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沂
一、引 言
自宋人首开疑古之风以来，研究孔子思想的著作虽不可胜数，但所引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论语》一书。人们对其他古籍中所保存的大量有关孔子的记载，或讳莫如深，或斥为赝品。更有甚者，最近有人连《论语》的可靠性也提出质疑，认为“从逻辑上说”，“更合理”的推断是“所谓原始结集一事本属乌有”，“《论语》的结集，时间可能晚得多，不是在公元前五世纪，而是在公元二世纪的景、武之际”，而“今本《论语》诸章的宾主称谓很不一致，似可作这一推断的依据。”[1]如此看来，中华民族的圣人岂不成了虚无缥缈的幻影！
好在郭店楚墓竹简有助于打消这种疑虑。
《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隋书·音乐志》引沈约说：“《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对于这种说法，后人多持怀疑态度，以为这几篇不过是后人之假托。现在郭店竹简的出土，证明上述记载是完全可靠的。
首先，《缁衣》本身就是郭店竹简的一篇，足见其为先秦旧物。
其次，郭店竹简《大常》篇载：
是故君子衽席之上让而受幼，朝廷之位让而处贱，所宅不远矣。
这一段文字又见于《坊记》：
子云：“觞酒，豆肉，让而受恶，民犹犯齿；衽席之上，让而坐下，民犹犯贵；朝廷之位，让而就贱，民犹犯君。”
从行文看，《坊记》的文义比较完整，显然是《大常》引自《坊记》。这说明《坊记》的成篇早于《大常》。
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说：“由考古学的证据看，郭店一号墓是战国中期后段的，其具体年代，可估计为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墓中竹简书籍的书写时间应早于墓的下葬，至于书的著作年代自然更要早些。”[2]由此推断，更早于竹简《大常》的《坊记》，其著作年代正与子思生活的时代相吻合。
在这几篇中，《中庸》的一部分为孔子语，《表记》、《坊记》、《缁衣》全篇皆为孔子语。有些人虽然承认这几篇出自《子思子》，但认为其中的孔子语为子思所假托。其实，对此子思子本人早已交待得很清楚：
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无非。”子思曰：“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孔丛子·公仪篇》）
这句话出自《孔丛子》，此书不能看作伪书（参见下文），所记当有根据。鲁穆公所说的“子之书”当然指子思书。故这段文字一方面说明子思书的确包括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另一方面说明这些孔子语当时就被怀疑为子思假托，而子思早已予以驳斥。
我以为，沿着这些线索重新检讨一下《论语》的成书与流传以及其他文献中有关孔子的记载，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
二、《论语》的结集
《论语》为先秦古籍，两汉学者多有记载，这在历史上本来没有疑问。如刘向说，《论语》“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何晏《论语序》引）；刘歆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汉子·艺文志》）；匡衡说：“《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汉书·匡衡传》）；王充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言行”（《论衡·正说篇》）；郑玄说：“仲弓、子夏等所撰定”（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该书《论语音义》又称：“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增加了子游）；《论语崇爵谶》说：“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赵岐说：“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孟子题辞》）。两汉学者去孔子未远，其说应该有相当的根据。各家的具体说法虽然不同，但认为《论语》为孔门弟子编撰却是非常一致的。这些孔门弟子当然都生活在先秦时期。就此来看，《论语》在先秦时期确已编辑成书。
其实，关于《论语》的成书，今本《论语》本身已经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
子张听到孔子的谆谆教导，唯恐忘记，匆忙写在衣带上的情景跃然纸上。可见，孔子弟子确有作笔记的习惯，这正是日后孔门弟子们将所记孔子言行录结集成《论语》一书的基础。
从“门人相与辑而论撰”、“弟子共纪”、“七十子之畴”等字眼看，《论语》的编者肯定不止一人，而是一批人。至于具体是哪些人，多数学者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只有郑玄说系仲弓、子游、子夏等人所为，《论语崇爵谶》说系子夏等六十四人所为。这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前者详于编者的名字，后者详于编者人数。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论语》的编撰者是仲弓、子游、子夏等六十四人。
但是，这场笔墨官司并没有从此结束，它继续吸引着后来的探索者。唐代柳宗元的《论语辨》认为：“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也。”（《柳河东集》卷四）宋代的程颐在曾子弟子之外，又加上有子弟子，以为“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二子独以子称”（朱熹：《论语序说》引程子语）。沿着这条称谓不同的线索，宋永亨因《论语》对闵子称字不称名，认为出于闵氏（见《经义考》卷二百十一引）。这些说法也不无道理。
所以，对以上诸说应该结合《论语》本身综合加以考虑。在我看来，《论语》的编者应该是孔子的德行和文学两科的门人。
首先，从《论语》的内容看，顾颉刚先生早就指出：“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3]《论语》中的孔子“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只意味着《论语》侧重于道德修养，而不意味着孔子不关心政治，事实上孔子一生都在为他的政治理想而奋斗。据此，我们推断，《论语》一书的编者，一定是孔门德行科的弟子。
这种推断正与上述历代学者关于《论语》编者的说法和猜测相吻合。
孔子以四科教学，各科皆有特别突出者：“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在德行科所列的四人中，颜渊早逝：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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