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庆临汀志》研究

作者：方健
今存世并已影印出版的残本《永乐大典》（下简称《大典》）812卷中，有约5477条明初以前方志佚文，约近180万字；涉及约900种书名之多，去其重复，所见仍约有780余种书名。其所保存的史料中，绝大多数与宋代相关，无疑是宋史研究中尚未利用与开发的资料库。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华书局影印本《大典》797卷刊行之际，笔者就已开始利用《大典》录存的方志史料研究宋代经济史，苦于《大典》方志佚文分散在各卷不同韵目中，查检十分困难，兼之近年病目等原因，这种研究时断时续。今幸张忱石先生等整理点校的《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华书局2004年版，下简称《辑佚》）刊行，给笔者的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唯一的遗憾是《辑佚》未附人名、地名索引。当然，对《大典》的研究和利用，其根本出路在于数字化。作为上述研究的副产品，即对《大典》中宋元方志残卷本身的研究，也已启动，本文即为系列研究中的第一篇。不当之处，尚祈教正①。

一、关于《临汀志》修纂的若干问题

《大典》卷7889～7995凡七卷，收录成书于宋开庆元年（1259）纂修的《临汀志》，按今存宋代方志的惯例，纂修的年号应入书名，故命名为《开庆临汀志》（下或简称开庆志），这是唯一比较完整保存在残本《大典》中的宋代方志。此书卷首目录已佚，卷末附录的序跋各一首，点明了是书修纂的作者及概况。为了行文的方便，以下凡引《临汀志》文之处，仅括注《大典》卷数和《辑佚》页码，必要时出注说明。

今考《临汀志》胡太初序和赵与沐跋（卷7895/页1467～1468），宋代汀州方志凡三修：其一，始修于隆兴二年（1164），这是州郡分置430年来的首部方志；其二，再修于庆元四年（1198），均名《鄞江志》②；其三，鉴于前志的“甚略”、“未备”与“尚疏”，开庆元年（1259），时知汀州胡太初遂命州学教授赵与沐等重修。预其事者乃州学学正钟明之③及陈士安、钟知本、丘一震等。志稿由胡太初亲自窜定，所谓“定科条、订事实、剂雅俗、正讹谬而编成矣。”赵与沐则“提纲”挈领，其余诸人乃“审绎旧志、蒐猎轶闻”。因此，这部《开庆志》乃在二部《鄞江志》旧志的基础上增补考订而成。由胡太初修，赵与沐纂。如按当今的提法，乃胡、赵分任正副主编，与其余四人共同编辑而成。可贵的是，知州胡太初以其学识躬亲其事，予以润色、修订，较今之所谓“主编”只挂名不负责，高明多矣。《开庆志》凡15卷，仅“三阅月”而成，序跋均署开庆元年九月一日，则其发凡起例于是年六月初，完成于八月末。同时编成者还有诗文总集亦15卷，当亦在庆元《鄞江集》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姑亦名之曰《临汀集》。这是胡太初等人对汀州文献整理的一大贡献。不幸中的大幸是：《集》已久佚而《志》却仍存于《大典》之中。唐天宝元年（742），改汀州为临汀郡。宋人嗜古，《志》以郡名，此《临汀志》命名之由来。《临汀志》是否刊刻，序跋无明确记录，《宋史·艺文志》、《通考》、《玉海》等均无记载，但从明代《文渊阁书目》卷4已著录二部、各二册分析，似当时已刊行，此即为《大典》据以录入之本。

胡太初，《宋史》中未见其名，但可据现存宋元资料考其生平宦历如下。胡太初，台州临海人。其父胡余潜（1165～1234），字叔昭。嘉定四年（1211）进士，终官广西藤州（治今广西藤县）知州。太初嘉熙二年（1238）周坦榜进士（《会稽续志》卷6）。淳祐四年（1244）八月，除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教授；六年十月任满（《景定建康志》卷28）。淳祐十一年正月，以国子博士兼景献府教授除秘书郎。十二年正月，出知全州（《南宋馆阁续录》卷8）。同年，徙知处州（治今浙江丽水市西）。宝祐元年（1253），刊其端平二年（1235）所撰《昼帘绪论》一卷于郡治（见四库本是书《自序》、《跋》及《四库提要》）。宝祐六年十一月，以宗正丞、兼吏部郎知汀州（治今福建长汀）；景定元年（1260）八月，召为工部郎中（《大典》卷7893引《临汀志》）。景定二年（1261），除判军器监（刘克荘《后村先生大全集》卷63《制词》）。景定三年，在知饶州（治今江西波阳）任，因职事修举而除馆职直秘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70《制词》）。咸淳元年（1265）闰五月，曾以中大夫、直敷文阁、两浙运判兼权知临安府，旋即为李芾所代（《咸淳临安志》卷47）④。胡太初诗今已无可考见，文则仅《临汀志·丛录》（卷7895/页1462～1466）存其知汀州的三道奏札，此外便是其《昼帘绪论》及《临汀志》的各一篇自序，可供《全宋文》编者採辑，余则同其主编的《临汀集》15卷一样久佚失传了。另一位主编赵与沐乃宗室，系楚国公赵从信后裔（《宋史》卷220《表十一·宗室世系六》）。其宦历仅见于《临汀志·郡县官题名·教授》：修职郎，宝祐三年（1255）六月七日到任，开庆元年（1259）八月二十六日满替。则《临汀志》之纂，是他任期中最后三个月内完成的。给后人留下了一部研究宋代汀州不可多得的文献，厥功至伟。

《隆兴鄞江志》今已难考其详，唯《庆元鄞江志》，尚略具本末。乃庆元四年（1198）时任知州的陈晔命李皋纂修，同时完成的还有汀州诗文总集《鄞江集》，当时通判林文仲撰序二首，分冠《志》、《集》。知、通陈、李分别于是年八、九月离任，似《志》、《集》成时，陈已赴广东提刑任，故由林序而刊行之。陈氏生平详下考，林之宦历参见注②，勿赘。无疑，庆元《志》、《集》的纂修，为《临汀志》的编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般认为完成于宝庆三年（1227）、始刊于绍定元年（1228）的王象之《舆地纪胜》（下简称《纪胜》）卷132《汀州》中，其“县沿革”门引3条《鄞江志》文（方按：前2条作《鄞川志》⑤，疑即一书）、“风俗形胜”门引4条《鄞江志》文，据同书“碑记”门所载，此当即为庆元志之文⑥。在赵万里辑本《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年版）卷8的“建置沿革”、“风俗形势”、“古迹”门各有1条《鄞江志》佚文（均辑自《大典》）。其中第1条“莲城县沿革”引《鄞江志》云：“四山环绕，簇簇如莲”，与《纪胜》完全相同。第2条“风俗形势”门云：“郡有三仙二佛，人多好善，艺文儒术亦多。民产薄，故啬用；性直，故少诈。”此条出《大典》卷7890，乃仅见于此之佚文。其第3条《古迹·苍玉洞》引《鄞江志》文比较复杂，留待下文再加讨论。《大典》卷13705（《辑佚》页1201）引《鄞江志·苍玉洞》1条佚文，此乃残本《大典》中唯一幸存的庆元志文。《庆元鄞江志》存上述三书中的佚文去其重复，计9条。可证此书历宋末、元代，明初仍存，约佚亡于明代中叶。但《临汀志》却未见引《鄞江志》文，而且从上引9条《鄞江志》佚文考察，在相关条文亦未有照抄之嫌。但《鄞江志》乃《临汀志》史源之一，毫无疑义。

以下重点考察一下《临汀志》与《纪胜》、《元一统志》、《大典》三书的关系，从正文和注文二方面，看《临汀志》编纂的某些特点及其被录入《大典》后的变动。

《大典》卷7889～7895引《纪胜》卷132州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上下、古迹、官吏、碑记、诗、四六等8门凡42条，均为正文，只有人物、仙释二门内容未被引录。这42条可大致区分为两大部分，“碑记”以下3门20条，《大典》卷7895全部收入，文字可据《纪胜》校补。“碑记”门中两处“林仲文”，均为“林文仲”之讹倒（《大典》卷7895引文及《纪胜》卷132均误），可据《临汀志·郡县官题名·通判题名》改正。除“碑记”、“四六”二门的4条外，其余16首诗（包括佚句），全被《临汀志》採入，由于《临汀志》未专设“题咏”或“诗”门，这16首诗被分散录入于“山水”等门的各有关条目下。可以断言，在今《大典》本《临汀志》所存的100余首诗（包括联句）中，其来源之一即为《舆地纪胜》卷132的“诗”门。另一个来源应是据《鄞江集》⑦增补成的汀州诗文总集《临汀集》。

《大典》所引的其余22条，又可分为两类，一是《纪胜》卷132州、县沿革、风俗形胜三门被《大典》卷7889～7890收入建置沿革、风俗形势二个事目的6条。《临汀志》在相关门中有类似的内容，但其编者甚至没有参考过《纪胜》的相关条目，《临汀志》应是根据隆兴、庆元旧志修订而成，《纪胜》这6条并非《临汀志》的史源。二是见于《纪胜》卷132景物、古迹、官吏门的16条，除个别外，几乎全不见于《临汀志》山水、古迹等相对应的门类所载。以上几种不同情况的出现，与《大典》的修纂原则及凡例相关。《大典》在同一事目中，通常博采各种方志，或并录以相互补阙，或荟萃而区别同异，或详略殊异兼收并蓄，既是决定于其《凡例》，又体现了其尽可能多地保存史料的类书编纂原则。这一问题比较复杂，在论及《临汀志》与《大典》关系时再深入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典》卷7891～7892引《临汀志》的相关条目下，有作为小字注文形式出现的《纪胜》文16条，或考异、或诠释、或补充。从《大典》修纂体例及《临汀志》注文特点看，尤其是其中一条注出现在注引《元一统志》之下分析，似这16条注应出于《大典》编者所加。经校核《纪胜》卷132景物上下、古迹二门，其文字全同。关于《临汀志》的注文，亦详见下论。

一般而言，《纪胜》有州、县、监司沿革、景物（上下）、古迹、官吏、人物、仙释、碑记、诗（又分若干类别）、四六十一门。从今《大典》卷7889～7895收录的正文42条、注文16条考察，已占《纪胜》卷132凡133条的36％，以篇幅论就更达将近一半，有些门如沿革、风俗形胜、诗三门几乎全部被收入，因此，从这一卷的情况看，应能概括出《大典》收录《纪胜》一书的特点：一是通常每条文字全录。二是因《大典》的事目与《纪胜》的门类没有重合，《大典》将《纪胜》条目录入相对应的事目。如《大典》将《纪胜》“景物”门条目录入相近的“山水”。此门如“至道宫”一条则析置于《大典》“寺观”，将“雅歌楼”一条析置于“亭馆”，是因为《纪胜》不设“寺观”、“亭馆”二门。同样，“曾肇”一条，出《纪胜》“人物”，而《大典》卷7894收入“名宦”。此乃不得已而为之，尚属合乎情理。但《大典》与《纪胜》均有“古迹”门，却将《纪胜》原属“古迹”门的“谢公楼”一条改属《大典》“亭馆”，又将原属《纪胜》“景物下”的“三瑞堂”、“圣泉庵”二条割置而改属于《大典》卷7892的“古迹”，则体现了《大典》编者在收入地理总志时，调整其门类中的条目颇具随意性，其中既有调整比较合理的，也有明显失误的。三是即使同一门中的条目，也任意改变了其原有次序。这些情况，在将《临汀志》分条录入《大典》时，也颇有类似的情形，故特先拈而出之。

