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门“五王”轶事（上）

作者：朱元曙
章太炎先生曾把他的五位得意弟子戏封为“五王”。他们是天王黄侃（季刚，1886～1935）、东王汪东（旭初，1890～1963）、西王朱希祖（逖先，1879～1944）、南王钱玄同（中季，1887～1939）、北王吴承仕（检斋，1884～1939）。这五人在他们各自所从事的领域中，均是大师级的人物，后来，我国文史界的不少重要人物都分别出自于他们的门下。“五王”中的朱希祖，是我的祖父。

一、“五王”的来历

章门“五王”的来历，有不同的版本。把弟子们摆在一起评价，最早见于太炎先生《自撰年谱》“宣统二年条”：“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钱夏季中，就是钱玄同。章门“五王”中的吴承仕是民国四年才拜在太炎先生门下的，此时自然不会有其大名，但是，此时汪东就在日本东京，不知为何，也没有其尊名。

“章门四子”及“章门四王”的说法，来源于汪东。汪东《吊吴检斋》诗下的小注：“章门四子，黄季刚、吴检斋、钱玄同及汪旭初。”汪东曾对先祖父朱希祖说：“当日章师戏言，黄为天王，汪为东王，吴为北王，钱为翼王，以钱为畔师，故称翼王。”后来，先祖父朱希祖到中央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汪东又对他说：“章师又谓旭初曰，‘吾门四王当改定，去钱入朱。’”这是“章门四王”的两个不同的版本。（详见朱希祖1939年12月7日日记）

“章门五王”说，来源于黄侃。1935年1月30日，先祖父朱希祖及黄侃等人同赴刘国钧宴，席间黄侃说：“章太炎先生尝对人言，余有五弟子，黄侃可比太平天国天王，汪东为东王，钱玄同为南王，朱希祖为西王，吴承仕为北王。”（《文史大家朱希祖》，学林出版社，176页）

封钱玄同为南王或翼王，是因为其“畔师”（翼王背叛洪秀全自不必说，南王因其早卒，章以此喻钱畔师。详见朱希祖1939年12月7日日记）。说其“畔师”，是因为一、钱玄同主张废汉字用罗马字；二、章太炎之经学主古文，钱之经学主今文。至于黄侃为天王，自然是因为其学问在章门诸子中首屈一指，而汪东为东王自有其原因。黄侃使酒任气，狷介狂傲的性格举世皆知，常常会和人闹出矛盾，比如与“五王”中的吴和钱。但是黄侃晚期最后六七年一直在南京中央大学与汪东共事，且汪为中大文学院院长，黄为教授，但是二人却从未产生过矛盾，不仅没有矛盾，而且黄表现出少有的听话，所以太炎先生戏谓黄为天王，汪为东王。朱希祖《答旭初见赠十一用寺韵》一诗中有句云：“文章要借江山助，此亦足使天王驯。”诗下小注云：“季刚才高气盛，到处龃龉不能容，晚年在南京六七年，与君始终相安。盖惟君能下之，而又能驯之也。故本师戏谓季刚为天王，君为东王。”（《文史大家朱希祖》，学林出版社，127页）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自以为上帝之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东王杨秀清却能代上帝发言，以节制天王洪秀全。太炎先生以太平天国诸王之关系，来喻门下诸子，实有趣焉。它不仅表现出太炎先生的谐趣，也表现出太炎先生对自己学术地位的肯定。

“章门五王”说，在当时的学界流传甚广。先祖父朱希祖逝世后，于右任挽联曰：“稽古证今东汉儒林兼许郑，传薪革命西王封号比汪吴。”顾颉刚挽诗曰：“万卷藏书任取资，焚膏矻矻是生涯。大封合畀西王爵，勘验余杭戏谑词。”即为明证。

二、同门间的矛盾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章门诸子个个是人中精英，并且其中不少人还曾长期在一起共事，自然也免不了俗，闹出点矛盾来，其中闹得最不可开交的是黄侃和钱玄同。

