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墓竹简与儒学研究（2000年）

作者：杨朝明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一处墓地中发现了一批竹简，学术界称之为“郭店楚墓竹简”。这批竹简共804枚，其中有字竹简730 枚，这是建国以来简帛佚籍的重大发现。经过整理，这批竹简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以《郭店楚墓竹简》为名正式出版，其中包括该墓出土全部竹简的图版、释文和注释。竹简的内容分属道家和儒家，除了道家的《老子 》和一篇《太一生水》外，其余文献全部属于儒家。儒家著作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有《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和《六德》6篇；第二组有《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2篇。此外还有《唐虞之道》、《忠信之道》2篇、《语丛》4篇。这些著作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对儒学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郭店楚墓竹简》出版后，立即引发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巨大震动，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讨，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继1998年和1999年后，郭店竹简的研究继续成为2000年学术界的热点。1月份，日本东京大学郭店楚简研究会编辑出版了《郭店楚简思想史的研究》第三卷，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出版了专号《郭店简与儒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则召开了西安30余位学者参加的“郭店楚简学术座谈会”（下称“西安座谈会”），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也已经在《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和《孔子研究》第5期进行了报道；5月份，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辑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以《人文论丛》特辑的形式，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去年10月中旬在武汉大学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下称“武汉国际学术会议”）的成果汇编；8月份，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廖名春编辑的《清华简帛研究》第一辑刊出，这是清华大学“出土简帛与中国思想史研究”项目的成果汇编。该项目由李学勤先生主持，清华大学相关单位的学者参加，于1999年秋季列入清华大学基础研究项目，已经正式启动。该项目的内容包括出土简帛的整理、考释及其相关研究；定期举办简帛与文献讲读班；邀请学者至清华访问；召开学术会议；出版简帛研究丛书等方面。其中的“简帛讲读班”每两周举办一次，2000年共举办了十余次，在郭店楚简的研究方面影响较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儒学联合会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的“简帛研究”网站的建立，对推动简帛特别是郭店楚简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该网站设立学术争鸣、简帛档案、论著索引、网上首发、简帛论坛等等栏目，受到了郭店楚简研究者的普遍关注。

丁四新的《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10月出版）是专门研究楚简的学术专著，该书是作者在个人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对郭店楚简各篇的思想源流、学派归属、撰著作者、写作年代、哲学意蕴以及学术史上的地位等作出了自己的考订和阐释。
此外，国内不少学术期刊如《孔子研究》、《中国哲学史》、《人文杂志》以及不少高校学报刊发了学者们的文章，研究涉及到文字、文献、考古、简牍以及古代哲学、文学、历史等等许多方面，其中尤以从儒学角度的研究引人注目。

一、对于儒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郭店竹简之于儒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学者们都有充分的认识。1998年5月，即《郭店楚墓竹简》出版的当月，国际儒学联合会便召集北京的一批学者就其中的早期儒家思想进行首次讨论研究。在这方面，李学勤的《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郭店楚简与儒家经籍》、《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均收入《中国哲学》第二十辑《郭店楚简研究》专号）等文章，对于推进郭店楚简与儒学的结合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武汉大学举办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除了出版会议论文集外，多篇会议综述也在《光明日报》1月14日和1月21日、《理论月刊》第1、2期合刊、《中国哲学史》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第2 期、《文史哲》第2期、《孔子研究》第2期、《武汉大学学报》第2期以及日本东京大学的《郭店楚简の思想史的研究》和台湾的报刊上分别发表，据报道，会议上，学者们就郭店楚简对于儒学研究的意义发表了许多见解。李学勤在《透过竹简》的报告中指出，本世纪楚地简帛的大量出土与整理，使我们已获得了若干可以串联起来的坐标点，从而对战国中期到秦汉间之学术思想的各个方面及其变迁过程有了信实的材料；《诗》《书》《礼》《乐》等“六经”是先秦最基本的教材或普遍知识；“经”不是一家之言，而是共有资源；儒学和孔子的地位在当时就非常高，通过七十子的传布，儒家思想分布范围极广，是列国教育、政治的核心内容；阴阳数术思想可能是传统宇宙论的源泉，在战国中晚期流行，并与各家思想相融合；先秦学术虽经焚坑打击，到汉代又峰回路转，汉代学术绝非无源之水；疑古思潮误将战国思想文化移至汉代，现在可以还其本来面目。饶宗颐则肯定三坟五典等与《左传》、《国语》的可信，认定不仅要“走出疑古”，而且还要回归三代信史之本然。萧箑父在《郭店楚简的价值与意义》中列举了历史上多次古文献出土引发学术思想震荡的例子，肯定“二重证据法”或“三重证据法”。根据郭店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楚简，展望21世纪，认为楚简的出土对于未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以及学术的取向，具有重大意义。杜维明论证了郭店楚简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及核心价值观念，认为它推动了古文字学、先秦哲学与文化研究的再次勃兴，有助于“文化中国”之“文明对话”的开展，确信先秦哲学较之希腊哲学毫不逊色。