赵万里辑《元一统志》卷8存汀州佚文凡52条，辑自《大典》卷7889～7894，分属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宦迹等8门，仅缺人物、仙释2门。与《大典》这6卷中的对应事目比较，仅“坊郭乡镇”作“坊里墟市”、“里至”作“至到”、“宦迹”作“名宦”，其余5门，全相同。即使这名称不同的3门，也无实质意义上的不同。但与《大典》本《临汀志》相同门类文字对勘，却几乎无一相同者。这也许是与《大典》的另一条修纂凡例有关，凡有相同内容者取其详及早者。但令人费解的是：有些有延续性或历史传承性的门类如“里至”（即“至到”，在宋代方志中又常称“四至八到”）其里程数及所到邻近州（路）方向、名称却大相径庭，显然，《临汀志》要可信许多。

更令人费解的是：辑本《元一统志》卷8（页623）⑧引《临汀志》云：“开元二十三年置县于新罗县之外，复迁于城东百步潭二里之外。（注：旧记：开元二十四年开山洞置，初治新罗县之外。）大历四年徙治白石，皆长汀县地。”检《大典》卷7889引《临汀志》汀州及长汀县沿革，竟无一字相同。如果不是《元一统志》编者误引书名，疑开庆以后如咸淳（1265～1274）年间或元初另有一种《临汀志》存在。或此亦《鄞江志》佚文欤？

《大典》卷7890～7892引《临汀志》中，今存10条小字《元一统志》注文，显然，此乃《大典》编者所加。其性质和作用同上述《纪胜》之小注，也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如《大典》卷7890（《辑佚》页1213）“兴仁坊”下一条小注云：“录事司，领在城坊郭”。宋制在州郡置录事参军一员，简称录事或录参，主管州狱（称州院和司理院），兼有纠察诸司参军之职，故又别称纠曹。宋置录事厅，在子城内谯楼之西；此称司，当为元制。但元承宋制，疑宋末以来，录事职司又有扩展。虽仅寥寥数字，但却启示我们，这在宋代职官制度方面，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又如《大典》卷7891（《辑佚》页1271）“苍玉亭”条下引《元一统志》转录了庆元二到四年（1196～1198）知州陈晔的一联诗句：“阁前横氵矞  水，亭畔列奇峰。”《全宋诗》卷726（12/8400）却据《宋诗拾遗》卷7误收入元丰汀守陈轩名下。

颇富史料价值而更值得珍视的是《大典》卷7891（《辑佚》页1247）引《临汀志·苍玉洞》条下的一条《元一统志》小注：

苍玉洞，《鄞江志》云：“在县东二里，州城外正东一里。洞口二石壁天然成门，其门有亭曰苍玉。石最高处有中亭曰翠微，又有古禅院曰东禅，名僧法密卓锡于此。门左有亭曰横翠，皆为一郡游观之胜概。蒋之奇将漕福建日来游，有诗〔序〕云：‘在宁化县北五十里，洞前重冈叠巘，森列左右，小涧横绝，烟云缥缈，有圣水桃竹，野花异草。’”

这条《鄞江志》的佚文又见于赵辑本《元一统志》卷8《古迹》（页631～632），可与此条相校勘。“县东”前有“长汀”二字，是，当据补。“州城”前有“在”字，似衍。“一郡……有诗云”20字，赵注云原脱，据《大典》卷7891引《临汀志》补。最后引蒋之奇五绝诗一首，而不是“云”以下35字。诗与《临汀志》“苍玉洞”条所引全同。令人费解的是：赵万里先生注出处云“同上”，蒙上文为《大典》卷7891，今复检，已不见此条，疑赵先生笔误失注出处。赵辑本这条《鄞江志》佚文，与《临汀志》注引《元一统志》转引《鄞江志》佚文颇有异同，脱文20字或抄手漏抄一行，唯文末一引蒋诗，一作“在宁化县北……”等35字，疑其尚有夺误，说详注⑨。惜不知赵辑所自出，无从复按验证。无独有偶，《大典》卷13075洞字韵另存《鄞江志》这一条佚文，《大典》列入“山川”事目，与《元一统志》列“古迹”门不同。但其文字则与上引佚文几全同，唯“县东”前有“临汀”二字（方按：“临”，当为“长”之讹，疑亦《大典》编者录入时臆改），“圣水桃竹”误作“桃花”。当为《大典》抄手涉下“野花”而误⑨。《大典》卷7890另有一条《元一统志》转引《鄞江志》佚文（赵辑本卷8页630）云：“郡有三仙二佛，人多好善。艺文儒术亦多。民产薄故啬用，性直少诈。”与《大典》同卷引《临汀志》（《辑佚》页1225）所谓“旧志谓险隘荒陋，（轻）〔民〕生尚武”云云⑩，大相径庭，可补《临汀志》之缺。在《大典》本《临汀志》中没有任何徵引隆兴、庆元《鄞江志》之文，幸赖《纪胜》、《元一统志》等书保存了近10条佚文，虽片羽吉光，尚弥足珍贵。

最后，着重讨论一下《临汀志》被收入《大典》后是否有变化？如果有，又是什么样的变化？有学者以为《临汀志》首尾完整，被编者一字不易抄入《大典》，此说似已成定论。笔者却以为，今存《大典》本已全失《临汀志》原本之旧貌，编者在把《临汀志》打散录入《大典》后多有改写、删节等，导致其书已面目全非。

（1）《大典》事目与开庆志门名  《大典》卷7889～7895今存事目凡33个：建置沿革、至到、城池、坊里墟市、桥梁、风俗形势、户口、税赋、供贡、土产、山川、亭馆、祠庙、寺观、坛□（左土右遣）、衙门、廨舍、仓场库务、邮驿、学校、贡院、营寨、古迹、郡县官题名、名宦、进士题名、武将、遗逸正烈、贞节、仙佛、道释、丛录、题咏。《辑佚》编者以为这就是《临汀志》原有的门（类）名，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大典》在打散录入时已全部取消了其原有的卷帙、门类之分，今无别本可校，而且其中的部分事目名也确实是沿用了原《临汀志》的门名，但可以肯定，《辑佚》以为今存《大典》33个事目即是《临汀志》的门名，实已将两者混为一谈，非是。所幸《临汀志》小注中保留了一些可供探索的线索。

《大典》卷7892引《临汀志》（《辑佚》页1274）及卷7893（《辑佚》页1346、1347）凡四见小注：“事迹详见名宦门”或“事迹见名宦”；同上《辑佚》页1274又有小注：“事迹详见武将门”。这表明《临汀志》确有名宦门和武将门，与《大典》卷7894的事目“名宦”及“武将”相一致，这证明《大典》有些事目，确实就是《临汀志》的门名，两者完全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大典》卷7892（《辑佚》页1273）的一条小注：“事迹详见遗逸门”，似乎与《大典》卷7894的事目名“遗逸正烈”不符，但实际上两者也是完全一致的，上引小注“见遗逸门”云云不过省略了门前之“正烈”二字而已。何以见得？不妨看一下《临汀志·遗逸正烈》（《大典》卷7894，《辑佚》页1437）门的小序或前言：“名禄不及曰遗，志操自高曰逸，守节不屈曰正，见义敢为曰烈”，姑且不论这种概括是否规范，因为这只反映修志者的观念，但考察此门所收的几名人物就发现出了问题。如邓春卿、王格、徐唐、李元白、宣明、邓旦入志六人，均为淡泊名利，不求仕进，安于笑傲泉石的所谓隐逸，即此志所立的“遗逸”。唯一的例外乃雷观，靖康（1125～1127）间以太学生上书痛斥张邦昌，按其言行应入直言极谏之类，也可算得上“正人”之列，或可极牵强归入《临汀志》编者所谓“见义敢为曰烈”之徒。但却无一人当得起“守节不屈曰正”的称号。《大典》卷7894这一事目后又别立“贞节”一事目，所列乃收入《临汀志》之二位妇人：一是长汀县人叶氏嫁赖冲元为妻，夫家在石城县（宋属江南西路赣州）。其夫宦学游岭表未归之际，建炎四年（1130）虔化县（治今江西宁都）人李敦仁起兵，“兇锋直捣石城”，驱迫妇女，叶氏义不为辱，“极口骂贼，以身自触白刃”而死，并其儿女一起遇害○11。此乃不折不扣附合《临汀志》编者所谓“守节不屈为正”的标准。二是清流县人晏氏，适宁化大陂村曾家，寡居。绍定三年（1230）晏梦彪等起兵，横行于汀、南剑州、邵武军境，宁化管下诸堡寨俱陷。唯晏氏率壮丁督战，乡寨得保未被攻破○12。此事正乃《临汀志》所谓“见义敢为曰烈”者。显而易见，《临汀志》编者正将上述七位男子并称“遗逸”，而将这二位妇人合称正烈，合编为同一门，名之曰“遗逸正烈”。《大典》编者不解其意，按照明人的观念，臆增“贞节”这一事目，从而将《临汀志》原属一门的九人臆析为二，硬将原书遗逸正烈门中析出叶、晏两妇，单立为“贞节”事目，导致后人误以为《临汀志》另有“贞节”一门。实际上，宋人并不倡导守节，妇女改嫁、纳妾、买卖婚姻等蔚为时尚，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宋代方志中也从未有过贞节之类的门或传，元编《宋史》也只有《烈女传》。明代，虽社会风气极为腐朽，却仍倡导什么贞节观念。以贞节为标榜的烈女传，贞节门之类充斥各种方志和官修正史。因此，《临汀志》并不存在“贞节”一门，殆无可疑。

顺便指出，世多以为北宋二程倡导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这种贞节观念的起因，由于理学的传播，贞节观始于宋代。此论似是而实非。理学，虽至朱熹集大成，但在他生前却仍受到压制，由于宋理宗的倡导，才开始受重视，真正成为定于一尊的官方哲学是在明代。两宋，是宋学百花争妍，百家争鸣的时代，贞节观，绝非是宋人的倡导。

《大典》卷7895有“题咏”这一事目，似乎也不是《临汀志》原有的门名。因为这一事目下首录《临汀志》胡序、赵跋各一首，按志书的一般情形序应在卷首，跋应在卷末（也有序跋同附于卷末者），绝无将序跋列入题咏者。《临汀志》收诗100余首，均已散见山水、寺观、名宦、进士题名等各门，已无必要再设“题咏”一门。再从《大典》卷7895题咏这一事目看，次收《纪胜》卷132碑记、诗、四六等3门中19条，除碑记外，均为“题咏”中的内容，复又收录唐·韩偓、宋·韦骧、文天祥、元·丁继道等人诗。正是由于这些内容的存在，《大典》编者才归纳而增列为“题咏”事目，也许是《临汀志》的序跋附录在卷末，《大典》收入时已将其卷帙之分，门类之别全部泯灭，序跋无所归属，才将其归入最后一个事目“题詠”之中。从今存《临汀志》的体例和内容看，原本《临汀志》是不需要也不可能有“题咏”一门的。一般而言，如果《大典》这七卷中只收录《临汀志》一种书的情况下，很可能其事目名即为开庆志的门名；如果《大典》某卷中不止收录《临汀志》一种书，就需作具体分析。在引多种书的事目中，凡首引《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书》者，其“建置沿革”事目即为该书的门名，当然也不排除与《临汀志》门名重合的可能；而首引为《临汀志》的事目中，通常与其门名重合。

