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楚文化与湖南文学的地域风情

新时期湖南文学曾以其厚实丰赡的创作成就、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群星璀璨的作家队伍而赢得“文学湘军”的美誉，并以骄人的成绩在大中华文学史册中留下了辉煌的篇章。立足于湘楚文化的精神内核来审视新时期湖南文学，我们不难发现，湖南这方神奇的土地以其独特的风情物性和人文精神给了湖南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风格等等以深刻的影响，从而造就了湖南文学鲜明的地域色彩。

考察湖南文学的创作特征，揭示湖南文学的地域色彩，总结湖南文学创作的经验成就，探索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区域文学的发展规律，对于促进21世纪湖南文学的振兴和发展，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湖南文学地域风情的基本特征

湖南文学独具的鲜明特色，是湖南独具的地域风情的产物。地域对于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它决不局限于地形、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更重要地体现为千百年来历史因袭的人文环境的浸润濡养。湖南区域文化不仅影响到湖南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也影响到文学作品所关注的人生内容、世象百态。展示民生的人生轨迹，演绎民情的变幻风云，叹咏民俗的眷情恋歌，泼染民品的水墨丹青，是新时期湖南文学表最为明显的地域特征。

1、民族历史的博物馆

关注历史，关注现实，关注人生，是所有文学作品应有的共同话题。但是，注重从历史事件客观反映出来的必然性中展示其内在的美学价值，从特定历史条件下追随历史前进的人物中去发现“中国的脊梁”、阐扬民族的精魂，则是湖南历史题材小说的重要主题。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围绕着戊戌变法、维新图强这一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从甲午战争的失败，到洋务运动的破产；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到仁人义士的慷慨赴义；戊戌维新的前因后果、成就教训等等，一一在作品中得以展现。小说既记录了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以光绪、珍妃、翁同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派的一系列爱国救国行动，也展示了上自皇帝后妃、下至官僚胥吏、黎民百姓、义士走卒等等各阶级、各党派的人生百态，还再现了中外形势、帝后斗争、征战杀伐、朝廷典章、市场商情、江湖交际、乡野民俗，历史掌故等等当时中国的历史风貌。小说更以浓墨重彩刻划了谭嗣同在维新事业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革新精神和“今我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的甘愿为国赴难的牺牲精神。作品中以罗英为代表的众多青年形象的出现，则标志着体现在谭嗣同身上的民族精魂在下一代身上的复活。

唐浩明的《曾国藩》，通过曾国藩组建湘军，经过十几年的征伐终于剿灭太平天国起义，胜利后却又不得不在皇权的压迫下遣散湘军，最后郁闷地死于两江总督任所的人生历程，以及对于官场宦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瞬息万变的描写，反映了满清王朝中叶后期异常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小说既写出了曾国藩心怀经世济民、中兴清室的雄才大志，却又难以排解满汉权贵相互猜忌防范的深刻矛盾，更无法冲破愚忠愚孝的束缚禁锢；也写出了他作为朝庭重臣所得到的荣耀与光彩，以及处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中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悲哀与无奈。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内涵和文化内涵都十分丰富的人物。他的儒雅风度与将帅气质、忠君报国与个人扩张、倡导仁政却又残酷杀戮等双重性格，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内在矛盾在其身上的具体体现。甚至连他统率的湘军也表现出与其他军队不同的文化气味：白天上马杀“贼”、夜晚帐下读书。作品正是在揭示人物性格的丰富内涵的同时，才使得曾国藩这一形象具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象征意义，也才使得枯燥干巴的历史事实富有了生命的力度和质感。

除了历史小说直接描画了我们民族前进的曲折轨迹之外，乡土小说同样也记录了我们民族前进的历史回响。例如少鸿的《梦土》，就真实地描绘了南方一个山里农民对于土地的向往和追求，及其土地的得失、嬗变给予他生活命运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作品史诗性地记录了20世纪以来，一个家族追求土地所经历的梦幻与现实、几代农民耕耘土地所付出的情感和血泪。而主人公对于土地的深切依附和无限眷恋的那份亲情，自始至终都笼罩在一种深远的历史文化的背景之中。正是由于作品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它无疑又是一部陶氏家族或者陶氏村落的文化史。

彭见明的《大泽》也是从传统文化的背景上描写了洞庭水乡尹林垸数代人的耕耘收获、繁衍生息。从第一代人为了取得在这茫茫大泽上的生存权而修堤围垸，高扬起创业者的勇气和坚韧，到第二代人组织船队开始水上经商，展示出守业者的艰辛和重负，再到第三、第四代人探寻新生活的希冀，忍受肉体和心灵的双重创痛，终于完成尹林垸的开基大业，从而讴歌了大泽人民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韩少功的《马桥辞典》试图把马桥隐秘的历史分解为一个个的词条，并挖掘出每一个词条所蕴含的沉重的文化积淀。小说以别具一格的形式，从罗江畔马桥人含糊、混沌、充满歧义的言语海洋中，打捞出一个民族在封闭状态中生存、繁衍的历史。这段已经被语言肢解破碎的历史，经过编撰者的梳理、整合、释义，才还原了它的本色，并由此而重现出马桥人的实际生活面貌。彭见明在《玩古》中，曾经自称书中的“玩古”，实际就是“玩”人生。小说《后记》自云：“常细细揣摸这个‘玩’字，觉得是尽蓄了社会风云的，饱含了炎凉世态的，是个文化的舞台，是个养性的去处，是个金钱的陷阱，人去玩它，它又玩人的，世间的忧喜辛酸无不在此尽情表演。玩古者，玩世也。”小说正是通过政府官员、记者游民、商贩大贾的玩古百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人性人情、灵魂血肉、美善丑恶等等五光十色的现实人生。由此可见，韩少功所说的“乡土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不啻是精辟中的之言。在这个特殊的博物馆里，无论是我们民族历史的人生，还是现实的人生，都成了其中或伟大或平凡、或辉煌或素朴的展览品。