郭齐勇在《从‘疑古’到‘释古’》（《文汇报》9月21日）中认为本世纪出土的简帛文献使百年学术发生了极有意义的翻转，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到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从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到李学勤的“走出疑古时代”，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今天我们可以超越“疑古”和“信古”，平心静气地“释古”了。

江林昌在《中国先秦儒道文献的重大发现与深远意义》（《烟台大学学报》第4期）中谈论了郭店楚简出土的学术价值，认为它提供了大量前所未见的佚书，弥补了有关学术研究的缺环；它的有关记载为学术史上一些久悬未决的疑案提供了答案；它提供了一些传世古籍的最早版本，对于我们认识古书的成书年代及其流传情况具有积极意义；它为古籍校勘和古文字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武汉的国际学术会议上，陈来的论文《儒家系谱之重建与史料困境之突破》强调了郭店楚简对于先秦儒学研究的意义，其中提到竹简虽以“孔孟之间”为主，但也包括对孔子本人的新的理解的可能性。

另外，1999年12月11—12日在北京广播学院举行了“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姚小鸥主编的本次会议论文集《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已于8月份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中州学刊》第2期也以笔谈的形式发表了其中的几篇文章。据说，此次会议就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关系、20世纪中国出土文献研究的历史、出土文献与21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前景，以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个案等进行探讨，有的会议论文谈到了郭店出土的竹简，论述了出土佚书的贡献、竹简、帛书与先秦文献研究、疑古与资料审查等问题，对儒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二、郭店楚简的考古学研究

郭店楚简的考古学研究与儒学研究是密切相连的，西安座谈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对郭店楚简墓做考古学的研究是研究郭店楚简的基础。因此，不少学者也在这一方面倾注了自己的注意力。

关于墓葬时间与墓主身份，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多数学者接受了郭店一号楚墓下葬时间在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左右的论断，此即这批竹简抄写的年代下限。 李学勤甚至认定这一时间的误差不会超过正负25年。王葆玹则推测郭店楚简的抄写与郭店楚墓的下葬都在秦将白起攻拔郢地之后，约在齐襄王末年以前，即公元前278至前227年之间。

郭店一号墓中出土的器物中有两根鸠杖，同出的漆耳杯上又铭刻有“东宫之币”字样，李学勤认为“币”应当释为“师”，从而推知墓主可能是一位年事已高的男子，他可能曾经担任楚国太子的老师，李学勤曾经幽默地称其为“老教授”。江林昌《中国先秦儒道文献的重大发现与深远意义》也说他可能是一位楚国贵族知识分子。罗运环在《论郭店一号楚墓所出漆耳杯文及墓主和竹简的年代》（《考古》第1 期）中探讨后认为，杯文应为“东宫之师”，东宫为太子宫，东宫之师即为太子的老师，当与墓主人有关。学术界不少人接受了这一看法。在武汉国际会议上，周风五也同意这种观点，不过，他认为墓主应当是邹齐一带思孟学派的儒者，后仕于楚，并教授太子。李零则认为，“东宫之币”应该释为“东宫之杯”，但无论杯铭释作“东宫之师”还是“东宫之杯”，对判断墓主人的身份都没有多大帮助。张正明认为以墓主为楚国太子老师的看法，证据过于单薄。

关于郭店楚墓的墓主，曾经分别有人提出是陈良、环渊的主张，李裕民在《郭店楚墓的年代与墓主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中不同意楚墓下葬年代为战国中期的看法，他认为，从器物形制特征等方面考察，应在战国晚期前段，即公元前299年至前278年之间。所以，墓主人决非陈良或者环渊，从身份、下葬年代、竹简中反映的某些思想等角度看，他很可能是楚国太子横之师慎到。

《新华文摘》第3期则转载了《光明日报》的两篇文章，其中高正认为屈原完全符合墓主的基本情况，而纪健生则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他从人物的年龄、身份、死因、屈原自沉的背景、屈原绝命的时间、屈原墓葬之有无等角度逐一进行了反驳。周建中在《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墓主考论》（《历史研究》第5期）中对楚系墓葬的椁室葬品进行研究，认定墓主的身份为“下大夫”；据金文、简牍、帛书对“不”、“币”二字有不同写法，漆耳杯铭文应为“东宫之杯”；据《周礼》、《礼记》、《吕氏春秋》，“八十九十，加赐鸠杖”之礼始于汉代，而楚系墓葬中出土的各种“杖”的形制特点，可证明此墓“鸠杖”不是手杖。屈原未曾担任过太子之傅，郭店一号楚墓与屈原无关。