还需指出：《大典》卷7892有“衙门”一目，所录仅《江浙须知》一种书，则其显非《临汀志》门名。《江浙须知》另有文字被《大典》卷7890收入“至到”、“户口”二目，应即与《临汀志》重合的门名。《大典》的事目与宋代方志的门名未必一致，因为《吴郡志》和洪武《苏州府志》的存在提供了验证鄙见的机会。残本《大典》今存记载苏州的凡3卷，为卷2367～2369（据《大典》目录则卷2349～2389，凡41卷记述苏州）。依次列有封爵、冢墓、贡举题名、旌表、牧守题名5个事目。前4目先录《苏州府志》，《大典》事目照抄府志门名；而封爵、冢墓二目，《吴郡志》卷10、卷39亦有，《大典》事目与收录二书门名吻合，仅为巧合；贡举题名，《吴郡志》卷28作进士题名；旌表一目，乃《吴郡志》所无；“牧守题名”一目，乃《大典》编者捏合《吴郡志》牧守、题名二门而成。其内容则又首採《吴郡志》卷10“牧守”前言及卷11“题名”注引叶梦得《题名记》。再採《苏州府志》作正文，又以《吴郡志》牧守门内容作附注。《大典》事目无一与范志门名相同。如果再稍扩大一下考察范围，看一下今存残本《大典》尚存相对集中保存的以各地府州名为字目的其余16个州府的情况○13，发现凡存“建置沿革”这一事目的府州，无不首先引录《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则无疑“建置沿革”乃明人是书的门名，而今存宋代方志与此对应的门名，仅作“沿革”。另外，这16种府州志所在的《大典》事目，“风俗形势”，宋代方志一般作风俗或风俗形胜。因此，颇疑《临汀志》这二个对应的门名亦应作沿革和风俗形胜。

综上所述，《大典》卷7889～7895凡七卷中出现的33个事目名中，衙门、贞节、题咏肯定不是《临汀志》的门名，乃《大典》编者所增。建置沿革和风俗形势，很可能其门名作沿革和风俗形胜或风俗、形胜（嘉靖《汀州府志》分作风俗、形胜二门，疑即沿《临汀志》之旧）。其余28个《大典》事目名则有可能多为《临汀志》的门名，但也有可能不是，如“至到”也有可能作“四至八到”，“供贡”或作“上供”等。

（2）《大典》本《临汀志》不是足本  《开庆临汀志》除比较集中保存在《大典》上述七卷中的内容外，在今存《大典》各卷中还有15条佚文○14，经一一检核，除《大典》卷7240（《辑佚》页1305）引“清心堂”一条外，其余14条与上述七卷中条目重出，这乃《大典》系于不同韵目、事目的修纂体例所决定的。其文字基本相同，亦具互有异同者，可供校勘。也许这种假象正是论者判定七卷本开庆志乃足本的依据之一，但他们却忘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今存残本《大典》仅是原书的4％左右。而在徐松等辑出的《宋会要辑稿》礼20之134中就有一条《临汀志》佚文，不见于今传《大典》本开庆志，成为此书并非完本的力证。这条佚文原文如下：

《临汀志》：靖王祠，在临汀（蓬）〔莲〕城县南，嘉定间勅赐庙额。按：王，淮阴人。张有严之子。唐开元元年八月十八日生，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入灭为神。护国救民，封成济侯。（宋）太祖亲征太原，川水泛滥，上忧之。冰忽合，师遂济。空中见神来朝，加“征应护圣使者”。熙宁五年，陞济物侯。宰相王荆公令有司勘会灵显事迹，再封“忠懿文定武宁嘉应侯”。南渡以来，神复响答于浙间。而此方尤显著，累封东平忠靖王，邑人尊事之。殿基旧卑隘，淳熙九年重建○15。

对照《大典》卷7892（《辑佚》页1284）引《临汀志·祠庙》，此条仅存18字：“勅赐东平忠靖王行祠，在莲城县南，嘉定间创。”此似更象原文，疑上引转录于《辑稿》之文，《大典》编者已有删改，如首句，仅存“靖王祠”三字，“临汀”、“宋”又为臆补。毋庸置疑的是：“按”以下近200字无疑为《临汀志》原有，已被《大典》编者删去。联系宋代方志如《吴郡志》卷12～13、《景定建康志》卷44、《咸淳毗陵志》卷14，尤其是《咸淳临安志》卷71～74祠祀或祠庙门所载不厌其详，还多附录相关诗文来看，似开庆志中此门的许多条目均已被《大典》编者删节。另外，从《临汀志》行文的字里行间也可以考见《大典》编者的类似删节。如《大典》卷7892（《辑佚》页1315）云：“其详见本仓（均济仓）规约”，今考《大典》本《临汀志》，此《均济仓规约》已荡然无存，显而易见，亦已被编者一刀砍去。相信类似情况还有一些。总之，即此三例足证今传开庆志已非完本无疑（另一例即上举“清心堂”佚文）。

（3）是否存在开庆志以外的另一种《临汀志》  这已是尚难确证的一个问题。临汀作为汀州的郡名，自唐已然，宋、元、明均可用其古称，名之曰临汀。在残本《大典》各卷中还存在标作书名为《汀州志》及《汀州府志》的条目○16。这些条目经校核，与七卷本开庆志文字基本相同，《临汀志》应是其史源。从其“福建汀州府”等行文语气及《临汀志》所无的“人物”门的出现，应是明初修纂之志，姑置勿论。

值得注意的是：《大典》卷7892（《辑佚》页1337）引《临汀志·营寨·汀州屯田》一条，据其“见于汀州路上杭县立屯”及“延祐七年终合有见在种田军人”云云，则此条绝非开庆志中文字，不知何以会窜入？这里似乎有两种可能：一是将元修《汀州志》或《汀州路志》的书名误写成《临汀志》；二是元代确实存在另一种也名曰《临汀志》的方志。两者必居其一，因书阙有间，难以确定。另外，《大典》卷9764（中华书局影印本页4205下）有引《临汀志·山水·滴水岩》一条佚文云：“在汀州府上杭县东北七里，石窦有线，留直透泻岩下……。”校《大典》卷7891（《辑佚》页1269）“汀州府”三字原无，有可能是《大典》编者所加；“留直”，乃“溜直”之讹，极有可能是抄手之误。令人费解的是开庆志中的“莲城”，被改成了“上杭”。检点校本《闽书》卷22（册1页533）将“滴水岩”条系于明成化年间新划的归化县北五里，与连城（明改莲城为连城）交界处。是否有可能，因明初行政区划的变动，滴水岩已不在莲城县，而修志者无所适从，将其误系于上杭县。如果《临汀志》书名确非误书，则同样不能排除明初也曾出现过另一种不同于开庆志的《临汀志》之可能。不过仅此一条，同样不足以论定。因此，这是一个很难作出是非判断的问题。

（4）《大典》编者对开庆志文字的改动  这实际上包涵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删节，二是增加，三是窜改。增删以上已举了些例证，所增的不仅有上述“汀州屯田”一条正文，还有10条《元一统志》佚文小注等。即使是开庆志以前的宋代方志如《纪胜》、《郡县志》、《寰宇记》、《广记》等用作注文，既有可能是《临汀志》原有的，也有可能是《大典》编者所加的，或两者兼而有之。这类注文，合计有百余条之多。至于《大典》编者对开庆志文字的改动之处数量之多，令人惊叹。因为《大典》的读者是明人，故自称“国朝”，凡开庆志所涉及的国朝、皇朝等字样，一律改成宋或宋朝；对宋朝诸帝，其庙讳前统统加上“宋”字。另外，在一些县名前加上“汀州”或“汀州府”字样，尚可理解；最不可思议的是将开庆志中的汀州、长汀改成“临汀”等。这些文字改动至少在100处以上。加上增注等，合计200余处。

总而言之，由于《大典》“用韵以统事，用字以系事”的编纂原则，及凡例中“悉以国（明）朝所立州郡之名为正”的规定等影响，《临汀志》在被《大典》收入时，已将原书打散，重立条目，改变次序，分门别类录入相关事目，从而使开庆志尽失其原本之旨。具体而言：一是原有卷帙次第、门名归属已全部删除，其行款、门名编排发生变动。既有一门析而为二，也有改变原属门名，甚至增加原无的门类。二是内容既有删节，也有窜入他书。三是文字有大量改动，又分为编者煞费苦心的有意改动及抄手的无意讹夺衍误两类。四是注文的增删，开庆志中有数以百计的小注，大致可分为四类：对正文诠释或补充；引他书以考异或说明；引唐宋人之诗文；见于郡县官、进士题名等门的人物小传。《大典》编者对前二类尤其是第二类有为数不少的增删。有些是必要的，有些则有蛇足之嫌。当然，由于原注与增注在形式上的完全一致，要确定《大典》编者所出增注的具体数量相当困难。但以上的考析足以证明，所谓《临汀志》完整无缺、原封不动保存在《大典》之中，或《大典》一字不易收录《临汀志》之类的论断，是缺乏依据的耳食之言，可以休矣！

二、《临汀志》的史料价值和存在问题

由于《临汀志》是今存为数极少、相对比较完整的宋志，胡太初是宋末名流，所据多为可信资料，所纂不失为一部善志，因而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提供了许多沿革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方面的重要资料，给宋代经济史、制度史、社会史和地方财政研究等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可供深入採掘的宝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聊举数例以证。

其一，其人口数据，有助于探索宋代人口研究中的户、口不成比例或户多口少问题  对这一老大难问题，前贤时人提出了许多观点，但迄今仍未能得到解决。目前学界主要是男口说与丁口说之争，《临汀志·户口》提供的数据却发人深省。先据《大典》卷7890（《辑佚》页1225～1226）及其他史料所载数据列表如下：

汀州户口表（惟宋代口数为男口数）

户口              年代  户数 口数 户均口数 资料出处及备注

唐开元间  4680  13702 2.9 《寰宇记》卷102

唐贞元间  5330  15995 3.0 《大典》卷7890引《临汀志》○17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 24007    《寰宇记》卷102

宋元丰元年（1078） 81456    《临汀志》引《九域志》；点校本《九域志》卷9作81454
南宋初   150331  321080（其中成丁：175362） 2.1 同上引《临汀志》，据祖帐。方按：此应是绍兴年间的数字。《八闽通志》卷20作口数327380

