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与儒学的关系，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课题。有关于此，过去虽然有论述，但主要还是局部的，着眼点主要在于易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以为理学在回归《论》、《孟》、《庸》、《易》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新的庞大而精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的思想体系，使儒家的传统伦理拥有了至上的学理根据。但将易学与儒学在源头上加以比较研究，即从其产生和发端的意义上进行研究，《易学与儒学》恐怕还是首创。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就是作者苦心经营的此一方面的创制。任俊华浸润于此有年矣，其试图从源头上说易之与儒的关系，向有所闻，这是他的心血，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这种尝试，无论是从全书的理论架构还是从主要的学术观点看来，都是很成功的。从全书客观、严谨的理路中，可以找到解开本书成功的钥匙。
该书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易学与儒学的原初关系和向后的互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完成了作者试图对儒学与易学关系的构想。
作者深入考察了易学与儒学相互结合，互相诱发的历史过程之后，指出：“易学与儒学之所以能够结合，其本质就在于有一种承继以‘易道’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理念精神的巨大推动力的存在。”作者立足于这一共同的本质，恰当而全面的定位了两者的关系：
第一，儒学借易学以立论，易学充实了儒学，完善了儒家的思想体系。儒家以易立论，从而使体现儒家精神的《周易》成了儒家的首要经典。儒学与易学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儒家思想发展完善的过程。第二，易学是靠儒学弘扬起来的，儒学弘扬了易学，使作为卜筮之书的《周易》成了无所不包的儒学理论巨著。易学之所以成为易学，其能量并非自身所固有，而是儒家的“学理注入”和不断弘扬的结果。儒家在借助易学充实并发展自己理论的同时，极大的扩展了“易”的内涵，这一点甚至完全改变了《易》之为学的原本面目。
这样定位两者的关系，就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易学与儒学关系的基本内容，突破了前人仅仅从某个角度论述两者关系的局限，将易学与儒学的关系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起点。
二是就易学与儒学关系的演变发展进行了科学地分期，完成了易学与儒学关系学的纵向建构。
自孔子发现易道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思想开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以承续易道为己任的“圣贤之儒”，而易学与儒学关系亦在其中得到确立、演变与发展。作者采用重点或典型分析法，对“善为《易》者”的重点人物与历史上出现的极具影响的思潮进行客观分析，认为易学与儒学关系的确立时期在先秦，以孔、孟、荀三大儒为代表。孔、孟、荀都是“善为《易》者”，他们的易学思想在先秦儒学文献和易学文献中有大量反映。汉儒时期则是其发展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使儒学有了政治地位，推动了汉儒经学的发展。这一时期汉儒易学也空前地繁荣，焦赣、京房易学与扬雄易学的别具风味，使儒学与易学在政治上熠熠生辉。至宋明儒时期，在内忧外患的鞭策下，积极推行儒学复兴运动，导致了新儒学——理学的出现，理学家“皆以《易》立论”，使得理学与易学更是难舍难分，是为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儒学借《易》完成其“天人之际”的本体论建构，易学与儒学实现了一种完全的融合。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籍理学“以《易》立论”之余波，以史解易，集儒学易学之大成。而近代有“最后一个理学家”之称的曾国藩将易学作为每天的必修课，在实践儒宵易学上也达到了同时代人难以达到的高度。历史进入现代又出现了“现代新儒学”中心开启性人物熊十力，他的易学与儒学思想影响着当代新儒学的发展方向，这又是易学与儒学关系在现代的新发展。
如此一来，全书就显得重点突出，有总有分，并亘贯古今，清晰而明朗的勾勒出易学与儒学相结合的历史，从中可以看出易学为儒学发展所作出的理论贡献，以及易学依靠儒学得以不断弘扬的历史轨迹，易学与儒学关系发展的脉络亦一目了然，易学与儒学的关系也不再是抽象的，而是重点突出，立体可感的。
三是就“圣贤之儒”弘扬易道的精神和深遂的易学思想进行了重点介绍，是从易学角度分析儒学思想或从儒学角度分析易学思想的一种新尝试。
首先作者认为儒学是借易学立论的学派，易学充实了儒学，因此他从儒学的角度来解析易学、挖掘出易学中的儒学思想。如在立意高远的《彖传》中，《乾》卦《彖》辞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同咸宁。”全文五十七字，极力歌颂“乾元”之德，歌颂大自然的起始，歌颂万物的生成，歌颂一切事物的原本，也歌颂了人类社会的根基即庶民百姓。这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象传》也明显的体现了儒家的思想本色，《乾》卦《大象》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大象》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些思想都成为儒家修身的根本原则。还有，博大精深的《系辞传》最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如《系辞上》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反映了儒家的历史观，方法论等等，最根本地体现了儒家思想。这样，经过作者从儒学角度来解析《易传》，对《易传》中的儒学思想进行挖掘后，一部深奥难懂、神秘莫测的《周易》就变得通俗易解了，就不再仅仅局限为占筮之书，而是能看到其思想的精华和价值所在。
