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鲁迅全集》

作者：高信
从书摊上买到一本杂志，其中有位王先生在文中说：“我忽然想起了白话文与新诗的倡导者胡适，鲁迅生前可没少写文章‘骂’他，而胡适呢，却在鲁迅过世后第一个站出来自己掏腰包为鲁迅出全集，且将鲁‘骂’他的全部文章悉数收入，这器量可就大了去了。”王先生显然对胡适崇仰备至，但崇仰归崇仰，史实归史实，万万不能为了崇仰而信口开河。不虞之誉是智者所不受的。胡适先生是何等人？他泉下有知，恐怕也要摇头三叹的吧。

胡适与1938年版《鲁迅全集》有无关系？答曰：既有关亦无关。先说“有关”：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之后，同年11月初成立了由蔡元培、许寿裳、台静农、马裕藻、沈兼士、周作人、茅盾等七人组成的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但这委员会只是虚设，真正为全集出版而奔走的仅许广平一人。开初，打算不靠任何书局而自行印制，后来考虑到耗资巨大发行不畅，许广平与委员会同人反复磋商，还是希望商务印书馆出版，因为商务毕竟历史悠久，资金雄厚，印刷精良，发行通畅。那时办事，也还要靠私人关系。谁与商务渊源深，影响力大且能从中疏通呢？自然非胡适先生莫属。而谁找到胡适委托其为《鲁迅全集》出版说项？是许寿裳拜托马裕藻(即马幼渔)出马的。胡适很干脆地表示：愿意帮忙。所以1937年3月30日许寿裳致许广平信中就说到：“与商务馆商印全集事，马幼渔兄已与胡适之面洽，胡适表示愿意帮忙。惟问及其中有无版权曾经售出事，马一时不便作肯定语，裳告马决无此事，想马已转告胡矣。商务回音，俟后再告。”看来，胡适之表示愿意帮忙，确非虚与委蛇，更非碍于请托者的面子随便允诺。从问及“有无版权曾经出售事”，可见他是很认真的。许寿裳又于5月3日致信许广平，建议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增补胡适为委员：“昨与幼渔兄谈及，渠谓大先生与胡适并无恶感，胡此番表示极愿帮忙，似可请其为委员，未知弟意以为如何？希示及。”四天后的5月7日，许广平即复信许寿裳，同意许、马二位的建议，请他们先征询胡适的意见。这次，胡适同样干脆，也是立即同意。5月17日许寿裳赶紧复许广平信：“胡适之为委员事已得其同意。拟请弟直接致胡一函(其地址为北平后门内米粮库四号)，说明得马幼渔、许季茀信，知先生已允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表示谢意，并请其鼎力帮忙，全集事与商务馆接洽事经过如何？亦可提到。”5月21日，许广平即致函胡适，信中按许寿裳的建议，先说：“昨奉马幼渔、许季茀两先生函，知先生已允为‘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将来会务进行，得先生领导指引，俾收良效，盍胜感幸。”再说：“环顾国内，以绍介全国文化最早，能力最大的商务印书馆，最为适当。闻马、许两先生，曾请先生鼎力设法，已蒙先生慨予俯允，如能有成，受赐者当非一人”，最后又有一请求：“伏乞便中草下数行，示以商务接洽情况，以慰翘盼，无任感荷之至！”信发出第二日，许广平即致函许寿裳，告知致胡适信已发出，一切皆按许先生上次信中所示进行。次月7日，许寿裳函许广平，并附来胡适按许广平要求而写致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的介绍信一通。许寿裳函云：“胡适之来绍介函，特奉上，请阅毕转至王云五，或先送蔡先生(指蔡元培先生——笔者注)，请其亦作一函绍介。双管齐下，较为有力，未知尊意如何？胡君并允直接另致云五一信，日内即可寄出云。”如果说，许寿裳致许广平信中所附胡适给王云五的信是应许广平之请托而写，胡另写一信直寄王云五，就是胡适主动为之了，其热诚周到令人动容。三天之后，许广平如约拜会王云五，谈得颇为顺利，许广平并有备忘录一纸留存下来，开头特别记下“六月九日收到许先生信，附适之先生致王云五函”云云。谈判圆满结束，目的已达，许广平即把洽谈情况函告胡适：“六月九日奉到马、许两位先生转来先生亲笔致王云五先生函，尝于十一日到商务印书馆拜谒，王先生捧诵尊函后，即表示极愿尽力……得先生鼎力促成，将使全集能得早日呈现于读者之前，嘉惠士林，裨益文化，真所谓功德无量。惟先生实利赖之。岂徒私人歌颂铭佩而已。”

胡适与鲁迅早年为战友，后来成陌路，如此种种，胡适当然不健忘，不糊涂。但他没有还之以牙眼，特别是鲁迅已成故人，他大可借机洗刷一番之时，胡适更没有，他依然如在鲁迅生前一样，一无辩白。让帮忙，则倾心帮忙；让当委员，则绝不推辞，只要《鲁迅全集》顺利出版，胡适先生乐于无私奉献自己之所能,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据以上所述，我才说《鲁迅全集》的出版与胡适大为“有关”。

但《鲁迅全集》的出版又与胡适无关：正当《鲁迅全集》事与商务印书馆反复磋商交涉具体事宜之际，“七七”事变爆发，三个月后的11月12日上海沦陷。而在此之前，胡适先生远赴美国，商务印书馆内迁。《鲁迅全集》出版一事偏离正常运作轨道。直到1938年初，在上海的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决定自印。其时，上海的一部分进步文化人，在胡愈之的倡议下，由郑振铎、许广平、周建人、张宗麟、冯宾符、胡仲持等，组织了一个出版机构复社。复社有社员二十人，社费每人二十元，二十个人共一千元。用一千元印一本书也不够，遑论印一套《鲁迅全集》？也是适逢其会，复社刚刚出版的《西行漫记》大为畅销，资金多少有了点积累，再加上发行方面设法办理全集出版预约，胡愈之、茅盾、邵力子、沈钧儒、巴金等人奔走号召，中共和有关办事机构又支持协助，使出版经费问题得以缓解。三个多月以后，六百余万字，皇皇二十巨册的第一部《鲁迅全集》以三种装帧版本形式一次推出。在这一实质性的运作阶段，远在美国的胡适先生自然无力帮忙，也没有人向他提出帮忙的要求。所以，说胡适先生“器量”大与不大是一回事，但他与《鲁迅全集》的实际编辑工作却确实没有关系。

顺便说一句，当年给他的那个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的虚衔，其实不过是说说而已，说完也就拉倒了。但似乎胡适也没介意，从中也仿佛可见胡适先生的真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