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名贴
名片在现代社会颇为通行，但名片并不是现代才有东西，这种时髦的东西也不是舶来品，名片在中国有着很长的历史。名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汉代，在西汉时，名片是用竹木做的，称作“谒”。所以，中国还应算使用名片最早的国家。
名片古时称它为“名刺”或“谒”，到了明清时期又称“名帖”，一直沿用到1949年前，之后就称“名片”了。它像文书的发展一样，最初也是使用竹、木简，以后逐渐改用纸。
汉代名刺已很流行，刺上一般要写明姓名爵里，故又称“爵里刺”。汉刘熙《释名》中解释说爵里刺就是“刺书其官爵及郡县乡里也”。至于下级或晚辈谒见上级或长辈，也可称谒，如果同时送礼，则还要加书所送钱物的数量。这令人想起《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汉高祖刘邦青年时一段耍无赖的故事：
一位有名望的吕公，初迁到沛县时，县令为之请客。并规定送礼不满一千的客人，坐在堂下。当时刘邦是个小亭长，哪里拿得出那么多的礼钱？他故意在谒上写“贺万钱”，实际一个钱也没送。谒送进之后，“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刘邦原为诈酒食，不料反受吕公赏识，并因此得到了一位妻子，即后来的那位吕后。对于《高祖本纪》中“乃绐为谒”句，唐司马贞“索隐”曰：“谓高祖素狎易诸吏，乃诈为谒。谒谓以札书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载钱谷也。”
关于爵里刺，在《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注中，还有一则记述其第五子夏侯荣聪慧而记忆极强的故事，说他七岁能作文章，每天读上千言的文章，都能记下来。魏文帝曹丕听到以后，想试一试。一次大会宾客时，百余名客人都按习惯送上奏刺，刺上各写明其乡邑、名氏。夏侯荣看过这一百多支爵里刺后，让他遍谈各人的爵里姓名，竟然不谬一人，使魏文帝也非常惊讶。
在刺上除姓名爵里外，还常要写有表示客气和问候的话。据《释名》记载：“画姓名于奏上曰画刺，作再拜起居字，皆达其体，使书尽边，徐引笔书之如画也。”
从文献中可知，汉魏时奏刺是流行的习俗，因此，在当时的墓葬里我们也常可找到它们的踪迹。中共建政以来的考古发掘中，第一次获得的名刺木简，是1955年4月底在湖北武昌任家湾一座东吴时期的砖墓中获得的，在墓中还发现有黄武六年（227年）铅质买地券一方，墓内出土三枚木简，长18.8至21.5厘米、宽约3.5厘米，可惜字迹已漶漫，仅在一枚上可以看出“道士郑丑再拜”字样。由于字迹不清，当时难以确定它即系爵里刺，未受重视。此后，又在江西南昌的东吴、西晋墓中发现了字迹清晰的名刺简多枚，使我们对此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
1974年3月，江西省博物馆在南昌市东湖区永外正街发掘了一座西晋砖墓，内葬二棺，为夫妻合葬。在左侧的男棺中发现木简五枚，形制相同，均长25.3厘米、宽3厘米、厚6毫米，墨书。这五枚木简有三种格式，一种是“弟子吴应再拜问起居 南昌字子远”，计有三枚；一种是“豫章吴应再拜 问起居南昌字子远”，仅一枚；另一种是“中郎豫章南昌都乡吉阳里吴应年七十三字子远”，也仅一枚。
1979年6月，江西省历史博物馆又在南昌市内阳明路中段南侧清理了一座东吴墓。墓内葬三人，在其中一棺内出有21枚木简，大小相同，长24.5厘米、宽3.5厘米、厚1厘米。上有隶体墨书，文字全相同，为“弟子高荣再拜 问起居 沛国相字万绶。”
