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同文复出”现象的初步研究

作者：宁镇疆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老子》简本、帛书本、今本“同文复出”及与之类似的语言现象的分析，指出：“同文复出”是“晚出”的、后人加入的。《老子》原本中的文句近似现象，仅追求意义的相同，并不苛求“文”同。“同文复出”既非“错简”，也非“误入”，实质上是“引经作注”——一种很特殊的注语。“同文复出”对于认识《老子》文本在流传过程中的讹变，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关键词     《老子》  同文复出   简本   帛书本

“同文复出”或曰“重文复出”，是指相同或相近的语句在不同的章中重复或多次出现，它是今本《老子》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学者们以往对它的解释或曰“错简”、或曰“窜入”，或者干脆就识破不了它的“真身”，认为其本就有之。帛书本以及最近简本发现以后，与今本对比，有好多问题足以发千古之覆，“同文复出”也是这样。本文即希望通过对《老子》古、今本的比较，清理一下我们以往对“同文复出”的认识。

一、帛书及今本“同文复出”示例及辨证

1、“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i]

此三句同时见于今本30及55章，不同传本之间文字上可能略有差异，但基本相同。帛书甲、乙本对应今本30、55章的部分此三句也都有。清人姚鼐曾于30章此三句下谓：“‘物壮则老’十二字衍，以在下篇含德章（笔者按，即55章）‘心使气曰强’下，诵者误入此‘勿强’句下。”[ii]也就是说，姚氏将55章看作此三句的“原生”位置，而30章此三句的再次出现，不过是“误入”，是“次生”的。高明鉴于帛书本二章皆有此三句，一反姚说：“今从帛书甲、乙本验之，德经含德与本文皆有此十二字，乃同文复出者，非衍文也。姚说非是”[iii]。高氏肯定此处属“同文复出”，是《老子》中正常的语言现象，并非“误入”。在简本出现以前高说是很容易让人接受的。

简本对应今本30章的部分没有此三句，55章对应的部分只作“物壮则老，是谓不道”——只有前两句[iv]。是简本对应30章的部分漏抄了，还是确实没有？如果按照高明的说法，简本对应30章的部分起码应该“复出”两句，但为何一句也没有？

今本30章在简本中所见与今本及帛书本有诸多差异，篇幅所限，笔者不拟在此一一具论，但有一处差异却攸关后面有无“物壮则老”句的判断，不能不辨。今本30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后面有“其事好还”一句，简本作“其事好”。对于“还”字的有无，有学者认为简本脱漏，也有学者认为是简本断句错误，误将下面的“长”字归入下章，原文应该是“其事好长”[v]。笔者要指出的是，对于该章最后是否有“物壮则老”句的判断，“还”字的有无及是否为“长”，其实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该句的位置简本与今本及帛书本有重大差异。今本“其事好还”紧接在“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后面，因此下面的“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不过是对该句的解释和推演。但在简本中，“其事好”却放在这些解释和推演句的后面，作为全章之末。如果说在今本中，“其事好还”与它后面的部分在逻辑上是总——分关系的话，那么简本中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分——总的关系。也就是说，“其事好”放在最后，实际上起到总结全章的作用。这就意味着该章至此已经结束。因此，简本该章最后没有“物壮则老”句，绝不应该是漏抄，简本该章本来就没有此句。如果后面再如今本及帛书本那样加上“物壮则老”句，意义明显与上文重复，实在难脱蛇足之嫌。据此，笔者认为，在简本甚至在《老子》原本那里，该章的确没有“物壮则老”句。帛书本及今本“物壮则老”句在该章的出现，确实是55章对应部分“同文复出”的结果。因为30章“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这种适可而止、避免极端的表达，与“物壮则老”句在意义上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从功能上说，这种“同文复出”还兼具注语的作用。至于“不道早已”，简本无之，帛书及今本都有。它紧承上文“是谓不道”，是典型的顶真格式，且意义上也与前文构成因果关系，从性质上看，应该是后人的注语混入经文。