三、郭店儒简的简册与文字考释

郭店楚墓竹简各部分有一定的规制，根据竹简的长度、简端削修形式、编线道数、编线间距等因素先行分成若干组，以使竹简的整理更加准确，竹简的整理一般遵循这样的原则。在武汉国际会议上，周风五探讨了竹简的简册制度，他认为简长者、简端削成梯形者为经，简短者、简端平齐者为传。他还将郭店竹简的字体分为4种，认为文字字体与竹简形制一样是研究的基础。他指出，《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有齐文字的特色，而其它各简则为楚国当地抄手所为。李零指出，要注意“楚书秦读”、“形近混用”的书写习惯和阅读习惯。裘锡圭认为文字的考释是非常具体而细微的工作，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方法。这次会议上，陈伟、林素清、王博、刘昕岚、刘钊、黄锡全、刘信芳、李天虹、刘国胜、颜世铉等学者也分别提交论文，就楚简中字词的考释和文句的理解谈了自己的看法。

清华大学举办的“简帛讲读班”上，不少学者就楚简文字的训读与解释谈了自己的见解，《清华简帛研究》（第一辑）中就此进行了报道，并收录了几篇关于文字训读与编联方面的文章，其中有李学勤对《成之闻之》中两章新的缀联、释读和理解，廖名春对《性自命出》、《六德》、《成之闻之》三篇的校释，有崔永东对《成之闻之》的字义零释，王志平对《穷达以时》的简释，李天虹对  《性自命出》的编联及分篇，以及赵平安、王子今文字解读的文章。

白于蓝的《郭店楚简拾遗》（《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 期）也就郭店楚简中的部分字句进行了新的解释。吴辛丑的《简帛异文的类型及其价值》（《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4 期）主要谈论了简帛典籍与传世文献相异文字的特点及二者进行比较的重要性，这对于楚简研究和儒家典籍的认识都有意义。

张守中等出版了《郭店楚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颇便于文字的考释研究。关于字句篇章的释读，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讨论热烈，个别地方存在较大分歧。鉴于此，一些学者提议整理出版《郭店楚墓竹简》的集注本或修订本，以反映该书出版以来新的研究成果，为学界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文本。

四、郭店儒简的学派性质

关于郭店楚墓儒简的学派归属，以前学者们已经发表过不少好的见解，一般认为，郭店儒简中的一部分是《子思子》，即孔子之孙子思一系的作品，有的则说其中的绝大部分儒简都属于子思学派。总起来说，很多学者都认为它与思孟学派有重要的关系。也有学者具体探讨过楚简中的篇章，认为其中有孔子著作的佚篇；有的认为个别篇章分别属于孔子弟子县成、子游、子张，属于《公孙尼子》，属于子思弟子等等。

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李景林考察了《成之闻之》、《尊德义》、 《性自命出》、《六德》四篇的德目形式与思想内容，认为这四篇作为郭店竹简的核心部分，均包含“性与天道”论内容，与《中庸》思想相通；至于 《性自命出》中的重“乐”思想，虽与子游“乐教”主张相同，但子游与子思之间实存在思想上的承转脉络；其余诸篇或接近于孔子，当为子思绍述孔子思想之作或接近于孟子，当为与孟子相先后的子思后学所述，因此，郭店儒家简应属思孟一系的作品。他的《关于郭店简〈唐虞之道〉的学派归属问题》（《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在考察了禅让说的理论内涵后，认定《唐虞之道》应该属于思孟一系的作品。

杨儒宾的《子思学派新探》认为郭店儒简可以分成甲乙两组，甲组如《缁衣》、《尊德义》、《语丛一》等等从思想角度来看应当属于思孟学派的作品。但《性自命出》整篇架构很像《乐记》，而《乐记》言喜怒哀乐又切近《中庸》理论 。王葆玹 认为郭店儒简除《唐虞之道》、《六德》 篇晚出外，其他尚有8篇是《子思子》一书的资料来源，由长期延续的子思学派陆续完成。饶宗颐也认为郭店竹简中有不少应当出于子思的著作。

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应当充分注意到战国早中期儒家学派的复杂性。王博说竹简也许是不同来源文献的一种汇编，主张重视儒家在南方的发展，如子张、子游等，子思与南方的关系也不疏远。儒家不仅在齐鲁，也在宋、楚发展。现有文献及考古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不可据此匆匆作出结论。刘信芳的《郭店简〈缁衣〉解诂》认为该篇可能出于南方学者之手。美国加州大学 Jeffrey  K.Riegei  (王安国)对《缁衣》简是否可以归入子思学派持保留态度，这是因为他一向怀疑《礼记》中的《缁衣》、《中庸》诸篇与子思相关，只是郭店简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的怀疑。李存山则认为，《六德》篇所构建的伦理体系，明显不同于《五行》篇，与《忠信之道》也不类；但他讲的“圣、智、仁、义、忠、信”，在内容上与《五行》和《忠信之道》等篇又有相当的联系，因此郭店儒简可能是“仲良氏之儒”的作品。