从以上三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对当时的名刺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可以知道一般的爵里刺是在简的开始处写明郡名、姓名并书“再拜”。其间稍空后，再书“问起居”。然后在简的下部偏左侧，以小字注明乡里和本人的字。这就是吴应墓出的第一种名刺和高荣墓出的名刺，也是发现数量最多的一种，大约是平日常用的格式。至于吴应墓所出的第三种名刺木简，加书官职和年岁，且一行直书而下，似是《释名》中所谓的“下官刺”：“下官刺曰长刺，长书中央一行而下也”，则与一般爵里刺稍有不同。
比上述三项更令人感兴趣的发现，是1984年发掘安徽马鞍山东吴右军师、左大司马朱然墓出土的刺和谒。朱然墓出土的木刺共十四枚，正面直行墨书，刺文有三种，一种为“丹杨朱然再拜问起居故鄣字义封”，一种为“故鄣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封”，另一种为“弟子朱然再拜 问起居字义封”。木刺长24.8厘米，正与同墓出土的漆尺的长度24.8厘米相同，说明当时刺长为一尺。
与上述其余几座吴晋墓不同，在朱然墓中除名刺外还出有木谒三枚，其长度与刺一样是24.8厘米，为当时一尺长，但宽度约是刺的三倍，为9.5厘米，系木牍。这也正与《急就篇》颜注牍可以“持之以见尊者”之义相合。木谒居中书一“谒”字，在右侧直书“□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杨朱然再拜”等十八字，表明当时谒的一般书写格式，即中央顶端书“谒”字，官职、籍贯、姓名及“再拜”等皆偏书于右侧。据《释名》，“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系下属进谒上级之用。《后汉书·孔融传》：“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正说明谒的使用情况。
但是还应注意一点，即墓中所放的刺是与迷信有关的，应与当时道教信仰联系在一起。东吴黄武六年墓刺简称“道士郑丑再拜”，高荣、吴应多称“弟子”，是供墓主人在阴间使用的。虽然如此，因为它还是模拟着生前的实用物，其形制、书写格式还是与实际应用的并无差别，仍不失为古代名刺的实物证据。古人为了介绍自己而投送爵里刺的习俗，以后因造纸术的进步而改用纸书，但仍保留着“投刺”一词。
拜贴
封建时代，由于官场腐败，攀附权贵，巴结名流，随处可见，这样，名片的运用也就大显身手了，以致朝廷有时要发布禁止社会使用名片的文令。据《青箱杂记》卷二载，北宋皇祐、嘉祐年间“未有谒禁”，即这段时期没有发布过有关名片的禁令，于是士人利用名片登门求见，请托找关系，特别是碰到刑事问题，向法官走后门，搞得乌烟瘴气。可笑的是，其中有二人因“日有奔趋，闻风而至”，极热衷此道，人们不胜其烦，遂分别给他们起了“望火马”、“日游神”的外号。
到了明代，名片的使用更加广泛，称之为“名帖”。作为一种人际关系交往中的重要“身份证”，明朝人在名片上大做文章。
据《啸虹笔记》载，明代有个姓茅的官僚，为了巴结权贵严嵩，“每谒严嵩，用赤金镂姓名缝红绫作柬，嵩以为尊之也。”又据朱国祯《涌幢小品》记载：“张（居正）江陵盛时，谄之者名帖用织锦，以大红绒为字，而绣金上下格，为蟒龙蟠曲之状，江陵见之嘻笑，然不以为非也。”张居正夺情秉政期间，“门生上谒者多用白刺，以示亲昵”（《暝庵二识》卷二）。因为张居正“不通贿赂，独好尊大，故人以此媚之”（《陔余丛考》）。显然，这是一种投其所好的献媚方式，也是一种精神贿赂，完全可以达到巴结讨好的目的。
对于这类曲意逢迎的人，清官海瑞是很为警惕，并且一概拒之的。据《迪吉录》记载：“海瑞为南冢宰，有币物为贺者，皆不受，名纸用红帖者，亦以为侈而恶之。”这就比张居正高了一筹，既不受礼，也不吃“拍”。明清时，利用投刺拜客之机拉关系、钻营投机的情况，在社会上很普遍。有一首《都门竹枝词》对此做了揭露：“大字职名笔画工，门前投递纸鲜红。都镌拜客无他用，关节曾防暗里通。”可见在那些身带制作考究的名片，到处“投刺”拜客的人中，有不少是暗通款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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