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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运涛

儒在中国是安邦治国平天下的法宝,道却是中国士人精神的避难所。林语堂说过,中国士人得势时信儒,失势时便信道。老庄思想与贬官士人注定有缘。正是由于它的抚慰,士人在仕途失败的时候,可以得到精神的逍遥和心灵的补偿,追求一种艺术的人生。贬官士人是老庄思想的真实实践者,老庄思想也在他们的实践中得以发扬光大。古代士人囊萤映雪、悬梁刺股、十年寒窗、九载熬油,念成的满腹经纶,既不能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就要吟啸风月、纵情山水、放浪形骸,给世间留下一些牢骚话了。



崇高的社会理想与具体的生活境遇之间的抵牾冲突,是古代士人所遭遇的普遍困境。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把无数士人引上了仕途,“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它教导人们怎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却没有告诉人们贬官后该做些什么;它教导人们怎样为君王而努力,却没有告诉人们贬官后如何为自己而过活。当皇帝把士人的仕进之门关上的时候,值得庆幸的是,道家又在旁边为他们开了一扇窗。在苦闷与苦恼中,贬官士人便试图以老庄思想来化解人生矛盾,通过对现实世界实在性的质疑,消解对于身外的存在的执着,从而达到无所用心的超脱之境,以平静的心态对待荣辱得失等不同的人生际遇。

每个贬官士人都受到了伤害,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抚慰的。老庄思想则告诉他们,生命不止一种色彩,有时候,需要换一个活法。老庄思想认真昭示着人类对世界和生命本体的执着追索,其精髓就是解除一切对个体生命的的羁绊,功名利禄首当其冲。放弃的目的是为了选择,放弃是需要智慧和魄力的,没有头脑的人往往放弃的是生命中宝贵的东西。人,如果怕失去高官厚禄,总企慕荣华富贵,一旦遇上险境,心存畏惧,便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倘若一个人无所求,也不怕丢失什么,视功名如浮云,视金钱如粪土,即使身陷困境,也能怡然自乐。所以说,在对于个体生命的重视方面,道家远过于儒家,实为那个历史时代个性解放的最高亢的音符,最动人心的乐章。

如果古代文学史里没有了贬官士人,就像空城计里少了诸葛亮;如果贬官士人没有了老庄思想,就像鲲鹏少了翅膀。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庄思想为士人们树立了一种精神的楷模,不慕于荣利,不屈于威势。现实永远是扼住理想的一双手,许多时候,它一口一口地吞食着理想,对此谁都无能为力。但当绝望一口一口地吞食生命时,士人们便不得不去寻找一种精神的抚慰。而士人贬官后所遭受的精神的痛苦,源于对理想的疑问和对灵魂的拷问,最终是要靠一种精神的抚慰来求得解放和超越。困窘中的尊严,苦涩中的乐道,乃是贬官士人之人格独立。而人的尊严在于必要的拒绝。如果出卖自尊可以换取尊严,赢来尊敬,那么他的坚守还有什么意义。在老庄看来,皇帝位尊,有的却是流氓加无赖;陶渊明贫居,甚至向人乞讨,他却有挺挺大节。这种认识在“官本位”意识浓重的中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为中国人相信“成者为王败者寇”。世人眼中,只有那些“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进长安花”的达官贵人,谁在乎遭受贬黜的失意士人的死活呢?

人生遭遇种种,使人落寞多多,站直了委实不易,此乃生活,偏要努力站直了,乃是生活的诗。老庄思想就是要他们过一种诗意的生活。而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本来就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这就为士人贬官后把目光投向老庄提供了可能性。在中国古代,儒家讲“兼济天下”,这是进取;道家讲“独善其身”,这是自保。在世人的心目中,明哲保身,全身避害,似乎只是道家的活命哲学,完全有悖儒家的教义。其实不然,就像硬币的正面与反面,儒家执着人生,积极用世的背面就是高蹈远引,独善其身。处在以成败论英雄的时代,贬官士人的处境实在不易。天地之间,堕落的诱惑太多了,四方的风雨太多了,“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谈何容易。心理学家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因素不在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而是在于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心态。贬官士人也想快乐地做人,但美好的理想在现实中跌得粉碎。而庄子幻想出来的那个神仙的境界、纯净的世界,虽然只是心灵的创造,但足以给人一种光明、美丽的向往,令人暂时忘却现实的污浊和黑暗。



如果说儒家学说对于潜藏在人的意识深层的欲望力量更多地采用在社会理想上的升华、转化的方法,道家则更多地采用一种迎合的方法,使它在虚幻中满足,在宣泄中平息;如果说儒家学说主要使中国古典文学强调社会功能而充满了理性的色彩,那么道家则主要是使中国古典文学保存了丰富的想象力和神奇瑰丽的内容。老庄思想富有哲理,充满着高雅脱俗的情趣,不仅仅可以作为自然清高的外在生活方式,还可以排遣烦忧,平衡心理,使身心怡悦。所以说,对贬官士人来说,它是人生不得意时的“隐遁之所”,精神空虚时的“寄栖之处”,也是一种清雅的生活方式。

人类的悲剧性在于:进化和异化几乎同步。人们创造了上帝,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匍匐在他的脚下。士人挚笃地相信“学而优则仕”,到头来却发现在饱受了“被关在仕门之外”的痛苦后,自己仍无法在仕途存身。于是,他们迷茫了、懵懂了、彷徨了。彷徨是一种探索,是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也是对理想的重新审视。他们必须做出选择:是为理想而“生”,还是为生存而“死”。而人的大脑从未有过一刻的真空:不被这种意识占领,就被另一种意识盘踞。当儒家仕进之路屡屡受阻的时候,老庄思想便很容易乘虚而入了。如果说儒家思想进化并异化了士人,那么许多人开始追随老庄,就是对人性的一种回归,对仕隐情结的一种解脱。所以,士人在顺境中标举儒家的大旗,贬官后往往会不自觉地皈依老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也只有这样,他们在艰难困苦中才能保持达观与幽默,在人生的逆境中,才能仍不失轻松与愉快。

