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代积年与“五星聚”

作者：张富祥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济南 250100）

摘要：文献所见夏代积年的431年之数，当是西汉末由《三统历》谱推排而来的；现存推求夏年的比较可信的参考数据，仍是古本《竹书纪年》所记的471年。古籍中有关上古“五星聚”的记录，皆出于西汉《太初历》颁行以后的虚构，不能作为推求古史年代的天象依据。

关键词：夏代积年；五星聚；《竹书纪年》

近年暂时结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夏年代的研究，主要依据文献分析、天文推算与考古测年，其概要情况见于已出版的工程研究报告简本（下简称《报告》）第六部分〔1〕（P74）。这几项工作在研究方法和具体材料的运用上都存在一些问题，这里仅就个人学习所得，对其中的两项——夏代积年的估计和“五星聚”问题的探讨，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关于夏代积年

文献所见夏代积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古本《竹书纪年》（下简称《纪年》）所说的“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二是《易纬稽览图》所说的“禹（夏）四百三十一年”。关于二者相差40年的原因，历来又有两种解说：一是471年包括羿、浞代夏的“无王”阶段，431年不包括“无王”阶段；二是471年自禹代舜事起算，431年自禹元年起算。工程的《报告》对这些说法均未作出明确的判断，只说到《易纬稽览图》所记的431年是“殷历家的说法”，但工程最终估定夏始年仍采用了471年之说。

为弄清这两个数据的真相，我们重新翻检今本《纪年》，发现二者之间本无关系，而今本《纪年》用干支纪年法推排夏王年，欲调停这两个数据，遂导致一系列混乱。今本《纪年》的夏代部分，始于帝禹元年壬子，终于帝癸（桀）三十一年壬戌。依此推算，从壬子年到壬戌年恰好是431年，正与《易纬稽览图》所记的夏积年之数相合。可是今本在夏代卷末，又照抄古本《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之文，并且自注“始壬子，终壬戌”，实则二者无法调和。经过仔细审读，我们认定问题即出在对“无王”阶段年数的估计上。为便于分析，这里先将今本《纪年》自帝相元年至少康元年的部分记载摘录如下：

帝相元年           戊戌    相即位，居于商丘

八年           乙巳    寒浞杀羿，使其子浇居过
二十八年       乙丑    寒浞使其子杀相，相妻后缗逃归有仍氏

（“无王”阶段）    丙寅    寒浞代夏；少康生于有仍

乙酉    少康20岁，自有仍奔虞

甲辰    少康39岁，伐过杀浇

乙巳    伯靡杀寒浞，少康自纶归于夏邑

少康元年           丙午    少康即位，诸侯来朝

这个记录，值得注意的是帝相在位28年，下接寒浞在位的40年。仅由所录纪年干支推排，若从夏积年为431年之说，则帝相元年戊戌下距少康元年丙午便只有8年，这显然与史实不符。今本《纪年》实载这段时间为68年，亦即较431年之说整整多出了干支表一周的60年，安排相关史实自可游刃有余；但是这样，夏积年总数便增加到了491年，同样与古本《纪年》的记载不合。大约今本作者误以为由431年之数加上寒浞代夏的40年，即可得出古本《纪年》所记的471年，故虽欲调停这两个数据，而并未对自为推排的干支纪年作仔细的检照。古本《纪年》可能原亦载寒浞代夏为40年（《帝王世纪》亦承此说），不过不是由帝相被杀后算起，而是由寒浞杀羿之次年算起的，亦即从帝相九年到寒浞被杀共40年。这样，少康即位时21岁，上距帝相元年凡48年，夏积年总数即为471年。想来今本《纪年》囿于后起的“帝统”观念，故擅自改动古本，以寒浞代夏始于相被杀之后，因而使得夏积年总数也较古本所记多出了20年。按古本所记，所谓“无王”阶段若从相被杀后算起，实际只有20年，尚较近情理；倘从今本，寒浞的实际在位年数便达到60年，少康即位时亦届41岁，反而更不可信。如果这一考察不误，那么按今本《纪年》的干支推排，当言夏年始于壬申而终于壬戌。今本载商汤即位之年为癸亥年，故在今本的框架内，自少康丙午以下的干支纪年都不能更动，夏积年的471年之说较431年之说多出的40年只能由丙午年往前推。