如此看来，上述姚鼐指出55章是“物壮则老”句的“原生”位置，的确是独具慧眼的。尤其是该部分在意义上与30章原有内容并非格格不入，而是十分相近，要作出这种判断，实属不易。高明虽指出其为“同文复出”，但却只说对了一半：从形式上看，它的确是“同文复出”，但这个“复出”却不是《老子》原本就有的东西，而是后人所为。从帛书甲、乙本看，此处“同文复出”是很早就已完成的，帛书本不过是它的时间下限。

2、“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此二句分别见于今本24、31章。马叙伦曾于31章此处下谓：“此十字乃因二十四章错简而复出者”，且谓：“成于此二句无疏，是成无此文。”[vi]朱谦之也注意到：“陈象古《道德真经解》无此二句”[vii]。需要说明的是，成玄英虽然于31章此二句无疏，但在24章中却是有的[viii]。因此31章的缺疏，不排除是出于避免重复的考虑。陈象古《道德真经解》31章虽无此二句。但他在解释“夫隹兵者，不祥之器”时却说：“隹，大也。祥，吉也。以其大而不吉，故有道者不处”[ix]。由此可以看出，陈氏所据底本中此章也应该有此二句，否则他就不会这么巧地也用“故有道者不处”作解。陈氏本之所以缺失此二句，可能也是如马叙伦般出于主观的判断，不是版本因承使然。

帛书本对应今本24章的部分有此二句。对应31章的部分乙本残损，但甲本完好，也是有此二句的[x]。这似乎对上述马氏及成、陈等的意见构成了挑战：31章的二句似乎并非后人从24章“复出”的结果，《老子》原本就已有之。但简本证明帛书本虽较马氏及成、陈早了几百、甚至一千多年，却并不足以否定他们的意见：31章《老子》原本确实没有此二句。

简本无今本24章，不过在丙组简中有31章的内容。与今本对照，简本该章最大的不同是没有“君子居则贵左”前的内容。也就是说，不光“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没有，连今本首句“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存在。而且简本此处也不存在漏抄的可能，理由如次：首先，丙组简文体例上区别于甲、乙两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每一章开始均提行抄写。一章结束后，别管一支简还剩多少空白，都不再接抄他章，而是另起一支简抄写。这就意味着该章原本就是以“君子居则贵左”为起始的。其次，今本起首“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但下文又言“兵者，不祥之器”，重复的弊端十分明显。所以笔者认为，简本此处并不是漏抄，今本多出的部分实系后人所为，在简本或曰《老子》原本中是没有的。

再来看今本31章多出的部分。后面的“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从意义上看，显然是对前面“夫隹兵者，不祥之器”的总结和推演。也就是说，“物或”二句的存在，要以前面两句的存在为前提，它是依托前文而发的。因此，虽然今本31章相对于简本多出的部分系后人误增，但它们也并非同时混入此章，而是有一个时间差：前两句在前，后两句在后。如马叙伦等所言，后两句的出现，的确是“同文复出”的结果。从内容及功能上看，它又是作为前两句的注文出现的。但马叙伦用“错简”来解释这种“同文复出”，其实并未认识到它的实质。“错简”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为何“错”得这么巧？以至于它与上下文逻辑上天衣无缝？其实恰恰相反，它们绝非盲目的“错”，而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后人由于感到此二句在意义上与“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有关联，遂让其“复出”于此。所以虽然从形式上可以说它是“同文复出”，但功能上却起到注语的作用。从帛书本31章已有此二句的事实可以看出，这一“同文复出”是很早就已完成的，至迟到帛书本时就已出现。

3、“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此二句分别见于今本34和63章，各本文字稍有出入，但基本相同。奚侗于63章此处下谓：“二句乃三十四章之文，复出于此”[xi]，而马叙伦于34章此二句下则说：“伦谓此三句（笔者按，马氏以傅奕本为底本，该本二句前尚有‘是以圣人能成其大也’一句）为63章错简。”[xii]奚、马二人看法正好相反：奚氏认为34章是此二句的“原生”位置，而马氏则认为是63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氏的意见实际上指出此两处同文一为“合法”，一为“非法”。帛书本二章皆有此二句，文字稍有差异，不过无关宏旨。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这两处同文在《老子》原本那里也都是“合法”的？简本证明情况也并非如此。