黄侃学问大，脾气也大。其人性情乖戾，一言不合即恶语相向。比如，他和象山陈汉章先生同校为教授，也互相敬佩对方的学问。一次在一起聊天，谈起学问，竟因观点不同而相骂，黄侃继而“欲以刀杖相决”，事后，却又像无事一样，而“善遇焉”。他和钱玄同，我国文字学上顶尖的两位大师，又先后同为北大、北师大的文字学教授，恐怕真是一山不能容二虎，两人常要闹些矛盾。黄侃死后，《立报》上曾登过一篇《黄侃遗事》，文中说：

黄侃尝于课堂上对学生曰，“汝等知钱某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当日钱与余居东京时，时相过从。一日彼至余处，余因小便离室，回则一册笔记不见。余料必钱携去。询之钱不认可。今其讲义，则完全系余笔记中文字，尚能赖乎？是余一尿，大有造于钱某也。”

周作人将这篇文章寄给钱玄同看，钱玄同回信说：

披翁（按黄侃在旧同门中，别号为披肩公）轶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说拙著是撒尿时偷他笔记所成的，我知道他说过，是我拜了他的门得到的。夫拜门之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

这种细节真有一点《世说新语》的趣味。读者不必去考证那一册笔记到底是“撒尿”而得，还是“拜门”而来，权当故事听听而已。不过，先祖父希祖先生倒是实实在在把自己在日本亲笔所记的太炎先生讲课之笔记——《文字学札记》十册，赠与钱玄同，该十册笔记，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钱玄同遗物中。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文中，回忆他们同门师兄弟于日本在太炎师座下学习的情况，许说：“逖先笔记最勤。”先祖父舍得将自己精心所记之笔记赠与玄同，可见二人情谊匪浅。

黄侃曾戏呼钱玄同为“钱二疯子”，有诗戏之曰：“芳湖联蜀党，浙派起钱疯。”1932年，章太炎在北京讲学，黄侃也在北京。有一次，黄、钱二人在章太炎住处的客厅里相遇，与诸客坐候师出，黄忽戏呼钱曰：“二疯！”钱已不悦，黄继曰：“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的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钱登时大怒，拍案厉声曰：“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于是双方吵了起来。老师闻声，疾出排解，哈哈地笑着说：“你们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快要念‘アィゥエォ’了啊！”（见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

这黄侃与吴承仕原也是极好的朋友，黄一直居住在吴的一所房子内。吴先生是位忠厚之人，而黄侃竟也与其产生了矛盾。1927年，吴承仕任师范大学文学系主任，黄为教授。有学生反映黄在课堂上对女生有不尊重之言，吴作为系主任便善意的提醒黄侃注意一下。谁知黄侃竟大怒，辞去教授之职。搬家时，黄侃竟架上梯子，爬到梁上写下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这真有点小孩子恶作剧了。吴承仕把此事告诉了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回信曰：“季刚性情乖戾，人所素谂。去岁曾以忠信敬笃勉之，彼甚不服。来书所说事状，先已从季刚弟子某君闻其概略，彼亦云吴先生是，而黄先生非也。”

这钱玄同与吴承仕也闹过矛盾。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北京的章门弟子集资刻《章氏从书续编》，由钱、吴二位主持其事。太炎先生以为这是一件不太复杂的事。但是，书老是刻不出来，先生有些不开心，去信询问已有责怪的意思了。其实刻版实为不易，尤其是其中《新出三体石经考》一书，是由钱玄同手写之后才刻版的，且多次改版。老师来信责怪了，两位弟子分别写信向老师解释，但信中也分别有些推诿，都告了对方的状。老师着实生气，去信说既然两人互相推诿，就一人办好了。于是就不要钱玄同再问此事，由吴承仕一人主持。后来太炎先生也发现其中诸多误会。书刻好后，尤其是看到钱玄同所手书的《新出三体石经考》确实卖力，大为感动。为了弥补对钱玄同的误会，太炎先生特地在钱的手书后作跋，对钱氏大大地赞扬了一番。

平心而论，大师们斗气，也竟是那样率真，似乎还带着孩子般的童趣。吵起架来口无遮拦，任着性子乱说一通，甚至吵过之后，找老师评理。老师批评错了，再表扬一番，便又满脸灿烂。但因为他们是大师，这便成了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