隆兴二年（1164） 174517   《大典》卷7890引《郡县志》

庆元三年（1197） 218570 453231 2.1 同上引《临汀志》据《庆元鄞江志》。此志成于庆元四年，户口数为上一年数

宝祐六年（1258） 223433 534890 2.4 同上引《开庆临汀志》

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 41423 238127 5.7 《元史》卷62《地理五》
明成化末弘治初（1486～1488） 43307 252871 5.8 《八闽通志》卷20页395○18据8县合计数为：户43272，口254873

古代中国，户口通常被视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赋役征发的主要依据。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古代的各种经济数据（包括户口）可信度很低，只能表达大概的趋势。基于这种情况，本表主要根据《临汀志》再参考其他资料制成上表。拟对汀州人口作二项比较分析，一是对有确切年份的数据进行纵向比较。据今人研究，《寰宇记》撰于雍熙、端拱之际（984～989），所用资料乃太平兴国（977～984）后期○19，姑取五年（980）立说。比较的内容主要是户数年均递增的环比，大致是一个中时段的比较，约与两宋立国的320年间相始终。⑴980～1078年，年均增长（下同）24.4‰；⑵1078～1164年，13.3‰；⑶1164～1197年，7.6‰○20；⑷1197～1258年，0.4‰。如以前二项的平均数为北宋年均增长率（实际应更高），后二项为南宋的年均增长率，则分别为18.9‰和4‰。事实上，北宋的年均增长率可能超过20‰，两宋时期（980～1258）的平均年户数增长率为11.4‰，远远超过福建路和全国的增长幅度。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是因为汀州的情况较特殊，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始置汀州，仅移民逃户3000余，唐时不过5000余户，宋初约20000余户，即人口基数相对较低，这是增长率高的客观条件。北宋的高增长率显示，社会生产力发展较快，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但由于其交通条件极差，在南宋初和宋元易代之际的移民浪潮中，人口没有太多的增加。又因为南宋百姓赋役负担远较北宋苛重，汀州处三省交界的山区，是所谓“盐寇”的经常出没之地。如绍定年间，晏梦彪攻破州县，导致“饥馑流亡”，户口“几近减半”（《大典》卷7890，《辑佚》页1225），直到宝祐末才恢复到庆元中的水平。正是这几方面的原因，导致南宋汀州人口增长率急剧降低。但即使如此，南宋末，仍分别为元、明中叶的5.4倍和5.2倍。仍然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古人不懂的是：人口是一把双刃剑，人口增长过快，消费需求同步剧增，必然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汀州在福建八州军中，人口密度较低，在北宋中期为4.5户/平方公里，居福建路末位；在南宋后期为12，仅次于漳州○21。

关于汀州人口中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临汀志》不仅分别记载了主客户，主客丁；坊市户和乡村户数，还特别注明各项中的成丁和不成丁的人数，其不成丁中则包括老小、单丁、残疾三项。值得深思和玩味的是中或半丁未提及，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拟另文探讨。但这足以证明：成丁和不成丁两项之和，才是男口；即上表“户均口数”一栏即为男口，加上约略相同的女口，即为户均口数。即以南宋末的最高数据也仅户均5口左右。这方面汀州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唐代户均口数就已低得不合情理，这可能开元中唐循忠诱逃户来置州时，户均口数就较少，尤其是女口较少，是导致男口户均数只约略与其他地区丁口数持平的原因。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为：汀州是全国生子不举陋习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且屡禁不止。乃至汀州各县遍设举子仓，以鼓励生育。采取这样的措施，全国也罕见。
《临汀志》还独家披露了南宋后期基层户口登记、勘验制度，尤足珍贵。据胡太初奏云：“令沿门点定人户丁口，以籍申上。”在其所草《请诸乡隅总规式帖》中又云：“止要沿门点定户口人丁，置簿抄上。各三本：一申州，一申县，一付隅总。”这二道公文均胡太初为倡导立保伍法而上奏及下达，实即本王安石保甲法的遗存。其法：以五家为一甲，五甲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五〔大〕保以上为一都，合诸都为一乡或一团，各有长，乡团之长即为隅总。则一都约在600户以上。根据各县乡的多少，可以约略推知该县的乡村户数。这种保甲制度直到1949年才寿终正寝，自王安石倡导始，风行了近千年。当然，要推究其起源，就更早得多。这是就其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被广泛推行而言。

这里的“人户丁口”，与“户口人丁”是意义完全相同，可以置换的同一词语。这意味着：宋代基层的户口登记制度中必备的两大要素是户与丁，胡太初的这二道公文无意中为宋代户口统计制度中的“丁口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州郡正是根据这种来自基层的簿历，汇总编制出各种簿册上报路监司及户部。无疑基层统计数据的正确与否，事关重大，故须上门点对，但执行中往往大为走样。《临汀志·户口》篇幅无多，却提供了如此丰富而重要的信息。

其二，仓场库务：调节地方财政收支，发挥救荒赈济功能  汀州为福建路上四州之一，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南宋以来，更是“经界未行而赋役偏，舟车不通而商贾窒。农罕以耕稼自力，未免有旷士游民；妇不以蚕丝自工，惟事乎治麻缉苧。”○22在这种环境下，仓场务库除上供、赋税外，还起调节州县经济的作用。宋代的仓和库，已远远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储藏粮食的仓廪概念○23，有着与前朝迥然不同的功能及性质。《宋会要辑稿》食货62之53～72有极为详尽的论述，惜其仅止于嘉定十四年（1221），关于南宋中后期的仓库规约则例等，正可据《临汀志》此门补其阙。如其记载均济仓有平抑市价，调节粮价的功能，也有防止与克服“钞铺掌揽之家，交纳扛量之吏，相倚为削，渔蠹无厌”（《大典》卷7892，《辑佚》页1315）的作用。更可贵的是：其“早禾谷八十升，折白米四十升”的记载（同上，页1314），验证了南宋出米率为50％的定论。又可见端平元、二年间（1234～1235）汀州的米价为每石1.2缗。其均济“仓造桶斛，每桶计五十足升，两桶准为一石”，“止收斛面二升”（同上，页1314）。这表明，宋代各州均可据文思院所颁样斛自制量斛，是计量史上难得的珍贵史料。

军资库，各州多有。汀州军资库，设在州衙西庑后，其内设十一所子库：夏税库、常平库、免税库、盐钱库、大礼库、物料库、免丁库、赃罚库、犒赏库、衣赐库（原注：以上并在库内）；抵当库（宝祐六年奉朝旨移创州门前西庑）。又，设在州衙东厅之东的公使库，亦设子库二：陈设库、鞍鞭库（皆同上，页1315）。军资、公使库均设子库，乃仅见于《临汀志》的独家史料，应引起研究宋代经济史的学者所重视。

在汀州各县除普遍设置常平仓、盐仓外，最具特色的即为举子仓。其始置于绍兴五年（1135）。因福建路建、汀、南剑州、邵武军四州军“细民生子多不举，于逐州县乡村置举子仓。遇民户生产，人给米一石。”如长汀县有5所，约贮米共200石，则平均每处为40石，官给，无偿提供给产妇家。宁化县有6所，清流、上杭县各4所，莲城县2所，武平县1所，汀州6县凡设举子仓22所。如仍以每仓40石计，则可救助880名婴儿，不失为一大善政。惟后官不再拨发，即使拨付，也责偿于耆长，反为民害。后经绍定兵祸，遂废○24。这是行之于南宋汀州等四州军的鼓励生育，克服杀婴陋俗行之有效的义举。
此外，还有一些颇具特色的仓也值得注意。如嘉熙四年至淳祐三年（1240～1243）任宁化知县的刘焕，捐俸3000贯文省，置淳祐平粜仓，旨在以籴本买田岁积子利禾，遇歉发以赈民。无疑，荒年可平抑粮价，如得人提领，“可为经久之利。”设光严、黄土、安远、宝池、中定等5仓，凡岁收禾2380秤（以上见《大典》卷7892，《辑佚》页1317）。所谓“子利禾”，即租谷，其计量单位乃“秤”和“把”，既有以钱折计的，也有以米折计的。《临汀志》有载，“乡例以三贯二百文中为一秤”（同上）；又载：子利禾550把，每把纳见钱70文（同上页1314）。如上述3.2贯文为77省陌，则每秤为60把。而每秤可得米4升○25，则南宋末汀州的折租米价相当贵，高达每升800文省。这种子利禾及其计量单位秤、把之类，当是仅使用于福建汀州一带的专有名词，赖《临汀志》的存在，得以解读其含义。

此外，《临汀志·税赋》称：“汀山多田少，土瘠民贫，二税视他郡为重。”“业去产存，或业轻产重”等税负不均的现象较严重。尽管有识之士请行经界，终未果（《大典》卷7891，《辑佚》页1227）。此门载“二税”的色目及各县明细数极为详尽。所载“盐课”也十分苛重，每年解纳本路漕司盐息钱7605贯416文省，提举司吏禄钱312贯文，支拨通判厅头子赡学钱1284贯720文省（同上页1232～1233）。合计9202贯136文省，几近万缗。经济史料在《临汀志》中数量较多，史料价值极高。如“上贡”“土产”等门均有既详尽又独到的记载。

其三，题名录：宋代职官、科举制度研究的宝藏  《临汀志》今存两份题名录，一是“郡县官题名”，二是“进士题名”。前者又分子目：郡守、通判、教授、判官、推官、录事、司理、司户、司法、训练禁军、驻札寨正将题名及各县令、丞、簿、尉题名，几乎囊括了州县官的全部。其中尤详知、通，县令以下稍为疏略。虽错讹不少，但提供州郡官员名目之多，又详注其官品、到罢具体时间，实乃为宋元方志中所仅见。“进士题名”也极具特色，仿《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登科录》，进士名下注有其小传。而且时间跨度长达282年（978～1259），其体例之善，录登科人数之多，亦为宋元方志中所罕见。

这两份名录提供了宋代职官制度和科举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如据其到任、离任时间可知：一般情况下，南宋汀州知州、通判，二年一任○26，当然再任、宫祠、罢免、致仕、守丧等特殊情况例外；而教授以下幕职官则三年一任。宋元方志中多载有进士题名，通常仅注寥寥数言，字号、籍贯而已。而《临汀志》的进士小传却详略得宜，有的还记载了其生卒年、宦历、交游、师从、逸事、学术、著作等，甚至还录有其诗文或交游的诗文。宋初的郑文宝、伍祐，北宋末的谢潜、郑立中、王宗哲，南宋初的汤莘叟、杨方，南宋中期的郑应龙，宋末的刘并等无不如此。足以补《宋史》等史传之阙，也不乏可据补《全宋诗》的佚诗及补正该书小传的史料。其南宋中后期的这二份名录尤具史料价值，今人修纂《全宋文》、《全宋诗》，其小传可供採辑者甚夥。

《临汀志》的史料价值远不止此，以上仅举其要者。他如《风俗形胜》所载：“汀山峻水急，习气劲毅而狷介，其君子则安分义励亷隅，耻为浮侠；其小人则质直果敢，不以俊靡崇饰相高。”而北宋元丰时守陈轩诗却云：“地有铜盐家自给，岁无兵盗戍长闲○27。”这与《纪胜》、《胜览》所述汀州风俗大相径庭。迹其缘由，诚如《元一统志》卷8所云：“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逋逃于此”；“数十年间，此风方炽，古岂有是哉！”（赵辑本页630）南宋以来，盐课日重，贩盐失职的流民逃匿于汀州山区，导致了“弄兵珥笔”、“民生尚武”（《大典》卷7890，《辑佚》页1225）新风俗的形成。