简本甲组一四——一五号简是相当于今本63章的内容，其全文如下：

为亡（无）为，事亡（无）事，未（味）亡（无）未（味）。大少（小）之多惕（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猷（犹）难之，故终无难。

对比简本与今本，我们发现简本比今本少了50多字，这其中正好包括“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简本也不存在漏抄的可能：一来今本多出这50多字后，文义扦格、晦涩难懂，千百年来聚讼纷纭。二来简本即使没有今本多出的部分也是文通句顺、自成体系的，并无明显的缺失之憾。所以，该章看来后人也是动了相当大的手脚，这其中就包括让“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从34章“复出”过来。这样看来，上述奚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二句确系34章二句“同文复出”的结果。不过，这“复出”是后人所为，并不是《老子》原本就有的东西。但是，奚侗的意见有含混不清之处：看出了该句的“原生”位置，惜乎未对其“次生”的性质——后人所为进行点破。其实这不过是一层窗户纸：既有“原生”、“次生”之别，就肯定有后人的工作在里头。我们今天之所以有足够的勇气去捅破这层窗户纸，新材料确实是帮了大忙的。另外，同前两例“同文复出”一样，此处“同文复出”的完成也是很早的，因为帛书本63章就已经有这两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帛书本的时代要早于汉代，但它也掺入了不少后起的东西，实在难称“善本”。

4、“是以圣人犹难之”
此句分别见于今本63和73章，也是一处典型的“同文复出”现象。奚侗于73章此句下谓：“‘是以’一句谊与上下文不属，盖六十三章文复出于此”。 马叙伦也谓：“‘是以’一句乃六十三章错简复出者”[xiii]。 奚、马二氏均将此句的“原生”位置定为63章，而73章此句不过是“复出”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如此一致地这么肯定，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该处“同文复出”不同于上述三种的是，今传本于此并不统一。虽然王本等大多数传本73章有此句，但严遵本、景龙碑本、遂州本、敦煌辛本等该章却没有此句。这同上述三例“同文复出”传世诸本“惊人”一致形成鲜明对比。这是版本传承源流上保留下来的宝贵线索，因此比较容易辨明。验之帛书本，73章的确也无此句。因此，如果说前三例“同文复出”是早在帛书以前的某个时代就已完成的话，则此例的完成明显要晚得多。这也意味着，这种炮制“同文复出”的风气，简直就像一种传统，在《老子》的流传史上一直绵延不绝。近来刘笑敢先生撰文谈到《老子》文句在流传过程中的“趋同”现象，与本文论题相近，可以参看[xiv]。

同样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奚、马二氏均认识到73章此句的“来历”，但对它的性质其实还没有完全认清。奚氏认为此句“谊与上下文不属”，马氏认为是“错简”。也就是说，他们都认为此句是盲目地“混入”此章，但其实此句与上文（如果不苛求“上下文”的话）在逻辑上联系得是相当紧密的。“天之所恶，孰知其故？”——“谁能知天意之故而不犯之？”[xv]，表明对天意难知的忧虑和畏惧，这种情况甚至连圣人也概莫能外——“犹难之”。基于此，笔者认为这并非是“误入”或“错简”，而是后人非常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此句“复出”于此，实际上起到注语的作用，可以视为对前文的总结和发挥。

[i] 本文“今本”《老子》文句皆以王弼本为准。

[ii] 参见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86页。

[iii] 同上。

[iv] 见《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以下凡引简文均见该书。

[v] 可参看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及魏启鹏《楚简《老子》柬释》，二文同见于《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

[vi] 马叙伦《老子校诂》，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6页。

[vii] 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0页。

[viii] 蒙文通辑成玄英《老子义疏》，四川省立图书馆1946年刊行。
[ix] 上海涵芬楼影印本《道藏》知五——知六。

[x] 今本“有道”，帛书本作“有欲”。

[xi] 参见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34页。

[xii] 马叙伦《老子校诂》，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51、352页。

[xiii] 参见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84、185页。

[xiv] 刘文刊于《郭店楚简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xv]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王卡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82页。