贬官士人走近“老庄”,多少带了几分的无奈,是他们的苦照亮了他们的路。当士人在现实中再也无法实现其理想时,老庄思想便开始潜滋暗长了。孔子在鲁国做司寇,位至大夫时,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离开了鲁国,也是在周游列国一大圈后,才说“沂水春风我与点”的。庄子也是在离了漆园以后,才到自然中去逍遥的。陶渊明在仕途中三次失意后,才黯然隐入田园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他们原本有济世的“猛志”,而“自乐田亩”,是由于“不得已”而为之。这种“不得已”是一种带气负性的行为,是对“欲有为而不能者”的王权统治的抗争。也只有老庄思想才能为那些“昔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的贬官士人建立一种思想上、精神上的平衡,使居尘中的苦恼与忧患在出尘中得以消融。“惊壮志成虚,此身如寄”,也只好“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了。

庄子对士人的审视,是中国士人本性的一次觉醒。庄子早已看透了世俗不古的人心,更看穿了官场仕途的丑恶与血腥,他要保持自我纯真的天性,无意间却给追求个性自由的人留下了独立不屈的传统。历经宦海风波、九死一生的苏东坡,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后,思想几度变化,由积极用世转向消极低沉,又转而追求一种精神自由的、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和许多在政治上受大挫折、忧惧苦恼的贬官士人一样,苏轼也向道家思想寻求超脱之方。

苏轼从熙宁到元丰的贬官过程中逐步地将儒家的持守节操与老庄的随缘任运完美地结合起来。苏轼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奋厉有当世志”,步入仕途后,始终以“危言危行,独立不回”的政治操守自励。熙宁二至三年间,尽管他目睹众多同僚因反对新法而遭受贬黜,仍怀着“舍身报国”的崇高精神,连续撰写了一系列政论文批评新法,从而被排挤出京。对于经受了一场政治迫害的苏轼来说,内心是愤颟而痛苦的。杭、密、徐三任地方官时期,他不因失意而沉沦,也不将痛苦强制压抑,而是努力地排解苦闷,实现心灵的超越与精神的升华。这种心态与庄子的“齐物论”颇有相通之处.庄子强调事物的相对性与流变性,认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同样具有相对性与流变性,不可定于一尊,因此,人应该去除“成心”,扬弃我执.苏轼濡染老庄,深受影响.尽管在其人生道路上坎坷不断,忧患丛生,“一肚皮不合时宜”,却并未由此而走向狷介,待人处事,没有丝毫自我中心的排他性,始终拥有一颗极富涵容性的开放心灵,“人有尺寸之长,琐碎之文,虽非其徒,骤加奖借”,故尔能继欧阳修之后主盟文坛.

如果说,贬官士人是一群不安分的灵魂,老庄思想则以其对于生命本身的思考和实践,诱获了他们。庄子曰:“有才不难,难在处才。”以孔子、屈原 、李白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士人,致力于“肩承社稷,肝胆昆仑”的浩然理想,执着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追求。但当他们从理想的 天国进入生活的炼狱,直面生存的艰难时,却发现充满诗意的理想在现实中渐渐脱落了温情的面纱,遭遇理想与现实脱节的窘困与尴尬。经历了痛苦、彷徨、探索、崛起等等复杂的人生路程,体尝了失落、寂寞中心态变幻不定、上下调适的精神求索,而后终于皈依了老庄。



就士人的整体文化心态而言,宋代是个分水岭。汉唐士人的理想人格结构基本上是典型的二维对立的模式,或进,或退,或仕,或隐,或以天下国家为本位,或以个体心灵为本位,二者取其一。宋代士人则追求一种和谐的人格理想,融进与退、仕与隐、以天下为己任与以个体心灵的自由与超越于一体,不再以退隐作为修身养性的必要条件,也不再以仕进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他们在进中能退,在仕中能隐,或因个性原因而不愿出仕,也绝然不会于天下之事毫不萦怀。因此,唐代的贬谪文化、落第文学盛极一时,宋代贬官文人则悠然平静得多。

感谢老庄,它以广博的智慧观照宇宙间的复杂关系,以深挚的同情宽容人生的矛盾冲突。在伟大处发见其还有狭小,在平常里也悟出它的深意;在圆满里显现其还有遗憾,在缺憾里也可预见到它的转换。于是,以一种捻花微笑的态度同情一切,以一种理解的笑,含泪的笑,智者的笑,包容一切亦超脱一切,使尴尬重负的人生透出一片轻松柔和的金光,觉得人生有趣。有趣处就在于它的平凡处、矛盾处、尴尬处,乃至无奈处。

贬官士人正是在老庄思想的支撑下,开拓出了一片文学的天空。贬官士人借助于老庄思想的启迪,加上自身的学识,使他们能够追求一种艺术化的人生。它使贬官士人化解了自己的失落与苦涩,心灵得以舒慰与解脱,触发了审美创造力,抒写出不朽的诗文。同时,士人的诗文书画,长养了他们 将人生艺术化的能力以及审美创造力。从而使人的精神从斤斤计较的囚笼中解脱出来,胸怀阔如天空,得以自由拥抱整个世界,得以欣悦赏玩滋味难言的人生,体验到令心灵净化而逍遥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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