再如《税赋·商税》所载：仅州城商税一务祖额为1359.183贯文，政和八年（1118）收钱1416.564贯文，绍兴十八年（1148）收钱4999.167贯文，递年收钱6263.838贯文（《大典》卷7890，《辑佚》页1235）。据《宋会要辑稿》食货16之21：熙宁十年（1077）在城商税务收钱5823.784贯文，宁化县务收钱6837.820贯文。上述祖额，似为崇宁元年（1102）所立，25年后，其商税仅及熙宁旧额的23.24％。商税，历来是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当然，商税额的多少，还与税种、税目、税率及场务的设置等因素有关。但汀州商税的锐减却有特殊原因。原在长汀、宁化、上杭、武平境内的银场、银务、银坑及金场、铅矿、铁矿等坑冶场务○28，除金银坑场外，相继在北宋末以来因资源枯竭等原因而被废罢、关闭，至南宋末则已成荒山古迹，名存实亡。绍兴新额达到近5000缗，已是政和商税额的3.5倍，除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外，与为筹集军费而开征新税色目，提高税率有关。终南宋之世，亦不过达到熙宁旧额的117.55％，略过北宋全盛时的水平。宁化县商税务乃六县中商税钱最高的，祖额2711.127贯文，超过了州税务，这种情形与熙宁十年（1077）的情形略同，其税额也只是熙宁旧额的39.6％。宁化境内有银场、银坑各二所，还有铁矿及黄连等特产，采矿工业和药材贸易，必然带来商贸、服务业的同步发展，商税额也就必然随之提高，乃至超过州税务。同样，由于采矿业的沦落，导致南宋末比崇宁祖额157年间（1102～1259）仅增加了16.25％。

又如“上贡”一门，所载上供钱、银数量之多，色目之滥，令人惊心怵目。如旧额上供银13000两，其中6065两，乃代江西路建昌、抚州二州军代输上供银。作为交换，建昌岁出绢4537疋，紬335疋，绵2000两，抚州出绵7050两，以供本州官员之衣赐。这本来是因汀州“银货易得，不宜蚕桑，衣赐难办”，故与盛产绢帛绵的江西二州军代为置换，两相得宜之计。但南宋初“一更兵火，乘此失约”，导致代输上供银照旧解发，而所拨绢帛绵却无着落，无形中，加剧了地方财政的负担。此外，如大礼上供银、僧道免丁钱、铅本钱、牙契钱、解发诸监司钱、经总制钱、六县搬盐纲头钱、铅本折茶钱、三司钱（原注：官户役钱、统置官供给钱、减利让钱）、赡学钱等，形形色色、名目繁多，对于一个资源匮乏，农桑业落后，交通不发达，经济水平不高的远恶僻小州郡实在是一个不堪重负的负担。还有随秋粮拘收的常平义仓米，标准由祖额的每石五升，提高为宝祐四年（1256）的一斗。即以解发上供行在的通判厅经总制钱纲而论，嘉定十七年（1224）达到52717.710贯文，宝祐四年虽一度减为5万贯为额，但开庆元年（1259）旋即增至58932.414贯文，三年内即增加了近9000贯文。而南宋每年六县解州仅13488.93贯文，不仅数量逐年提高，百姓负担越来越沉重，还导致州财政严重的入不敷出窘境。至宋末，上供额是解州额的4.37倍（本节据《大典》卷7890，《辑佚》页1235～1238）。其出路只能是加紧对百姓的榨取和掠夺，这也许正是晏梦彪等所谓“盐寇”能成气候的原因之一。

复如《临汀志·城池》记载，嘉熙四年（1240），知州戴挺视察城防，决定招“窑户军50人，置官窑于郊东，烧造砖瓦，以备包砌城墙。”后因继任者赋窑薪于里长，扰民尤甚。宝祐六年（1258），知州胡太初亟除窑薪之弊，“只令窑军于未兴工前自相採伐。”（《大典》卷7890，《辑佚》页1210）使这一巩固城防的措施得以延续。以砖石包砌城墙，这在南宋后期的多事之秋乃抗击元军，巩固城防的重要措施，始见于两淮○29，后为各地效仿，是中国古代城池建筑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这里出现的“窑户军”或“窑军”，当为征集的厢军，不失为一个创举。后来一度赋窑薪于民，且移官窑专项生产的砖瓦为增筑台榭的不急之用，此乃奸吏扰民之举，幸得胡太初予以纠正。

总之，《临汀志》有毋庸置疑的史料价值，于南宋中后期的经济史、地方财政史、官制史、科举史的研究尤有裨益。此外，如沿革、至到、坊里墟市、寺观、邮驿、学校等门也不乏可供採撷的史料。

《临汀志》虽为善志，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大典》卷7891《汀州府·山川·郡城内》事目中，首引《临汀志》所载卧龙山、金乳泉等12条；次引《纪胜》所录之二老峰、飞来石、鄞江等3条。又引《九域志》、《皇朝郡县志》作注云：鄞江，“即东溪水”；复引《元一统志》补注：“三溪水”；再引《胜览》之文作增注：“东溪水自鄞坑来”。最后，引《郡县志》：“临汀大溪四：曰东溪，曰西溪，曰南枝溪，曰横溪”。意犹未尽，仍小字注云：“《寰宇记》载白石溪水，《鄞江志》无之。”《临汀志》失载具有重要意义的“鄞江”条，不是无意的疏忽。也许是不满意或不能苟同隆兴、庆元志及地方总集均名之曰鄞江之故，故灭其名。但不废江河万古流，作为汀州标志性的鄞江，自然应在方志中有一席之地。故《大典》编者煞费苦心，为其补益。不见于开庆志山水门的远不止《大典》所引二老峰、飞来石、白石溪等数条，仅《纪胜》景物、古迹二门为开庆志失收的就有近20条之多。按情理，州郡志所收条目应远胜于总志，而不是相反。

开庆志中存在的失考现象比较严重，集中体现在郡县官题名等门。先看二个前后自相抵牾的例子：其一，《大典》卷7892（《辑佚》页1287）引开庆志曰：“嘉祐间，使（方按：原误史）君林公东乔有诗”；同书卷7893（《辑佚》页1347）则云林东乔治平三年（1066）知州。嘉祐为仁宗年号，治平乃英宗年号，必有一误。《长编》卷196载：嘉祐七年（1062），林已在知州任所，则题名录所谓治平三年知州误矣。同样，《大典》卷7892（《辑佚》页1288）称知州石英民，实乃石民英之讹倒，而卷7893（《辑佚》页1347）亦正作石民英。惟《长编》卷178亦载：至和二年（1055）二月，石民英已在知汀州任上，但题名录却称石熙宁五年（1072）始知，前后三朝，相隔17年。开庆志题名录显误无疑。其二，《临汀志·道释》（《大典》卷7895，《辑佚》页1451）云：“靖康己酉五月不雨”；其下又有“郡倅许公端夫争曰”云云。己酉，乃建炎三年（1129），此乃误书年号为靖康（1126～1127），核开庆志通判题名录正有许端夫建炎三年四月到任之记载（《大典》卷7893，《辑佚》页1356）。但其名却又形近而讹为“许瑞夫”，疑为《大典》抄手之误。这就启示笔者对知、通题名进行了复核，发现了更多的问题，今择要综述如下。仍按知州通判题名之顺序，仅括注《辑佚》页码，如《临汀志·题名》阙载，则括注“补”。相比较而言，其北宋部分错误更多，这也许是南宋尚有隆兴、庆元二志作依据而然。本文或纠谬，或考异，或补证，考证重点在北宋。

（1）黄吉甫（页1346）  注：天圣二年（1024）以朝请郎、殿中丞知汀州。似误。《长编》卷91载，天禧二年（1018）四月，黄已在京殿中丞任所，似无六年后始知汀之理，疑天圣乃天禧之讹。

（2）萧律（补）  约天禧间知。见《江西通志》（四库本，下同）卷73：萧律，字调元。新喻人。景德二年（1005）赐明法及第。守汀州，徙润州。历大理少卿、夔峡路转运使。终官金部员外郎（隆庆《临江府志》卷10同）。考《长编》卷112，明道二年正月前，已除夔路转运使。方按：据《宋会要辑稿》职官64之32，萧代张正中，到任劾张不称职，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张降知太平州。则萧使夔路应在明道元年（1032）。其知汀州，远在此前，似应在天禧（1017～1021）中。

（3）王彬（页1347）  注：治平元年（1064）知（又，序官“监丞”二字误衍），误。《长编》卷97天禧五年二月戊辰条载：知抚州王彬有政迹（绩？）；同书卷109天圣八年四月甲午条载其为河北转运使。《淳熙三山志》卷26称其乃福州长乐人，淳化三年（992）进士，授校书郎、知汀州、抚州，终太常少卿。则其知汀州在知抚州前，即天禧五年（1021）以前。如非仁宗、英宗时另有一同名之王彬，《临汀志》必误无疑，因为断无进士及第72年后仍在仕宦之理。此王彬乃高丽宾贡，在一千余年前就留下了中韩交流的佳话，也是中国科举史上值得研究的现象。

（4）刘有方（页1346）  注：嘉祐六年（1061）知，误。今考《福建通志》卷24，称其大中祥符（1008～1015）间知漳州；《浙江通志》卷115则云其真宗末再知台州，仁宗初知衢州。庆历初知建州（《福建通志》卷25）。则其知汀州应在真、仁之际无疑，决不可能在其知漳州后近50年之久的嘉祐六年。疑编者误将神宗时内侍刘有方与此同名者混为一谈。神宗时内侍刘有方屡见于《长编》，司马光、苏轼文集等。

（5）王稷（页1347）  注：熙宁七年（1074）知，误。《通建通志》卷26今存王稷“汀州苍玉洞题名”，署“皇宋庆历八年岁次戊子季春望日”。则其庆历八年（1048）三月十五日已在知汀任所。《临汀志》将其任职时间推迟了26年之久。又，《浙江通志》卷123称其天圣二年（1024）进士；《福建通志》卷24云其皇祐末知南剑州，均其证。

（6）石民英（页1347）  注：熙宁五年（1072）知，误。《长编》卷178载，至和二年（1055）二月前，已在知汀州任所。

（7）蓝丞（页1347）  注：熙宁元年（1068）知，误。胡宿《文恭集》卷26有《赠知汀州蓝丞平江西贼敕书》，同卷有赠福建漕使秦玠、提刑施元长两道制词。另，施元长《喝水岩题名》：“嘉祐辛丑岁（六年，1061），施元长题”；又施氏《鼓山题名》云：“宛陵施元长，阳夏李宗孟，嘉祐五年十月三日同游”。则其时施元长在福建提刑任所无疑。胡宿制词所谓“江西贼”，指虔、汀州所谓“盐寇”，即贩盐失职的盐贩，与官兵武装对抗。其事在嘉祐年间连续未断，于七年二月最后平定，乃继任知州林东乔建议放私盐而然。则胡宿制词应草于嘉祐五、六年间，其时，蓝丞为知州无疑。开庆志题名推迟了8年。

