之说又未必可靠。对此，蒋建侯指出：“按黄以周考证，《意林》所录《子思子》有合于《表记》者一条，合于《缁衣》者一条；《太平御览》所引《子思子》，有合于《表记》者一条；《文选注》所引《子思子》，有合于《缁衣》者二条。沈约之言，固信而有徵矣。”[9]

关于第二类，首先，从道理上说，作为有卓越成就的思想家，子思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著作。既然如此，则不管子思本人，还是后人，不将子思著作纳入史载作于子思的《中庸》四十余篇和以其名字命名的《子思》二十三篇，是不可思议的。

其次，据笔者考证，今本《中庸》大致由两篇构成，一篇为原本《中庸》，另一篇为子思佚篇《天命》。《礼记》编者既然两这两篇合编在一起，说明它们本来都出自子思书。

《缁衣》和《五行》分别属于第一类和第二类，而在郭店简中，此二篇竹简型制相同。这是两篇同出一书的显证，也是两类同属一书的显证。从这种现象看，在郭店简制作的时代，《中庸》已编辑成书。

至于第三类和第四类是否原属祖本或新编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但郭店简显示，《鲁穆公问子思》的竹简型制不同于《缁衣》和《五行》，似乎说明第三类不属祖本。新编本是在祖本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三类既不属祖本，就很可能也不属新编本。不过，如上所述，第三类已被七卷重辑本收入，则是可以肯定的。

[1] 蒋伯潜：《诸子通考》第32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 蒋伯潜：《诸子通考》第32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 以上皆见蒋伯潜《诸子通考》329页引。

[4] 蒋伯潜：《诸子通考》第330页。

[5] 宋濂：《诸子辨》。

[6] 黄以周：《子思子·序》。

[7]今本《中庸》基本上由两部分构成，以孔子语单独成章的部分为本来的《中庸》，另一部分为子思的一篇佚文，姑名之曰《天命》。说详拙著《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第二卷第三篇第三章，上海教育出版社即刊。

[8] 参见拙作《从郭店竹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光明日报》1999年4月23日。

[9] 蒋伯潜：《诸子通考》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