二、简本“同文复出”现象试探

上述几例“同文复出”或在帛书之前完成，或在帛书之后，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是“晚出”的，非《老子》原本之旧。这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同文复出”好像都是后人所为，或曰《老子》原本中就不存在“同文复出”。简本虽然不能说是《老子》原本，但它显然较现今所见各本更为近古、更具“原初”色彩。这并不是由于它的时代更早，仅从上文谈到的几例“同文复出”简本无而帛书本及今本有就可见一般。但我们看即使在简本中，也有类似“同文复出”的现象。据笔者统计，共有二例：

其一，甲组一三号简上有“侯王能守之，而万物将自化”，同组一八——一九号简上有“侯王如能守之，万物将自宾”。不过，严格说来，它们并不是绝对的“同文”：较之前者，后者多了“如”、少了“而”，而且“自化”也作“自宾”。前两者可能微不足道：这可能是语言习惯上的差异或者是抄漏。但“自化”与“自宾”却是实实在在的不同，虽然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所以，准确地讲它们应该被叫做“同义复出”，而不是 “同文复出”。鉴于其文字上存在差异，我们无法说出是谁“复”谁的。这就意味着它们之间可能并无“原生”、“次生”的区别——它们都是“原生”的。这一特点在下一例中就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二，甲组二七号简有“闭其兑，塞其门”字样，乙组一三号简则有“闭其门，塞其兑”。一则说“闭兑”、“塞门”，一则又说“闭门”、“塞兑”。语言形式不拘一格，不求“同文”，但传达的意义却是相同的：“人当塞耳不妄视，闭口不妄言”[i]，亦即所谓“损聪弃明，不视不听，若无见闻。闭口结舌，若不知言”[ii]。同上例一样，它们显然只是“同义”而非“同文”。它们之间也无“原生”、“次生”的区别，都是“原生”的、“合法”的。另外，简本这两处相近文句分别见于今本56、52章，但耐人寻味的是，帛书本及传世诸本都无一例外地作“塞其兑，闭其门”——又是一例标准的“同文复出”。由此我们更可窥见后人炮制“同文复出”的事实。

由于简本的篇幅只相当于今本的五分之二，我们无法窥见其时《老子》全本的“复出”状况。但如果上述两例反映的情况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我们就可以对简本或曰原本《老子》的“复出”现象作这样的评价：准确地讲, 用“同文复出”这一提法来概括《老子》简本或曰原本《老子》的“复出”现象似乎并不合适。因为它们只是“同义”而并非“同文”。不过，我们似乎也不能用“同义复出”来代替。因为“复出”一语背后，暗含了“原生”、“次生”的价值判断，而实际上它们都是“原生”、“合法”的，并非从别章“复出”过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帛书或今本的“同文复出”才更标准些：不光“义”同，连语言形式也呆板一律。像今本30章后面的“物壮则老”句与55章对应部分，几乎就是一字不差。窃以为这种近乎“原文照抄”的“复出”，露出了“造作”的马脚，因此是“晚出”的绝佳证据。在更新的材料出来之前，这条原则可以作为我们审视和判断今本《老子》其它“同文复出”真伪的参考性依据。比如帛书及今本12、38、72章都有“去彼取此”一句，2、10、51章都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二句，16、52章都有“没身不殆”一句，29、64章都有“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二句[iii]，17、23章都有“信不足焉有不信”句[iv]，它们的真伪及可信性都是值得深究的。

另外，简本还有一种语言现象类似“同文复出”，但严格说来可能只是一种语言习惯，这就是“夫唯（惟）……”句式的一再使用。它们或出现在一章之中，起到衔接和转承的作用，或用在一章的结尾，作为总结性的语言[v]。这种句式在帛书及今本中也是大量出现的，但将简本与帛书本以下诸本的这种句式进行对比，我们发现简本的这种句式明显要比帛书本及今本少。也就是说，随着《老子》流传范围的扩大，这种句式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同上文谈到的“同文复出”的变化情形基本相同。