（8）王田（页1348）  注：政和五年（1115）知，似误。《长编》卷175，皇祐五年七月戊午，兵部员外郎王田为京东转运使，御史俞希孟言其昏耆不胜任，寻罢之。既言“昏耆”，则年事已高，除京东漕使之资序远比知汀州为高。王田知汀当在皇祐五年（1053）前，当然也有可能为北宋末之另一人。

（9）林东乔（页1347）  注：治平三年（1066）知，误。据《长编》卷196，林嘉祐七年（1062）二月前已在知汀州任上。

（10）周约（页1347）  注：熙宁元年（1068）知，误。据《玉海》卷197及《宋史全文》卷10，治平四年（1067）六月前已在知汀任所。《宋会要》刑法1之6治平四年十月九日，审刑院、大理寺言：知汀州周约起请事，是其证。

（11）陈轩（页1347）  注：元丰六年（1083）知，疑有误。这可从郭祥正（1035～1113？）的宦历及诗中得到考证的线索。《青山续集》卷二《浪士歌·序》云：“郭子弃官合肥，归隐姑孰。……居五年……上即召之……监闽汀郡。寻摄守漳南，上复召之。行至半道，闽使者状其罪以闻，遂下吏，留于漳几三年。” 又，《长编》卷344：“元丰七年三月壬子，前汀州通判、奉议郎郭祥正勒停。坐权漳州日补僧道亨住持，不当受金悔过还主；及违法差送接人。”则可知至迟元丰四年（1081）秋冬间，祥正便以汀州通判摄守漳州。今考《青山集》卷23《渊卿席上和李天贶四韵》云：“四十三时便弃官”，此指熙宁十年（1077），祥正时为殿中丞、庐州节度推官而致仕。即上引诗序所谓“弃官合肥，归隐姑孰”（宋太平州，治今安徽当涂）。至迟元丰四年初夏，他已到汀州通判任，这从《青山集》卷17《挥扇》：“四月长汀郭”句可知。致仕至复出，首尾为五年，故上引诗序称“居五年”，实仅三年有余。其时，陈轩已在汀守任。据郭诗“明年茶熟君应去”，（《青山集》卷13《卧龙山泉上茗酌呈太守》）则似陈轩元丰三年（1080）已到汀守任。“应去”，指任满交政。总之，开庆志题名系陈轩知汀于六年，非是。但其六年或仍在汀守任。

（12）余中（页1346）  注：嘉祐八年（1063）知，似误。《长编》卷243熙宁六年（1073）三月，余中状元及第，释褐大理评事（同上卷244）。或“嘉祐”乃“元祐”之讹，另一种无法排除的可能是有二同名余中者。

另外，《临汀志·知州题名》中的曾孝总，乃曾孝宗之误。见《长编》卷284，周必大《文忠集》卷80《汀州定光菴记》，高似孙《剡录》卷6下《送越帅程公闢》诗作主。谢洞，乃谢泂之讹；陈定，系陈定国之夺误；董革系董苹之形近而讹（见《系年要录》卷172）。此均有可能为抄手之误。惟上官惇复、《福建通志》卷26、《江南通志》卷101、《万姓统谱》卷134均作上官复；疑宋本《临汀志》因避宋光宗赵惇名讳，作缺字，《大典》编者已补“惇”字。而诸书未审乃避讳。当然，也有可能为《临汀志》衍字，姑考异存疑。

《临汀志》北宋知州题名录收39人，其中11人时间有误，其原排列的到离任时间表全被打乱。另有2人乃漏录○30，《临汀志》知州北宋题名录至少半数以上人有问题。南宋知州题名也有一些问题，限于篇幅，勿再一一罗列。通判、县令题名则尤为疏略，姑置勿论。进士题名虽有小传，却也颇成问题。这就启示我们：即使是宋元方志，在使用时也需考证。

三、从《临汀志》看《全宋诗》的修纂

《大典》本《临汀志》收宋人诗凡100余首（包括联、句），涉及作主50人。就当时《临汀集》所收的宋人汀州诗而言，可谓十不及一。如郭祥正和陈轩的唱酬诗就多达100余首，郭氏汀州诗今存《青山集》、《续集》者就有数十首之多，而陈轩诗则多已佚。其中郭祥正、洪刍、蒋之奇、李纲等4人或因文集尚存，或因数量较多，未及考核，仅对只有少量佚诗或联句的其余46人对照《全宋诗》进行了查核。就发现小传失考、误收重出、失收漏辑、版本校勘等四方面的许多问题。《大典》是《全宋诗》编者辑佚的主要来源之一，《临汀志》比较完整地保存在《大典》中，是《全宋诗》编者使用较好的一部书，但还是留下了不少遗憾。今分述如下。首列作者姓名，标以《全宋诗》卷数，括注是书册、页码，以斜线分隔，再加考订。

（1）方开之  《全宋诗》卷1661（29/18602）方开之小传云：“后通判汀州”。据《临汀志·通判题名》为政和七年（1117），此失考时间，应补。《南安岩》诗，据《纪胜》卷132收入，开庆志失收。

（2）张宪武  《全宋诗》卷1661（29/18610）收张宪武诗、联句各一。其小传可补：字演翁，绍兴九年（1139）知汀州。编者小传未用始出史料（《大典》卷7891引《临汀志》），殆失考。其所录诗《临汀志》题作《题六柳堂》，极是。宋人无直呼交游名之理，诗拟题中“王宗哲”三字应删。诗中首联“鸣”字，开庆志作“名”，“归家”，作“归来”，义胜。见《大典》卷7894，《辑佚》页1426。又小传称其南平人，政和五年（1115）进士；而《福建通志》卷33却作瓯宁人，宣和二年（1120）进士。特录以考异。

（3）林乔  《全宋诗》卷3420（65/40657）小传称其泉州人，开庆志则称其三山（福州）人，俟考。（《大典》卷7891，《辑佚》页1245）。

（4）蔡隽  《全宋诗》卷2888（55/34442）据嘉靖《汀州府志》卷17录其诗一首，拟题有误。应作：《追和前守陈元舆题汀州苍玉洞》或去“和陈轩”三字。次句“崩云”，《临汀志》作“穿云”，义长。据《大典》卷7891，《辑佚》页1247校。

（5）朱诜  《全宋诗》卷3755（72/45283）据《诗苑众芳》收其诗二首，作者小传失考宦历及时代，误系于不知时代者流。今考《大典》卷7893引《临汀志·郡县官题名》：宝祐四年（1256）十月，以朝散大夫知汀州，六年十一月任满交政。《大典》卷7240引《临汀志》存其佚诗《清心堂》一首，为《全宋诗》失收，今补录如下：“千里有余刃，一堂聊赏心。庭虚延远吹，簷敞受繁阴。休吏帘初下，忘怀机自沉。人间足尘土，无路到滑襟。”

（6）刘峤  《全宋诗》卷1405（24/16165）小传中“北部”，乃“比部”之刊误；又，“朝散大夫”下应加顿号。其宦历时间多可考，如其除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乃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北山集》卷27制词）；除福建提刑，为绍兴二年六月到任（《淳熙三山志》卷25）。

（7）林东乔  《全宋诗》卷780（13/9035）小传称：“治平中知汀州”，误。如上所考，据《长编》卷196，林嘉祐七年二月前已在知汀州任。小传不应误据后出之光绪《长汀县志》。

（8）李存贤  《全宋诗》卷1264（21/14250）据光绪《长汀县志》作元祐间知县，但《大典》卷7893引《临汀志·知县题名》作元祐三年（1088），应据改。另，编者拟题作：《和林东乔东禅院》，大误。应作《追和前守林公东禅院》。

（9）刘弼  《全宋诗》卷3772（72/45499）无小传，列入生平无可考者。殆失考。检四库本《福建通志》卷33《进士题名》：刘弼，治平四年（1067）进士，龙溪县人，赠朝奉郎。则其为北宋中期人。可按时代前移入编。

（10）石民英  《全宋诗》卷671（12/7831）小传云其熙宁元年（1068）知汀州，但核《临汀志·知州题名》乃熙宁五年（1072）知，且误录《大典》卷数为7892，知州题名，实在卷7893。照抄已有二误。据上文所考：石民英至和二年（1055）二月前已在知州任所（见《长编》卷178）。

（12）宋思远  《全宋诗》卷2669（50/31352）小传首句“思远”，刊误作“思达”；“汀州”，又误刊为“汀洲”。亟应订正。

（13）汤莘叟  《全宋诗》卷1971（35/22085）据《方舆胜览》卷13收其《马上吟》诗一首，第三句“日欲上”，乃“日初上”之讹，惜编者未能据《大典》卷7894引《临汀志·进士题名》校改。据同上收其《幽居》一联，又将《临汀志》编者之语“晚年自述”四字阑入诗题。又，其小传云“为饶州推官”，《临汀志》“为”作“终”〔官〕，文义大相径庭。《大典》卷9764今存其《震山岩》诗一首，《全宋诗》失收，今补录如下：“地胜藏无隐，能来有化成。酒无多酌我，物有不平鸣。水涸双溪断，烟空叠嶂晴。云霄期万里，胸次得纵横。”岩在袁州宜春县，则汤似曾宦游其地。

（14）赵善晤  《全宋诗》卷2785（53/32975）据《八闽通志》录其诗一首，实乃同题诗二首之二联。见《大典》卷7892引《临汀志·贡院》：“壬子科郡倅赵公善晤董试，留题二诗，甚脍炙人口，略云……。”此乃不引始出资料之失。

（15）陈晔  《全宋诗》卷2660（50/31187）小传至少还可补：嘉泰二年（1202），除四川总领（《朝野杂记》甲集卷16《钱引兑监界》）；开禧二年（1206）五月，因籴军粮粗恶，贻误军机，追三官放罢，沅州安置（《宋会要辑稿》职官74之2）。《全宋诗》（页31189）录其所谓《义松亭》诗一联，实大误。其诗今存，惜编者失考，又误将前四句题为《苍玉亭》误收于《全宋诗》卷726陈轩（12/8400）。乃既误收又重出之例。《舆地纪胜》卷132（中华书局影印本页3799）题作：《我爱汀州好》，诗云：“我爱汀州好，山川秀所钟。阁前横氵矞  水（云骧阁），亭畔列奇峰（苍玉亭）。古驿森慈竹（临汀驿），莲城挺义松（莲城县有义松）。”方按：括号中为原注，疑仍佚一联。另外，又失收《东山堂》佚句“常留绿野春光在”，见《大典》卷7892（《辑佚》页1306）。令人费解的是：同页之同题诗佚句一联却又被收入。

（16）施子安  《全宋诗》卷1031（18/11782）据《大典》卷7892引《临汀志》录其二联诗句，小传云：约神、哲宗时人，未审何据？此赋《东禅院》（联句）诗者凡6人，分属不同朝代之人。林、石仁宗时已知汀州，刘、李乃英宗、神宗、哲宗时人，洪刍乃两宋之际人。也许编者据此推测，但学术应凭考证立论，而不是臆测。