以干支积年法推校古代王年，据现在所知，实滥觞于新莽年间（可参清人朱右曾《汲冢竹书存真》卷上“帝尧元年丙子”条下按语）。古本《纪年》原不用干支纪年，但自此书在晋初出土不久，即已有用以推排古时年代者（见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故今本《纪年》于三代各王元年下都增入了干支。这种推排既随意改动古本，而又不确知三代始年，是以常有错误。问题还不止于此，如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已指出的那样，因今本《纪年》复假设夏王继位后，都须为故王服丧三年毕始正式登基称元，故所记夏王的在位年数大都与由干支年所差得的年数不相应〔2〕（P34）。例如按所记，禹卒于己未年八月，而启即位于癸亥年，前后逾3年，其间隔年数当即作者心目中的“服丧期”；而其下又记启“十六年陟”，则是由癸亥年算起的，并非由己未年算起。这一种纪年方式可能受到《孟子·万章上》所说尧、舜、禹皆有“三年之丧”的影响，然细检今本《纪年》的“服丧期”，又只有三例为3年,其余一例为4年，八例为2年，一例为1年，另有三例竟无“服丧期”。可见其推排未定，还只是一种胡乱尝试的草稿，这就无怪乎其干支纪年亦不能理顺。今本《纪年》实载的夏代总年数较古本多出20年，可能即是由这种纪年方式造成的，但因种种混乱，今已无法据以恢复古本的记载。现在美国学者仍有强力主张中国古代“一王二元年”之说的，当即由这种纪年方式引起，然此说实无法令人信服。

夏积年为431年之说，可能是由西汉末刘歆所作《世经》而来的，并非是什么“殷历家的说法”；今本《纪年》的参据当缘于《世经》，而不是来自《易纬稽览图》，《易纬稽览图》的记录亦应出于《世经》。《世经》现存于《汉书·律历志》，而记夏积年为432年，此数或是431年的抄误，或因夏、商分界年的计数而导致多出一年，皆无须深究。以《世经》所记商、周积年例之，431年之数盖亦由《三统历》谱推出，其书三代积年都是由此而来的，并不可据。现时推求夏始年，较可信的参考数据仍是古本《纪年》的471年。以西周共和元年当公元前841年为基准，由古本《纪年》所记的西周257年、商殷496年顺次上推，夏始年应为公元前1992年（各代亡年分记入前、后两代）。断代工程估定夏代始于公元前2070年，并未有确据。其中作为参考依据之一的考古测年，牵合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最易引起纷争；假如将夏始年定在公元前20世纪初，则此种牵合即可消除。事实上，各地龙山文化的下限大都延入传说的夏王朝年代内，如山东龙山文化与岳石文化的绝对年代分界即可定在公元前2000年，考古学者一般认为岳石文化的年代略与传说的夏王朝相当。夏王朝目前在考古学上还不能得到确实的证明，而根据传说，即使夏王朝的历史存在确无疑问，并且从一开始就具有像后来商、周王朝那样的统治广大区域的规模，那么它也是由原始的部落大联盟蜕变来的，不同于后世的改朝换代，“夷夏交争”的长时间持续即是明证。所以，推求夏始年与其过分依赖考古的“抽样”调查，反不如权且相信古本《纪年》的记录更为实在而逼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重大学科意义，而用于考求实际而具体的历史年代往往无能为，在年代学上并不比文献研究具有更多的优势。

二、关于“五星聚”

断代工程推求夏年代的天象资料依据，主要的一项是《太平御览》卷7所引《孝经钩命诀》记录“五星聚”之文。《报告》引其文作：“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3〕（P80）此引文不甚清楚。《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太平御览》卷7引作：“禹时，《钩命诀》曰：（五）星累累若贯珠，炳炳如连璧。”依古人认识，“贯珠”指五星，“连璧”指日月，原文“炳炳”二字上当加“日月”二字。纬书中多有以“贯珠”或“连珠”、“联珠”、“编珠”，与“连璧”或“合璧”、“悬璧”混同之例。实则五星如“珠”，日月如“璧”，二者在用语上仍当有别。

《报告》对这一记录是相当看重的，指出：“有学者计算出在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有一次很好的五星聚会。经对夏代立国前后的五星聚合重新推算，也证实了这次五星聚会是迄今五千年中最难得的一次。公元前1953年2月中旬至3月初，在黎明时分的东方地平线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排成一列，在2月26日，五大行星之间的角距离小于4度。这种奇异壮观的天象，很可能在古人记忆中流传下来，因此可以作为估定夏代年代的参考。”〔4〕（P80）这一看法是工程天文专家提出来的，也综合了美国天算专家彭瓞钧等人的研究成果，后者推算这次“五星聚”在公元前1953年2月23 日。