西安的座谈会上，林乐昌认为子思之学远承孔子中期仁学和晚期易学中的一部分观念，近承曾子和子游之学，并明显受《易传》的影响；《中庸》和《五行》似乎是子思前后不同时期思想演变的结果，《中庸》可能是其前期著作，《五行》则可能是其后期作品。两书的主要差异在于核心范畴不同，《中庸》是“诚”，而《五行》则是“德”。

五、郭店儒简的思想研究

关于郭店楚简思想的研究，有的学者从整体上进行论述，涉及到哲学、政治、道德的诸多方面 ，讨论了天人关系、心性论、礼乐思想等等；不少学者对具体的篇章进行讨论，除了《鲁穆公问子思》，学者们的研究几乎涉及到所有的篇章，认识也从而更加深刻。这是郭店楚简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方面。

儒家的天道观和人性论方面。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丁四新对简书的天人观进行了论述，认为《老子》以“道法自然”把天人二者融通、连贯起来；而儒简的天人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天人相通、相入的思想，二是以心性或德性为本位，加深了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三是天人相分的思想在竹简中被凸显出来。庞朴认为《五行》中的“圣”、“德”等天地境界，是绝对的终极层面；而人道之善指向相对的社会道德；三伦六位指示血缘亲情关系的人伦道德。他又通过对简书天人关系的分析，提出了“天人三式说”，并认为郭店儒简特重“心”的文化。庞朴在《三重道德论》（《历史研究》第5期）一文中继续探讨后认为，郭店楚简中《六德》、《五行》等篇列有儒学的三重道德规范，他们组成了完整的儒家道德学说体系，那就是：人伦道德（六德）、社会道德（四行）、天地道德（五行）。这个体系始于对人自然亲情的确认、尊重和人文化，即所谓的“男女辨”、“父子亲”、“君臣义”；然后乃由“亲亲而仁民”，提升为以尊尊为标帜、以善行为指归的理性的社会道德；更后再由“仁民而爱物”超越具体的社会历史情景，复归于大自然的怀抱，民胞物与，参赞化育。郭齐勇考察了郭店简《性自命出》、《五行》等篇的身心与性情关系的论说，指出《性自命出》和《五行》等篇所揭橥的人的“喜怒哀悲之气”及“好恶”之情实即仁义天命之性，天人之间，情为枢纽，此种性情禀赋自天。《性自命出》、《五行》中的天命、性情说，是由《诗》、《书》、孔子走向孟子道德形上学的桥梁。

韩星在《郭店楚简儒家天道观述略》（《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中说，郭店楚简儒家著作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在以探讨人道为主的同时，有许多关于天道观的论述，如天命、天道、天常、天德、知天、效天等，楚简的天道观是在天人关系的互动中寻求解决社会人生问题的。

儒家的礼乐思想方面。韩星的《郭店楚简儒家礼乐文化精义辨析》（《人文杂志》第5期）对郭店楚简儒家著作中有关礼乐文化的论述作了梳理和阐释，并与先秦其它儒家著作进行比较，以揭示这些思想观点的价值与意义。清华大学的“出土简帛与中国思想史研究”项目中，彭林承担了《郭店楚简与先秦礼学》的研究专题。在武汉国际会议上，彭林对《五行》、《六德》、《成之闻之》、《尊德义》以及《语丛》诸篇涉及的礼容进行了研究，指出礼容与礼法、礼器、礼义等同为古礼的四要素之一，郭店简关于礼容的人文意义的论述主要涉及礼容与人性、德义、治国安邦、君子修养的关系。郭店竹简把礼容的缘起、意义等问题置于道德伦理体系大背景下来认识与阐发，对于今人认识先秦礼学的思想面貌具有重要作用。邢文通过对楚简与今本《缁衣》的比较，认为孔子传《礼》，七十子后学传《记》，这是先秦礼学的基本线索。饶宗颐从郭店楚简论述了古代的乐教，他着重阐明了《五行》中有关“金声玉振”的解说，指出儒家特别提倡乐教，在儒家思想中，“乐”是兴善进德的工具，可使人浸润于天德化育之中。蔡仲德的《郭店楚简儒家乐论试探》（《孔子研究》第3期）认为儒家著作的《性自命出》等篇论乐的文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为他书所未见，从中可见郭店竹简中的儒家乐论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强调音乐教德养心的作用，强调礼乐配合治人治国的作用，反映了儒家乐论共有的特性。这些乐论在儒家乐论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就所论及的方面而言，其思想是孔孟思想的发挥和补充，但不如《中庸》、《荀子·乐论》、《乐记》那样深入。