（17）陈孔硕  《全宋诗》卷2649陈孔硕（50/31043），编者据《大典》卷7894（《辑佚》页1428）收录佚诗句一联，拟题为《挽杨方》，乃误。宋人交游及挽诗无直呼其名之例，此乃常识。应改题为《挽杨运判子直》。通常称其官衔或字，或两者连用。

（18）邓春卿  《全宋诗》卷1149（19/12975）小传乃据《大典》卷7894引《临汀志》删润而成。但由于编者对宋代选举制度缺乏常识，将崇宁间诏举隐逸和大观年间诏举八行二事误合为一。举隐逸，乃崇宁间知州陈粹所为；举八行，为继任知州章清所为，判然二事，不应混为一谈。据《宋史·徽宗纪二》（卷20/页376）：崇宁五年（1106）六月，诏求隐逸；同上书页378：大观元年（1107），立八行取士科。是其证。另外，邓春卿虽卒年不能确考，但大致上能定其生于宋真宗时期，《全宋诗》按生年序次，应前移至第8册，此显属误系。

（19）释从密  《全宋诗》卷1302（22/14795）小传问题多多，可据《大典》卷7895引《临汀志·道释》改写如下：释从密（1067～1136？），俗姓郑，汀州长汀县人，自号未埋翁。法号祖镜大师。建炎二年（1128），知福州江常延主东禅寺法席，历九年卒。其临终遗颂一首示众云：“阅尽人间七十秋，万缘今日一时休。虚空扑破浑闲事，惊起全身露地牛。”这首《临终颂》，《全宋诗》失收，今补录如上。

（20）释了证  《全宋诗》卷1379（24/15828）小传疏误甚多，如时以汀州通判摄郡守的许端夫，竟误作“漳州通判”，开元寺也随之自汀移漳；更荒唐的是：竟将《临汀志》“桴鼓之警”句，臆解为“金兵南进”。金军未至福建，此乃常识。此指建炎四年（1130）虔州虔化县（治今江西宁都）李敦仁等聚众数万攻破石城等县，绍兴元年（1131），又冲击汀州宁化县、清流县，兵锋直逼汀州。故了证避乱“亟归灵洞，结茅以居。”（《临汀志·道释》）是年岁末李敦仁被官军剿灭，事见《宋会要辑稿》兵10之27～28。今重作小传如下：释了证（？～1035），俗姓钟，汀州武平县人。年十九，师从礼果院道松，云游四方，参黄龙禅。绍兴元年（1131）以通判摄郡守许端夫延主开元禅寺，适兵祸起，避乱归灵洞，结茅自居。五年卒，有语录行世，今已佚。

（21）陈铸  《全宋诗》卷3162（60/37936）小传乃南宋末之陈铸（字鼎臣），但所收《任仙公台祠堂》（又讹倒为“任公仙台”）诗乃北宋陈铸（字师回）之作；而《云骧阁》诗一联佚句乃南宋中期陈铸（字伯冶，曾任汀州知州）之作。诗与佚句分属二人，均非小传中之陈铸所作。编者在小传中云“后通判福州”，所据为乾隆《福建通志》卷22，但核其题名下仅注“有传”；而在其后之一人下注：“俱绍圣间任”。虽有误，但清楚地指出此福州通判乃北宋陈铸无疑。梁克家《淳熙三山志》所载皆淳熙前事，仅“进士题名”等淳熙九年后内容为后人所补。其所录诗文无一为淳熙九年（1182）以后者。而且，可以断言，这个南宋末陈铸既未通判福州，也无任何诗作传世。《全宋诗》编者实在错得离奇、出格。今亟应将这一诗一联佚句分析为二，并分别增补北、南宋两陈铸之小传，将这诗和联句分别前置于相宜之卷册。顺便指出，两宋名陈铸者还远不止这三人。

陈铸小传㈠：陈铸（？～1068）○31，字师回。兴化军兴化县（治今福建莆田）人。天圣五年（1027）进士。宝元元年（1038），知南雄州（《元宪集》卷24《知南雄州陈铸可殿中丞制》）○32；康定元年（1040），以母老养亲求通判福州（《潞公文集》卷3《送福州通判陈铸殿丞》诗题注：“时为殿中〔侍〕御史，河东转运使”）○33。移倅陈州（治今河南淮阳），历知潮州、汝州、登州，终官光禄卿。事具《万姓统谱》卷18，乾隆《福建通志》卷44《名臣传》、卷33《进士题名》。据《淳熙三山志》卷38收其《任仙公台祠堂》诗一首，据其卒年，可前移置于《全宋诗》卷401张田（7/4942）前○34。

陈铸小传㈡：陈铸，字伯冶。台州临海人，举善子。乾道八年（1172）进士。历宦大理寺主簿、司农寺丞。嘉泰四年（1204），知汀州（《大典》卷7893引《临汀志·知州题名》）○35。提举福建路常平茶事，除工部郎中，终朝散大夫、主管冲佑观。事具《嘉定赤城志》卷33。此陈铸仅存《云骧阁》佚诗一联，並其佚句可前移置于《全宋诗》卷2612，是卷首列状元黄定（48/30346），均乾道八年进士及第而又生卒未详者。

（22）杨方  《全宋诗》卷2466（46/28608）据《宋史翼》卷21立传，其疏误颇多。特排比史料，重撰小传，以补其阙，以证其误。杨方（1134～1211）○36，字子直，晚自号淡轩老叟。汀州长汀人。隆兴元年（1163）特奏名进士。除弋阳尉。乾道六年（1170），调广州清远主簿（《晦庵集》卷42《答胡广仲》），广东提刑姚孝资檄摄曲江坑冶。淳熙初，徙隆兴府武宁丞；八年（1181），摄靖安令（《后村诗话》）。十三年，应赵汝愚辟，充四川制置司主管机宜文字（《宾退录》卷7）。召对，权宗正寺簿。通判吉州，知建昌军（治江西南城）。绍熙五年（1194），召为秘书省秘书郎；庆元元年（1195），出知吉州（《南宋馆阁续录》卷8）。二年，降二官放罢（《宋会要辑稿》职官73之65）。三年，入“伪学逆党籍”（《道命录》卷7下，《两朝纲目备要》卷5）。嘉泰三年（1203），起知抚州，旋移惠州（《昌谷集》卷13《论事札子第三》），力请丐祠，归。嘉定元年（1208），召为侍右郎官，进考功郎中，旋又罢归。三年（1210）加直宝谟阁除广西运判兼提刑。四年，巡历属郡，病卒于象州，年七十八。撰有《赵忠定公谥议》一卷（《书录解题》卷7）、《朱子语录》（杨方录）等。事见《大典》卷7894引《临汀志·进士题名》，《宋元学案》卷18。今见杨方《题王才臣南山隐居》佚诗一首，为《全宋诗》失收。特补录：“南山高且明，其下有深谷。文豹识显藏，终朝雾如沐。”（《晦庵集》卷84《跋杨子直所赋王才臣绝句》附录。）又《全宋诗》（46/28609）编者拟题《送张振古二首》应改为：《送长汀张簿纳印而归二首》。

（23）陈轩  《全宋诗》卷726（12/8398）据《宋史·本传》而撰小传，颇有挂漏及疏误。今考订如下：其一，生卒年可考。据黄庭坚元祐二年（1087）诗“五十天涯一秃翁”（《山谷集·再答元舆》），则生于宝元元年（1038），《宋史·本传》称“年八十四”，则卒于宣和三年（1121）。可据补括注生卒年。其二，可补早期宦历。熙宁六、七年间（1073～1074），知蒙县。（《苏魏公文集》卷12《窃意旧游再赋一篇》诗中自注：“某守亳日，元舆知蒙县。”苏颂知亳州时间，据颜中其撰《年表》，见《文集》附录。）其三，知汀州时间有误，至迟应为元丰四年（1081），说详上考。其四，又可订补元祐中宦历。小传云：“元祐中，为礼部郎中”，时间及官称未确；应作元祐初，为祠部郎中，二年八月，改主客郎中（《山谷内集诗注》卷8《戏答元舆》题注引《实录》，《山谷年谱》卷22）。其五，著作可补。撰有《纶阁集》、《临汀集》各六卷，《荣名集》二卷，编有《金陵集》（《宋史》卷208《艺文志》，《景定建康志》卷17），皆佚。《全宋诗·陈轩》（同上页8400）据《宋诗拾遗》卷7收入《苍玉亭》诗四句。此陈晔诗，编者误收，又脱二句及诗注。上文陈晔条已考，勿赘。又此页引《拾遗》诗5首题注，皆编者元·陈世隆所加，误甚。编者失察，多题“原注”，非是。《云骧阁》一首，诗题误；应作《清阴阁》。此阁名乃绍兴初（1132～1134）福建提刑刘峤所改，元丰知州陈轩不可能用此而名诗。同样，下页之诗题《熙春堂》亦误，应改题为《北楼》。编者拟题《赞僧宗祐真》未允，应作《宗佑真赞》（“佑”又误作“祐”）。这首诗作主系于陈轩是大成问题的。编者在附引出处时，有断章取义之嫌。《大典》卷7895引《临汀志·道释》（《辑佚》页1452）云：“郡守黄御史彦臣入境之初，亦作是梦……贻之诗曰……。陈侍郎轩踵至，尤雅重之，赞其真容曰……。”编者故意删去十分关键的“踵至”二字，踵至者，接踵而至也，承上文，即为继黄彦臣知汀州者。据《临汀志·知州题名》，继黄彦臣任知州者为陈粹，此诗当为陈粹之作。《全宋诗》失收陈粹其人其诗，亟应据《临汀志·名宦》补小传及据同书《道释》收其这首佚诗。《临汀志》编者已自相抵牾，将相隔近20年的两位陈姓知州混为一谈了。《全宋诗》编者不过沿讹踵谬，疏于考证而已。令人费解的是上述陈晔诗，《临汀志》明明称为“庆元使君”之作，不知何以编者却系之于元丰知州陈轩○37？《临汀志·邮驿》（《大典》卷7892，《辑佚》页1326）称陈轩秩满离任抵嵩溪铺有《寄清流宰赵通直》诗云：“寒日尽时山未尽，却随明月到嵩溪。”这联佚句，却又被《全宋诗》卷726所失收。

必须指出，《临汀志》中收录宋人诗而被《全宋诗》失收者，还有胡咸秩、梁颜、郑强、释·契照等四人○38。其四人均可据《临汀志》及其他宋代史料撰成小传。由于篇幅限制，姑从略。

综上所考，笔者对《临汀志》今存宋诗作主50人中的46人进行了复核，失收者5人，有各种问题的23人，占54.9％，比率高得惊人。有些错得实在太离谱、出格，如陈铸、陈轩等人。由此可见《全宋诗》的编纂是何等地鲁莽灭裂之一斑！此所论犹冰山之一角而已。宋诗总集，质量如此，令人扼腕叹息。