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孝经钩命诀》的说法是不可信的，用现代天文学的推算标准去套合古人虚构的东西也不合情理。尤其是对于纬书材料的使用，严肃的古史年代学研究更须格外小心和提防。西汉时尚无纬书，所以《汉书·艺文志》删录刘歆《七略》而成，其中还全不见纬书，纬书的出现不会早于新莽代汉及东汉初光武年间〔5〕（P250－270）。现存的“五星聚”记录，最早的是相传汉高祖刘邦入关中时的“五星聚于东井”，载见《史记》的《天官书》和《张耳陈余列传》，《汉书》的《高祖纪》、《天文志》、《陈余传》、《刘向传》及《叙传》亦屡言之。对于这一记录，《魏书·高允传》载有高允的看法，已据《星传》指摘其“谬”，认为汉高祖元年十月五星不可能聚于东井，正史所记不过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复验之于理”。此又可见先前流行的《甘石星经》等书中原无有关“五星聚”的明确记录。当时崔浩曾质疑高允的看法，后来又给以首肯，认为这次“五星聚于东井”当提前三个月。后世学者每从崔浩之说，然其事亦难确切推断。晚出的记录，又有周文王时“五星聚房”及齐桓公时“五星聚箕”之说（见《宋书·天文志》及《符瑞志》等），因皆不合于现代天文学的推算，故断代工程亦不以前者用于推求西周王年。至于齐桓公时的“五星聚”，亦不见《管子》书中有记载。

有关“五星聚”的较具体记载见于《汉书·律历志》：
前历（《颛顼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即太初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即斗、牛间）。……宦者淳于陵渠复覆《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

其事在汉武帝太初年间，当时因陵渠奏状，乃诏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颜师古注“合璧”、“连珠”，引孟康曰：“谓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时，七曜皆会聚斗、牵牛分度，夜尽如合璧、连珠也。”“上元”的推算和设置，各家历法不一，然推之往古，所谓“五星聚”当只是一种观念上的存在，古人实不能逆推其真。又查《史记·历书》，当初汉武帝诏书只称“以（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年名阏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指月在毕宿及室宿、壁宿间），日得（十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并无“五星聚”之说。所以我们怀疑，“五星聚”的话头只是到《太初历》颁行以后才为历算家所重，前此难征。其说大约到西汉末刘歆改造《太初历》而为《三统历》之后始得广传。如《初学记》卷4引桓谭《新论》云：“从天元以来，讫十一月甲子朔朝冬至，日月若连璧。”《史记·历书》索隐亦引虞喜云：“天元之始，于十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日月若连珠，俱起牵牛之初。”这一类说法，显然都是附和《太初历》、《三统历》而来的。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太初年间以后，所记高祖元年“五星聚于东井”很可能也出于《太初历》编制前后的造说，而并非是汉初史官的实录。其言托于“甘公”，这个“甘公”大约也只是星占家的一种代称，有如善医者即称“扁鹊”，未必实有其人。

纬书原是迷信的渊薮，故附会“五星聚”亦不遗余力。如明人编的《古微书》卷2引《尚书考灵曜》：“天地开辟，元历纪名，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纬俱起牵牛，……日月若悬璧，五星若编珠。”同书卷4又引《尚书中候》：“天地开辟，甲子冬至，日月若悬璧，五星若编珠。”同类言词见于纬书者不知凡几，现存《开元占经》卷19《五星占》部分引录多多，可以参看，且所录不但“五星聚”而已，即“四星聚”、“三星聚”等亦连篇累牍。周文王时“五星聚房”之说即出于《春秋元命苞》，而原书称周为“苍帝之子”，亦即伏羲之后，亦由附会刘向、刘歆父子的“五德终始”说而来。至于工程所引用的《孝经钩命诀》之文，性质亦无两样。如果相信所记是“在古人记忆中流传下来”的夏代天象，那么纬书多将“五星聚”推溯到“天地开辟”之时，“古人记忆”及现代天文学又如何测度？而且即使就真实的天象而言，“五星聚”的判断原亦无固定的标准，行星之间的角距离可大可小，工程所推定的公元前1953年的一次，对于夏始年的估定也并无帮助，此年上距工程所定的夏始年尚有百余年。纬书的谎说原与科学的实测毫不相关，硬相牵合没有道理。不但上古如此，即后世为儒者所乐道的著名“五星聚”，如唐天宝九年、宋乾德五年、元太祖二十一年、明嘉靖三年的几次，正史似乎言之凿凿，而实际上多半出于政治上的附会，质诸现代严格的天文科学方法，恐怕也都难以较真。

参考文献

〔1〕〔3〕〔4〕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R〕．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2〕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M〕．王国维遗书：第八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

〔5〕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