郭店楚墓中的儒简 ，学术界基本认定主要属于子思一派，所以 ，可以通过这些竹简观察儒学在孔孟之间的演变过程。罗新慧的《从郭店楚简看孔、孟之间的儒学变迁》（《中国哲学史》第2期）一文将楚简中的儒学理论与孔、孟的相关思想比较，可以看出郭店楚简中仁、圣两概念较孔子所设定的意义、内涵有所变化，且高远性有所降低；而关于“礼”的论述，则沿着孔子所提出的注重内心情感的轨迹继续发展，简文关于内省修心的阐述是思孟学派修身的基石，它突显了孔子到孟子修心理论的思想线索。但就仁学理论及理想人格的阐述看，简文似乎并不代表儒家思想的主流，儒家 学说的发展在孔子之后直至孟子，实经历了一个“出于幽谷，迁于乔木”的阶段。

关于楚简思想的研究，学者们多是就具体的篇章进行探讨，以下我们逐篇进行介绍 ：

1、《缁衣》

由于竹简《缁衣》见于今本的《礼记》，这为竹简《缁衣》的文本研究提供了条件，学者们的一致意见是，简本《缁衣》的章次优于传本。武汉国际会议上，除了邢文对楚简《缁衣》与先秦礼学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外，刘信芳的《郭店简〈缁衣〉解诂》和涂宗流、刘祖信的《郭店楚简〈缁衣〉通释》有助于《缁衣》篇思想的探讨，如刘信芳解诂《缁衣》、讨论其文章结构后，又说《缁衣》可能是当时南方学者的作品。

2、《五行》

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五行》篇是学者们较为瞩目的篇章之一。除了饶宗颐、庞朴、彭林外，郭齐勇的讨论也多涉《五行》，他指出《五行》的主题是“德之行”，而“德”的本字即“心之行”，他认为竹书《五行》尚没有发展成帛书《五行》的“仁、义、礼、智、圣”五种德气之说，是孟子有关“气”论、“体”论才使这种道德的身心观得以圆成。如此，似乎证明《孟子》介乎竹、帛《五行》之间。李存山梳理了简本《五行》、《中庸》、《孟子》、帛书《五行》的思想脉络，指出简本的特色是近乎曲折地论述了“圣智”尤其是“圣”的重要性，《中庸》中还可见“圣”之“聪明睿智”含义，到《孟子》则更强调“仁义礼智”并且突出仁义对于礼智的统率地位，帛书则有意无意削弱了圣智的重要性而提升了仁义的地位，由此可见“思孟学派”的思想变化。台湾学者郭梨华认为，《五行》中提出仁义礼智“四行”，虽然未如孟子所言乃人心之四善端，但却是谕示了四行之为善心的可能，由此开启了孟子的“心善论”。丁四新的《略论郭店楚简〈五行〉思想》（《孔子研究》第3期）对该篇的内在思路进行了分析，发现简书认为仁义礼智圣五行是与心之用密不可分的，而且突出了圣智的作用，认为是仁义礼乐之本源。
3、《成之闻之》

《成之闻之》一章简文古奥，学者们已经有所注意，但仍然在缀联、释读和理解上有可以商榷之处。《清华简帛研究》（第一辑）上除了廖名春的校释外，还有李学勤的《试说〈成之闻之〉两章》（又载《烟台大学学报》第4期），文章首先对圣人之性章进行了重新训释和解读，概括了此章的大意，并将其与孔子论性的话进行比较，指出这一章的性质属于性论，其目的是对孔子的性论给予进一步的阐释。文章又对天常章进行了讨论，李学勤认为，这一章包括《郭店楚墓竹简》中三一至三三、三七至四○，共七支简，第四○简系全篇之末。章文始于“天降大常”，终于“以已天常”，一气呵成，故暂称为天常章。文章依然是对其中的文字重新进行训释，如“天降大常”之“降”应释为“徵”，此句即天明大常，就是天常。天常表现为人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六位。小人乱天常也即违背人伦，君子治人伦也即上顺天德；“以已天常”之“已”疑读为“似”，即《说文》所说“象也”。君子慎六位，处好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使天常获得体现，这也就是以象天常。李学勤说，如果将上述两章与《大学》、《中庸》合读，可能会得出有兴趣的结果。如章文“民皆有性”参照《中庸》“天命之谓性”，章文“慎求之于己”参照《大学》的“慎独”，都不难窥见其间的脉络。郭店简《六德》申论六位，当在此篇之后，属同一著作。

4、《尊德义》

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李景林、杨儒宾的探讨涉及到了《尊德义》一篇，李景林认为《尊德义》与《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六德》一样是郭店儒家简的核心部分。杨儒宾说《尊德义》中有见于《缁衣》的语句，这也是郭店简出于子思学派的证据。陈明在《民本政治的新论证》中认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为主要代表的儒学主流所致力者，在于“法先王”以著道，进行理论思考与阐释，促使民本主义的理念与原则重新成为现实政治运作的基础，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中，他对《尊德义》一文进行了解读。