注

○1张忱石《《永乐大典》方志辑佚·前言》（中华书局，2004）称宋元方志凡170种，黄燕生《《永乐大典》征引方志考述》（刊《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则云宋元编修的方志在740种以上。由于《大典》编者对宋元方志中的地名和朝代名按明初的标准进行了全面的篡改，要确定现存《大典》中的方志分别修于宋、元或明初已变得十分困难和复杂。又，5477条佚文，据上述黄文统计为5411条，《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17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中存66条，均不包括总志。

○2隆兴、庆元两志均名《鄞江志》据以下史料考定。其一，赵与沐跋称：“鄞江旧志始纂于隆兴者颇略，继修于庆元者尚疏”（卷7895/页1468）。其二，《直斋书录解题》卷8：“郡守古灵陈晔俾士人李皋为之，时庆元戊午（四年，1198）。”其三，《舆地纪胜》卷132：“庆元戊午，昭武李皋诠次，林文仲序。”方按：《纪胜》原讹倒作“林仲文”。据《大典》卷7893引《临汀志·通判题名》、《淳熙三山志》卷30、张扩《东窗集》卷13《林文仲太府寺主簿制》、李刘《四六标准》卷24《代回成都林漕文仲》乙正。林文仲，字次章，福州闽清人。淳熙二年（1175）进士，庆元四至六年通判汀州。

○3钟明之为州学学正，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2《汀州重修学记》。

○4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3《先大夫（袁洪）行述》则云胡太初景定三年（1262）已任两浙转运使，不应三年后却为判官。两者必有一误，书阙有间，姑存其疑。

○5宋另有一种方志名《鄞川志》。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1著录：《鄞川志》五卷，朱翌撰。其“寓居四明，故曰鄞川。”

○6《舆地纪胜》卷132引这7条《鄞江志》佚文，依次为（据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清惧盈斋本）：⑴《县沿革·上杭》引：“自至道三年至咸平二年凡二徙，天圣间徙钟寮，即今之县治也。”⑵《县沿革·武平》引：“县在唐时为两镇，曰南安，曰武平，相距百二十里。伪闽交（秦）〔泰〕元年（方按：时南唐已灭闽，交泰乃后主李璟年号。元年，为公元958年；《临汀志》作四年）省南安（方按：原讹倒作安南，据《临汀志》乙正）入武平。”⑶《县沿革·莲城》引：“四山环绕，簇簇如莲，因以为名。”⑷《风俗形胜》（下同）引：“今汀，〔在？〕闽越西南，其地与赣、潮、梅接。崇山复岭，民生尚武。”⑸“岛居者，安鱼盐之利；山居者，任耕织之劳。”⑹“闽部所隶八州而汀为绝区。山曰灵蛇，曰鸡笼，曰  荷；水曰九龙，曰寅湖，曰鄞江。”⑺“西邻赣吉，南接潮梅，实江西、二广往来之冲。”核《胜览》卷13页229（中华书局点校本，2003），其⑸、⑺条全同，唯后者“潮梅”讹作“潮海”，且无“西邻赣吉”四字。
○7《宋史》卷209《艺文志》著录《鄞江集》九卷，当亦庆元四年（1198）与《鄞江志》同时编成，由时任汀州知、通的陈晔、林文仲主持修纂，林文仲序。

○8中华书局1965年版赵万里先生辑佚本。《元一统志》，原书全名《大元大一统志》，据许有壬序，初修本进呈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增修本完成于大德七年（1303），凡1300卷，已佚。赵辑本《前言》则云：始修于至元二十二年，三十一年成书，大德七年修订，至正六年（1346）刻版于杭州（据元·王士点《秘书监志》）。

○9潘自牧《记纂渊海》卷10：“灵隐洞在宁化，有圣水桃竹，野花异草。”是“竹”误“花”之证。《纪胜》卷132页3790“灵隐洞”条下亦载：“在宁化县北五十里……野花异草”凡35字，亦可证。似《鄞江志》已将灵隐洞条下之文误系于长汀县“苍玉洞”条下，故《临汀志》已删，而仅录蒋之奇诗一绝。这也许正是序跋所谓旧志“疏略”之证。

○10《纪胜》卷132和《方舆胜览》卷13皆引作“民生尚武”，据改。此似《大典》录入时抄手之误。

○11引文见《大典》卷7894，《辑佚》页1440。赣州虔化县李敦仁起兵及被平定事，详何竹淇辑《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第3册第183～191页，中华书局，1976。

○12晏氏事具《大典》卷7894引《临汀志》（《辑佚》页1440）。晏梦彪事见上引何竹淇所辑之书第4册第559～575页。又，《宋史》卷460《列女·曾氏妇传》亦载晏氏事，且较《临汀志》为详。

○13除苏州府、汀州府以外的15个州府名是：《大典》卷665～666南雄府，卷2217～2218泸州，卷2275～2277湖州府，卷2337～2344梧州府（无缺卷），卷5199～5205太原府（无缺卷），卷5245遼州（无缺卷），卷5343～5346潮州府（无缺卷），卷5769～5770长沙府，卷6697～6701九江府，卷7602～7603杭州府，卷7963绍兴府，卷8506～8507南宁府，卷8647～8648衡州府，卷10949～10950抚州府，卷11905～11907广州府。

○14这15条复文分见《大典》卷2261、2266、3525、3527、7240（二条）、7507（二条）、7513、7514（二条）、9764、9766、11981、13075。

○15见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页831。版心《大典》卷数阙，据上下文及《大典》目录判断，似应为卷1237，是卷已佚。最早指出《宋会要辑稿·礼》误录入《临汀志》文的是王云海先生，见其遗著《宋会要辑稿考校》页14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另外，佚文中的“临汀”，应作“汀州”；“宋太祖”，应无“宋”字。均《大典》编者补、改之证。

○16见于《大典》卷13175引《汀州志·山川》的1条；见于《大典》卷9763～9766引《汀州府志·山川》的11条，见于《大典》卷8782引《汀州府志·人物》的1条，凡13条。因《大典》引录书名较随意，疑此《汀州志》与《府志》当为同一之书。

○17《临汀志》称此数据杜佑《通典》，但核《通典》卷7《食货·户口》实未载各道州郡人口，疑误引出处。即使《通典》真有汀州户口数，也应是乾元三年（760）数据。《通典》虽完成于贞元间，但所载乃肃、代（公元756～779年在位）间事。开元间户数，应是开元二十八年（740）之数，实出《旧唐书·地理志》。另外，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9载元和汀州户数为2618，似有误，今不取。唐、元、明代户口数只作参照，不作比较。

○18《八闽通志》，明·黄仲昭（1435～1508）修纂。其人名潜，以字行，号未轩，福建莆田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官至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因疏谏遭廷杖贬责。是书始修于成化二十一年，成于弘治二年（1489）。故定其户口数据出此数年间。始刊于弘治三年，次年又有递修本，是福建现存最早的省志。另，仲昭还编有《邵武府志》、《兴化府志》、《南平县志》，著有《黄未轩先生集》等。

○19王文楚《太平寰宇记·前言》（影宋残本），中华书局，2000。

○20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第15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隆兴二年户数误录为174574，又，由于计算有失，年均增长率误作6.8‰。

○21参见同上《中国人口史》第3卷第500页表11-11。但依笔者拙见，南宋中后期不同年份间的各州数据，似不具备可比性。

○22《大典》卷7890引《临汀志·风俗形胜》，《辑佚》页1225。

○23这种概念可用《大典》卷7506引蔡邕《月令章句》：“谷藏曰仓，米藏曰廪”来概括。

○24本节据《大典》卷7892，《辑佚》页1316～1320。

○25据《大典》卷7892（《辑佚》页1313）：“禾一十称（秤？），计米四十升”推算。

○26宋制：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知州（府军）的任期是不同的，如北宋前期，知成都一任为二年半。

○27影印本《纪胜》卷132页3798，点校本《胜览》卷13页231。

○28见《元丰九城志》卷9页405，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

○29参见拙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日〕斯波义信著）页313～318，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30另一人为汪天任。据《江西通志》卷87引明嘉靖志称：汪天任，字莘老，浮梁人，大观进士。历知汀州，时方行王安石《字说》。则似其人《临汀志·题名》漏录。鉴于四库本总志可信度较低，勿计入。

○31陈铸卒年据以下史料考定：其一，《苏魏公集》卷34《光禄卿陈铸遗表第四男公彦可试秘书省校书郎制》。其二，颜中其编《苏颂年表》（《文集》点校本页1240附录）称苏颂熙宁元年（1068）知制诰，熙宁三年五月，因封还李定词头罢外制官，时有“三舍人”之誉。其三，撰陈铸遗表恩制词的同时，有《知广州张田遗表男辅之可试将作监主簿》制词（见同上《文集》卷34页512）。其四，张田卒年可考。《宋史》卷333《本传》：熙宁初，知广州，暴卒。《宋会要辑稿》选举33之10：熙宁元年四月二十三日，知桂州张田为太常少卿、直龙图阁、知广州；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王靖为太常少卿、直昭文馆、知广州。因张田暴卒，而王靖代之。故陈铸遗恩制词在稍前，必为此年张田卒之同月或稍前。

○32据《学士年表》，宋庠宝元元年（1038）三月已以知制诰除翰林学士，故陈铸至迟在此年已知南雄州（详制词）。《万姓统谱》卷18等称其康定初知州，误。

○33今考《长编》卷126载：康定元年三月戊寅，命殿中侍御史等就河中府置狱；《长编》卷127又云：康定元年六月己亥，从〔河东〕转运使文彦博所请也。与诗注全相合。

○34据注○31拙考，张田生卒年，亦可考定为：（1015～1068）。《全宋诗》凡例：收宋人按生年先后为序，次则进士及第或卒年。但先后失次或失考者可谓不知其数，犹如一团乱麻，亟待修订。

○35《宋会要辑稿》职官74之19：开禧元年十月十一日，以岁旱图献瑞禾，诏知汀州陈铸降一官。此事又见于《两朝纲目备要》卷8、《宋史全文》卷29下等，惟《宋史》卷48《宁宗纪》误汀州作“江州守臣”，中华书局点校本已出校，似应据以校改。

○36杨方卒年可据以下史料考定：其一，《大典》卷7894引《临汀志》：嘉定更化，以侍右召进。阅二年，广右开漕，加直宝谟阁兼宪（方按：原误“庾”）事。循历属部，入象州，以疾终。其二，《粤西丛载》卷2《白龙洞题名》：“嘉定辛未（四年，1211）中元后四日，计台临汀杨公子植复出按未历之郡。”其三，《宋会要辑稿》职官74之40：嘉定四年八月二十二日，知亷州长幼厚、知贵州江邦佐各降一官，从广西运判杨方之请。其三，《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56：“嘉定（四）〔五〕年三月十三日，诏以广西运判陈孔硕充吊祭使。”方按：“四年”，乃“五年”之误。《宋史》卷488《外国·交趾传》：“嘉定五年，龙翰卒，诏以广西运判陈孔硕充吊祭使”，是其证。陈有挽杨诗，必替杨。据上所考，杨当卒于四年（1211）秋冬间无疑。

○37此诗，《记纂渊海》卷10亦误作主为陈轩。

○38四人诗或佚句各一首，分见《大典》卷7892（《辑佚》页1296、页1297、页1328）、卷7895（《辑佚》页1451）。文繁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