以上是作者以儒解易，接着作者又转身以易解儒，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一般学者皆认为易学与儒学存在关系，最突出的是与《中庸》的关系。作者则更进一步指出不仅《中庸》的心法道统源于《易传》，而且《大学》的“三纲八条目”思想也源于《易经》和《易传》。如“明明德”就是源于《易传》对性与天道的认识：“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八条目”也是源于《易传》“极深研几”的思想，还有“新民”也是源于《周易》的社会变革思想：“《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因此，《中》、《大》都是儒家大量吸收易学思想的产物。更重要的是，作者不仅仅停留在存在关系的感性认识上，而是深入指出这种关系的本质及其本质的联结点。认为作为儒家思想人本主义立论根本的“仁”源自于易学思想的“易”，是易的派生物，因为根据《易传·系辞上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样“易”就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八卦是易的派生物，作为思想范畴的仁，自然也是易的派生物了。再次，作者还认为“非儒家正宗”的荀子思想也源于《易》，只是在论人性、论天道、论中和时，均只取了《易》一端，因此荀子所论貌与《易》异而实与《易》同。如论人性时，《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因此善恶都出于“易”，而荀子取其一端，提出性恶论。在《周易》的理论中，天是两重性的，既是自然之天，“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又是意志之天，“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荀子也是取其一端，提出自然之天。总而言之，荀子思想也源于《周易》。以上都是作者在以易解儒时，提出的独特的见解，大大启发了我们的思维，进一步展现了易学的博深内涵和人文价值。
简言之，作者这种新角度，或以易解儒，或以儒解易，既加深了我们对儒学的理解，又加深了我们对易学的理解，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的尝试。
四是就易学与儒学的有关文献进行了严格的考据，奠定了易学与儒学关系学进一步研究的客观基础。
历史文献的考据向来是累人且见效慢的工作，需要细心，需要客观求实的态度与持之以恒的工作，更需要不囿已有成见的开拓创新精神。作者就《中庸》源头之辩以及《易图》作者之辩所作的考据充分体现了作者这种严谨求实的态度与理论创新精神。关于《中庸》的源头，程颐认为是“孔门传授心法”。但事实上，孔子还没有这样深刻系统的思想。为了弥缝其中的矛盾，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将程颐的“孔门心法”，虚化为上古圣人尧舜之道统，而且具体寻到了这一道统的源头，源头就是“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但作者并不拘泥于朱熹的说法，而是重新考证。发现“允执厥中”这一语并不在《尚书》的《尧典》，却在《论语》。《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但奇怪的是这话出现在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言论集中，却不见孔子及其弟子对此有任何评论，可见孔子根本没有见过这段话。由此可知，关于中庸的道统、心法与孔子无关。至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虽然警策深刻，但却出自《大禹谟》，而《大禹谟》是公认的伪《尚书》，不足为据。因此，有关中庸的心法道统就必须另寻源头了。作者经过进一步分析《中庸》与《周易》的内容，发现《易》为《中庸》之源。还有关于朱熹所作《周易本义》中的《易图》，白寿彝先生认为《易图》九幅非《周易本义》原有，他把九图与朱熹《易学启蒙》中有关易图作了比较，发现改变名称或另作新说者有三图，特别是《卦变图》与《易学启蒙》很不一致，因此《易图》九幅非《周易本义》原有。而作者认为用《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二书作比较，论证《易图》九幅非朱熹所作，证据是不充分的。作者经过仔细考证，发现《易图》为明象数和卜筮而设的思想与朱子《周易本义》的立论意旨是一致的，因此，《易图》九幅应是朱熹所作。作者此种不囿于传统的历史结论，也不附和别人的观点，而依翔实的文献资料进行严格考证的求实精神，实令人敬佩。
综全文所述，任俊华博士的《易学与儒学》一书，叙事客观，说理严谨，角度新颖，就易学与儒学关系作出了多方面的理论探索与创新，完整地建立了易学与儒学关系学，将易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作者的治学精神与学术品格，亦可于书中跃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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