5、《性自命出》
在郭店楚墓儒简中，《性自命出》是十分重要的一篇，也是十分引人瞩目的一篇，李天虹的《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从整体上 对该篇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哲学史》第4期则设立“《性自命出》研究”专栏，发表陈伟、廖名春等学者的文章6篇，集中研究该篇。

对《性自命出》的“身以为主心”的理解及身心观问题是武汉国际学术会议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刘钊、丁四新提出《性自命出》篇最后一句“君子身以为主心”的读法与意义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如读为“身以心为主”则意味着以心态主身形；若是“以身为心主”则是以身形端正内心之意。庞朴与台湾大学的陈昭瑛认为应作“身主心”理解，陈昭瑛认为郭店楚简有重身倾向，这与楚人的精神特质有关。刘 昕岚认为这里是说君子注重自己的仪容以正心。郭齐勇认为，按照上下文理解应偏重于后者，但此篇前文强调了以心志主身形。他还把《性自命出》与《五行》比较，认为二者的主题皆为“心术”，但二者在讨论“心”体认“道”的方法取径、养心用心之方上侧重点和层次不同，进而解释了对身心分化与身心互动的看法。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心术观》（《安徽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中，他认为该篇是以儒家身心观为内容，以探讨“心术”、“性命”为中心的论文。

在这次会议上，探讨《性自命出》的文章还有很多。东方朔以先秦心性论为背景，探讨了《性自命出》中性、心、情诸范畴的特定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认为该篇合情而言的性论不同与孔子兼才而言的性论，亦不同于孟、荀分别善恶而言的性论，但其“四海性一”、“闻道反己”说则与孔子“性相近”、“求诸己”的思想显然相承，其习性、养情的主张具有相当开放的性质，蕴含着开启以后诸性论的可能性。李维武的《〈性自命出〉的哲学意蕴初探》以及余治平、高华平的文章也是对《性自命出》一篇的专门探讨。欧阳祯人的文章探讨了《性自命出》的认识论，该文与后来发表的《论〈性自命出〉对儒家人学思想的转进》（《孔子研究》第3期）一文，认为《性自命出》它的认识论和它的人学是糅合、互渗在一起的，突出了人的性情，弘扬了人的主体性。《性自命出》意在调和心志与性情的矛盾，解决心无定志的问题，是孔子心志之学的自然延伸，它超越了孔子“与命与仁”的理论架构，而以以性情为基础，以天命为归依的“反善复始”思想，刷新了儒家心志之学的风貌，发展了儒家的仁学理论，为思孟学派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西安座谈会上，赵馥洁认为《性自命出》论述的是儒家的心性说，其突出特点是高扬“情”的价值。它以“情”为核心，建构了由天—命—性—情—道的范畴系列所呈现的价值意识系统。丁为祥立足于《性自命出》，探寻了从孔子到《中庸》、《孟子》人性论的发展理路。

关于《性自命出》与儒家人性学说的思想来源，杨朝明追溯到《逸周书》的《度训》、《命训》、《常训》等篇，在《周训：儒家人性学说的重要来源——从〈逸周书·度训〉等篇到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载东日本国际大学儒学文化研究所编：《21世纪儒学文化に关する国际会议报告论文集》，日本ぃゎき市，2000年6月22～23日）一文中，作者将《周训》的观点初步归纳，找出与《性自命出》相联系的内容，认为将二者初步比较，则不难隐隐看出《性自命出》中《周训》的影子。

6、《六德》

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刘乐贤认为《六德》之中“为父绝君”、“为昆弟绝妻”、“为宗族杀朋友”、“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等罕见于传世文献中的文字，确实证明儒家把血缘宗族关系看得重于社会政治关系，这正是儒家由家而国、家国同构主张的体现；而该篇将父子、夫妇、君臣之间规定为生、率、使的关系的说法，当是以后三纲说的滥觞。徐少华认为《六德》中“位”、“职”、“德”皆以“六”为制并互相对应，与《易》、《书》、《诗》、《礼》等文献以及汉代子书中大量存在的以“六”为制的范畴类似，反映了先秦两汉的学术风格；《六德》中所讨论的“位”、“职”、“德”及其相互关系是先秦儒家各派出于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而经常探讨的一些核心话题，其主要思想大多上承孔门而加以系统发挥，并为汉儒的有关思想和理论提供了更加完整系统的资源和依据。

7、《穷达以时》

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丁四新从《穷达以时》、《唐虞之道》诸篇勾稽出郭店儒家简中天人既相同又相分、个人既顺天又自为、修养成德既系于时世又在乎德才的辩证互补思想，指出郭店儒简更加强调德性的修养，宣扬以德立命，这一思想上承孔老，下启先秦诸子天人之辨的序幕。