据笔者统计，简本“夫唯（惟）……”句式共见两处，其一在甲组一七——一八号简，其文曰：“夫唯弗居也，是以弗去也”（相当今本2章）。其二在乙组第一号简，其文曰：“夫唯啬，是以早（服）”（相当今本59章）。实际上，按照简本对应的今本章次，“夫唯（惟）……”句式除此二例之外，还应该有三处。首先甲组八——十号简是相当于今本15章的内容，而该章今本包括帛书本就有两处“夫唯（惟）……”句式。其一为“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其二为“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vi]。简本此两处都是没有的。另外，简本还有今本41章的内容，而该章帛书本及今本也有一处“夫唯（惟）……”句式，即“夫唯道，善贷且成”[vii]。简本乙组一二号简此部分恰好残掉，不过残简末端尚存一“道”字的上半部，对照今本，此当为“道隐无名”的“道”字[viii]。准此，残掉部分中应该至少还有三字，补上这三字，残掉部分就被占去一半的位置。剩下的一半，从简文的字间距看，只能容纳至多四字。今本或帛书本“夫唯道，善贷且成”即属“道隐无名”的下文，而此句多达七、八字，显然在简本中是无法容纳的，这证明今本或帛书本该章的“夫唯”句原本也是不存在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简本的“夫唯（惟）……”句式的确较帛书本或今本为少，从篇幅上看，简本还只相当于今本的五分之二，足本的情况就更加可想而知。由于帛书本“夫唯（惟）……”句式较简本已多所增加，说明这种“踵增”的风气甚早肇始。另外，帛书本之后这种风气仍然在延续：王本、傅奕本71章有“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帛书本无此二句，且传世的景龙碑本、敦煌辛本亦无之。它显然是在帛书以后的某个时代由后人妄增，并在一些传本中以讹传讹地被保存下来。当初蒙文通先生曾言：“我国旧籍之讹误紊乱，无过于《老子》”[ix]，不惟言其讹误之多，更叹其千百年间伪讹之风一直不止。李零先生在做《孙子》古本研究时，曾感叹《孙子》文本的基础性研究工作远不及《老子》，此诚事实[x]。不过，清人顾广圻也说：“……书籍之讹，实由于校。据其所知，改所不知”[xi]，于是考之愈多，争之愈纷，黄钟瓦釜，往往杂陈，而真实之迹每每不复得见。《孙子》由于考之也少，侵害亦希，真伪之迹反而易寻，此又“不幸之中之大幸”也。

三、几点体会

通过上述对《老子》古、今本“同文复出”现象的分析，我们初步清理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同文复出”这一术语，背后暗含了“原生”与“次生”、“真”与“假”的价值判断，道出了《老子》在流传过程中发生讹变的内容。所以，这一称呼实际上并不适宜用来说明《老子》原本中的文句近似现象。另一方面，从我们对简本两处相近文句的分析看，它们并不追求“同文”，而是重在“意义”的相同。从这个角度讲，它们在各自章中的出现都是“原生”的，并非“复出”的结果。真正的“同文复出”，似乎是“晚出”的，由后人加进去的。而且，这种“同文复出”还有不断增多的趋势。大致说来，后人炮制“同文复出”有以下两条途径：一是最常见的引用《老子》原文作注语。既是“引用”，当然“义”同、“文”也同。二是把一些“义”同“文”不同的语句，改造成“文”、“义”全同。像今本52、56章的“塞其兑，闭其门”即属此例。另外，《老子》简本或原本中无“同文复出”、只有“义”同文句的事实，似乎也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在《老子》原本中，有相近文句的两章，似不会是同时完成的，起码应该有一个相当的时间差。否则的话，作者自然也会由于它们意义上的相同，进而追求“文”同（何况它们的“文”本来就很相近）。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无论是在简本、帛书本、还是今本中，“同文复出”或有相近文句的两章章序上都不是相连的。这也许是这些章写作时间差异的直观体现。也就是说，《老子》原本的完成，不会是一鼓作气、一气呵成的，更可能是断断续续地写一些章，最后总辑而成。