8、《唐虞之道》

《唐虞之道》是目前所见到的儒家论述禅让制度最为完整的文献。在西安的座谈会上，刘宝才说这篇文章属于儒家，但与孔、孟、荀思想不太相同，这与战国中期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这种思想作为历史的理念积淀下来，代表着人类的一种崇高理想，具有永恒价值。可以说此篇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更是儒家思想史上的珍贵文献。钱逊的《对尧舜禅让意义的认识》（国际儒学联合会编：《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6月版）一文也就此谈了个人的看法。

在武汉的国际会议上，彭邦本联系先秦儒家禅让思想的学术流变，对《唐虞之道》的成书年代和禅让观进行了探讨。在《儒墨举贤禅让观平议》（《四川大学学报》第5期）中，他又考察了儒墨的举贤禅让思想，在揭示其相似主张及其共同历史背景的同时，重点探讨了两家思想的分歧及其流变影响。

《唐虞之道》中载有“六帝”之说，那么，“六帝”何指？子思称引“六帝”依据何在？邓建鹏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中作了考释。

9、《忠信之道》

李刚在《郭店楚简〈忠信之道〉的思想倾向》（《人文杂志》第4期）中认为该篇总的倾向属于儒家，但却是儒家文献中比较独特的篇章，它标举忠信，重视民生，有无为而治的倾向，似有道家的影响，它为进一步理解先秦儒家思想的演变以及儒道关系提供了线索。

10、《语丛》各篇

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语丛四》受到了几位学者的关注。为了便于理解全篇的主旨，正确认识该篇的性质，台湾学者林素清重新考释了简文，并对若干疑难字加以笺注。有的学者认为《语丛四》与前三篇很不一样，并要将其从《语丛》中划出去，罗运环对郭店楚简有关君臣关系及君对臣任用原则的变化进行考察后，认为此言值得商榷。据《国语·楚语》，楚庄王时，太子教科书中有一种叫做《语》的教本，韦昭曰：“语，治国之善语。”应属于格言、警句之类，楚简中的《语丛》即属此类。关于《语丛四》的学派性质，有的认为既非儒家，又非道家，而可能是法家、纵横家的思想，有的认为应为道家文献，朱喆的考察结果同意后说。

六、郭店楚简与儒家文献研究

确定了郭店楚简的年代，便可以之与其他文献比照，在这方面，儒家经书的研究条件得天独厚。如先秦时期有无“六经”？如果有，“六经”并称始于何时？一般认为先秦只有五经，并无《乐经》，邓安生的《论“六艺”与“六经”》（《南开学报》第2期）仍持这种看法，认为孔子讲授礼、乐主要根据《诗》、《书》。但现在不少学者认为《乐》是与其它各经并称的，不仅如此，廖名春的《论六经并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问题》（《孔子研究》第1期）一文依据马王堆帛书《易传》和郭店楚简《六德》等篇都有《易》、《春秋》与《诗》、《书》、《礼》、《乐》并称的例子，将这些新材料与《论语》、《庄子》、《礼记》、《史记》等文献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证明“六经”的形成源于孔子。认为早在先秦时期，《周易》就与其它经书并列，进入到儒家群经当中，说孔子乃至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否定先秦有“六经”并称的事实，是方法论的错误。廖名春的《“六经”次序探源》（国际儒学联合会编：《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6月版）还结合楚简就“六经”的次序进行了研究。他的《郭店楚简与〈诗经〉》（姚小鸥主编：《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8月）则就郭店楚简各篇引《诗》论《诗》的材料进行了探讨，认为这对于研究先秦《诗经》，研究先秦儒家的《诗》学和《诗》教都有重要意义。

郭店楚简中《缁衣》、《成之闻之》多引《尚书》，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耶鲁大学的安金平认为《成之闻之》是《尚书》的传。廖名春就郭店简引《书》论《书》的文句进行了考察，认为后人的《尚书》研究在断句与理解上都存在一些误读，所谓“晚书 ”实属后出，先秦《尚书》有多篇今传《尚书》失收。他的《郭店楚简〈缁衣〉引〈书〉考》（《西北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楚简《缁衣》所引《书》更接近于原本、原义，“晚书”《君牙》《君陈》当系后出，《祭公之顾命》原属先秦《尚书》，进而论及以《祭公》等为代表的《逸周书》并非“仲尼删《书》之余”，而是秦以后新编《尚书》之余；它们许多本来就是先秦《尚书》里的一部分。李学勤先生说郭店楚墓竹简出土，让我们真正看见了古文经，吕绍纲在《〈郭店楚墓竹简〉辨疑两题》（国际儒学联合会编：《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6月版）中分析了《缁衣》征引的《咸有一德》、《君牙》、《君陈》三篇4条古文《尚书》，认为“阎若璩的结论从此不是那么板上钉钉，不可以讨论了”，“李学勤先生说真古文面世，意义重大，其蕴义即在于此”。

西安座谈会上，王晖也认为郭店楚简为早期儒家经学的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证明“六经”之学在孟子以前就已存在，《成之闻之》显示了儒家章句之学的具体内容，西汉的今文学家攻击“古文经” 不可靠，从郭店楚简所见《大禹》等篇来看，今文学家才是“抱残守缺”。

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刘乐贤从大、小戴《礼记》及《说苑》等文献中找出了与《六德》之“六德”等文字内容可资对照的辞例，从而肯定了这些传世文献的史料价值。邢文认为简本《缁衣》早于今本《缁衣》，他指出今本《缁衣》有引《诗》增句的现象，其篇首的“子言之曰”章并非《缁衣》之本文，《缁衣》等篇的“子曰”当系孔子曰。通过比照《服传》以传文入经，成为《礼》经文的一部分的现象，认为今本《礼记》的成书也是《缁衣》以记入经的结果。

李学勤以前有《郭店简与〈礼记〉》一文，指出郭店竹简之于《礼记》研究的意义，以后，学者也有人结合郭店竹简对《礼记》中的篇章进行研究，如梁涛的《〈大学〉早出新证》（《中国哲学史》第3期）和《郭店楚简与〈中庸〉公案》（《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二十五卷，2000年7月）等即是。

实际上，郭店楚简的文献学价值可以发掘处尚多，李学勤的《郭店楚简〈六德〉的文献学意义》（见于武汉国际会议论文集和《清华简帛研究》第一辑）认为，《六德》篇有许多地方可与传世的儒学典籍互相比较，以之为标准从而推证一些传世文献的年代，由较晚的传世文献引据《六德》，又可以印证对《六德》年代的判断。通过比较，发现《六德》和《五行》一样曾经为贾谊的《新书》所引据；《六德》与《礼记·丧服四制》等篇有直接关系，《丧服四制》之作应早于《六德》，而《大戴礼记》的《本命》只能袭用《丧服四制》，年代较晚。但其形成可能仍在先秦；《六德》又依据了《仪礼·丧服》而且是假定其读者了解《丧服》的规定。《丧服》全篇有经有记，又有传（或称《服传》），《六德》的作者肯定见过《丧服》经、记，至于是否见过《服传》，没有直接的证据。《传》不仅解经，而且解记，其最后写定可能较迟，如说乃子夏及其门徒陆续撰作改订，要更合理一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服传》至少有一部分早于《丧服四制》，也即早于《六德》。

七、郭店楚简与儒、道关系

郭店楚简中儒、道文献同出一墓，引发了人们对先秦时期儒、道关系的新的思考。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学者们曾就儒、道、墨是否同源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有学者认为郭店竹简的道家文献被儒家化了，而儒家文献也被道家化了，更多的学者认为在《庄子》以前学派并未分化。

罗炽的《郭店楚墓竹简的援儒特征及断代问题》认为，从内容上看，郭店竹简反映了战国孟、荀之间，抑或庄、文之间，荆楚地区思想上援儒入道的学术思潮。从荆楚地区的特色文化而言，它恰好构成了由庄子和稷下道家到秦汉黄老道家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形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史链。这股援儒入道的思潮，实际上已经成为秦汉之际政治变革的先导，为汉初儒表道里的思想政治路线起到了滥觞作用。刘泽亮则就郭店《老子》简中所见的儒道关系及其意义进行论述，认为先秦儒道关系并不紧张，直到简本《老子》出现并且流传的年代，老子道家的思想与孔子儒家的思想也并非势同水火，而是互有涵化、兼容并包。儒道互黜最早可以追溯到今本《老子》成书的时代其时已经是战国中晚期。认为随着郭店竹简的重光，应当更新观念，深入研究儒道文献同出与相互印证现象的深层内涵。

八、郭店楚简与儒学传播

位于楚地的郭店战国墓葬发现儒学典籍十分值得注意，《郭店楚墓竹简》出版之初，李学勤就强调了这一点，在武汉国际学术会议上，李学勤认为儒学是当时列国教育、政治的核心内容。任继愈的《郭店楚简与楚文化》则重申楚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认为楚文化既有自己的个性，也有华夏文化的共性；楚墓竹简以老子学派为主导，同时也吸收了黄河流域的文化，特别是邹鲁文化。张正明也谈到楚国自成王时起就重视研究北方典籍，对各家学说敞开大门，郭店楚简的面世正好表明楚国在学术上不存在门户之见。胡治洪则认为，楚简的面世以及其中儒道两家文献并存、两家文献中都含有人们未曾见过的内容的基本史实，对于楚文化史学界形成的楚与中原文化分流对立的强势观点提出了挑战，他引述《左传》、《史记》等文献关于楚与中原文化接近或相融的记载，试图论证楚与中原文化同源异流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