其次，传统上讲“同文复出”是“错简”或“误入”，其实这并未认识到这一现象的实质。所谓“错简”，指的是以整简为单位的，错一简就要包括该支简上的所有内容，由此导致典籍文句无法衔接。它是由于简册朽坏或编联不慎所产生的[xii]。但我们看“同文复出”却不是无意、盲目或者由于简册朽烂误入别章的，相反却是刻意、有目的的“复出”。这突出表现在，它们与新入章邻近语句总有意义或逻辑上的关联。从功能上看，“复出”之句更多地起到了对前文总结、推演、发挥等作用，实际上是“以经作注”——一种很特殊的注语。不过，尽管我们说这种“同文复出”是刻意、有目的的行为，却并不等于承认它们是古史辨派所说的有目的、系统“造伪”。它们最初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读者在读某段经文时，感觉到其它章尚有与之意义相近或逻辑上构成联系的语句，遂附记于此。当时显然知道它的“来历”，只是后人在传抄过程中，由于辨之不察，遂混入经文。也就是说，这种“同文复出”由附记的注语到成为正式的经文，其实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并不是时人处心积虑“造伪”的结果。 我们所谓的“刻意”、“有目的”，只是就其作为注语，特别是其功能而言的。

再次, “同文复出”的产生及逐渐增多,反映出《老子》流传范围的日趋广泛，以及人们对它的渐趋熟稔。很明显，只有在对经文非常熟悉的情况下，读者才会举一反三、连类比附地想到别的章也有与当下文句意义非常接近的句子，遂附记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同文复出”的产生及逐渐增多,其实是《老子》流传过程中的附产品，而且可能还是不可避免的。以此为基点，我们又可以反过来由某一《老子》传本“同文复出”的有无和多寡，对某一时期《老子》的流传范围及人们对它的熟悉程度作一粗线条的估计。由于简本中尚没有后世那么多的“同文复出”，且其中相似的文句也仅仅是“义”同，并不苛求“文”同，可以推测其时的《老子》可能还只是在一个相对小的范围里流传，从简本到帛书本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则是《老子》流传范围急剧扩张的时代。正因为此，笔者认为，简本《老子》无论从形制，还是从内容上看，都较其他传本更接近于《老子》原本，这绝不仅仅是因为它时代更早。

最后，“同文复出”的产生及增加，可能还会因此对《老子》原有思想造成影响。甚至使其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失去其原有面貌。这就特别值得重视。比如丙组六——十号简应是今本31章的原貌。帛书本及今本由于“同文复出”的原因，开头多出了“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道者弗居。”就给人一种反战、厌兵的印象。这与下文“用兵则贵右”、“不得已而用之”、“杀人众”产生矛盾。而其原本的意思其实并不在“反战”，不是对于“兵”绝对的“弗居”，而是主张不轻用武力，要用之有道（义），其“贵右”、“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战胜，以丧礼处之”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用兵这一问题上极言“礼”的重要，它更多地体现的是春秋或战国早期那种朴素、古典的战争观。这就与目前学术界对于《老子》成书年代的判断暗合[xiii]。而今本由“同文复出”形成的多出部分，其对“兵”的绝对排斥态度，显然是受战国中后期兵连祸结的刺激。笔者因此怀疑它有可能是出自道家后学的手笔。当然，有的“同文复出”可能并不直接影响我们对《老子》思想的理解，但间接上却有可能左右人们对它的看法。比如当同一文句由于“同文复出”再次或多次出现之后，人们有可能会基于它的统计学上的高出现率，进而认为它们是《老子》一书刻意强调、或有代表性的思想，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可见，搞清楚《老子》一书的“同文复出”问题，也是准确理解其思想的必要前提。

[i] 同上，第199页。

[ii] 《老子指归》（王德有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9页。

[iii] 或作“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意义无别。

[iv] 这一例可以辨明：帛书甲乙本相当于今本23章的部分没有该句。它在今本该章的出现，亦当为帛书时代以后之人所妄加的“同文复出”，非《老子》原本之旧。

[v] 参见韩禄伯《论〈老子〉的分章》，《简帛研究译丛》第二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vi] 此处“夫唯”句帛书甲本有，而乙本无。且此处文句传世本有多种“版本”，详见高明《帛书老子校注》第297页。

[vii] 此处帛书甲本残，乙本作“善始且善成”。

[viii] 帛书乙本作“道褒无名”。

[ix] 蒙文通《王弼《老子注》初校记》，《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三集，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61页。

[x] 李零《孙子古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xi] 顾广圻《思适斋集》卷十五，《书《文苑英华辩证》后》。

[xii] 李零《孙子古本研究》，第230页。

[xiii] 参见裘锡圭《郭店《老子》简初探》，《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