2、时代风云的晴雨表

文学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文字记录，它用语言来塑造形象反映生活。所谓“生活”，就是人的生活，就是人生活着的现实社会。而现实生活是广袤无垠、瞬息万变的，文学却只能截取其中的某一个侧面或某一个断面，它所描写的社会永远只是个“小社会”。古华的《芙蓉镇》就是试图“透过小社会来写大社会，来写整个动荡着、流走着的大的时代”。为了表现这个“大社会”，小说透过芙蓉镇这个“小社会”的风俗民情，来反映我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从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到70年代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20多年风云变幻的历史和颠沛沉浮的人世。芙蓉镇圩场的繁荣与萧条、居民们赠食习俗的盛行与消失、喜歌堂歌舞表演的兴盛与衰落，无不是时代风云变幻的记录、历史曲折前进的轨迹。古朴秀美的芙蓉镇，曾是芙蓉树绿萌拂面，芙蓉花莲苞金灿，古戏台油彩斑驳，古街道青墙毗连。解放初期，这里“一旬三圩，一月九集”，镇面繁华，人缘融洽。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圩期“变成了十天圩，最后是半月圩”。60年代初期，经济稍有恢复，又改为“五天圩”。可是好景不长，十年洗劫，芙蓉镇变成了一条红色“语录街”。触目皆是检举箱，民兵巡逻在街上。小镇上“人人防我，我防人人”，人们相互戒备，形同陌路。往日熙熙攘攘、商贾咸集，“一到逢圩日子就是个万人集市”的山镇，突然间连鸡犬猫兔都销声匿迹了。到了新时期，山镇才重新崭露出人潮似海商贸繁荣的景象。显然，民俗风情的衰亡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而经济的发展无不与当时的政治风云密切相关。即使是作者刻意描写的山水画、风俗图，读者也能清晰地觉察出其中倒映在动荡流逝的历史长河中的奇特世象。因此，小说无愧为一曲“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的“严峻的乡村牧歌”。

孙健忠的《醉乡》中的矮子贵二，是一个被极左思潮吓虚了胆子、压扁了精神的土家农民，曾因买了一个小闹钟而被人判定为“弄来一颗炸弹要炸死生产队干部”，打得皮开肉绽逃走他乡。数年后归来仍心有余悸。为了站稳脚跟，他主动登门向天九、大狗等原生产队干部“申报户口”、“汇报思想”，改过认错，继而托人情、求开恩，拿出20多元血汗钱请他们喝酒吃肉。三中全会后的富民政策把他那已压扁了的精神世界重新鼓荡起来，他买下了一座烂水碾，利用本地的包谷、油菜，榨油、磨面、制粉条。在新生活的开拓与创造中，他不但成了寨子里的“首富”，更获得了独立的人格。有趣的是，当年大狗依仗“左”的一套，打跑了矮子贵二；如今矮子贵二凭着一身正气打跑了为非作歹的大狗。从被打和挨打的对象的替换上，人们深切地感受到，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社会地位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小说还记述了土家族新屋上梁的古风旧俗。按照旧日习惯，庆贺为重，礼仪为轻，背几升包谷或者包几元现钞也就足够了。可是天九家新屋上梁时，送礼的风尚变了，矮子贵二送了50元钱、3丈长的一匹梁布，外加一背篓的糍粑；大狗别有用心，故意不送红包，用竹竿挂上一匹梁布，布上别着长长一串闪亮耀眼的10元钞票。这一方面说明实行经济改革以后，穷乡僻壤的土家人的生活水准的确提高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土家人已由重情轻利转变为既重情义也重财利，古朴的民情世风正在朝着讲究实惠的现代化风气发展。

谭谈的《桥》中着力描画的那条“棚棚街”，就因为它是条“农民街”，所以街的存亡就不能不首先关乎雁鹅洲底层人的生活和命运，同样也会影响到上层当权者的升迁与贬谪。棚棚街是商品经济和城市文化发展的产物，但又阻碍着国营企业和现代城市的发展。原始的棚棚街和新兴的雁鹅市，无疑形成了具有强烈历史落差的两个世界。拆除棚棚街，大道理冠冕堂皇，当局荣耀百姓则遭损；保留棚棚街，虽然切合雁鹅洲实际，惠及苍生却要迁谪权臣。小小棚棚街，维系百姓生计，关乎当局官运，显示出政治生活的晴雨风云。
3、乡野生活的抒情诗

别林斯基曾经说过，习俗构成着一个民族的面貌。汪曾祺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风俗中保留着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都不得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喜好、禁忌、礼仪、风尚等等。描写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独特的风俗习惯，是文学作品表现民族特色的重要手段。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写的是一座平淡无奇的、没有故事的小城。“护城河绕那棋盘似的小小古城一周，静静蜿蜒。即或是月黑风紧，也不惊乍一叠浪响，因此就同古城中人的日子一样，平平淡淡流逝，没有故事”。但小城却有一件让都市来的游客永难忘怀的趣事：那位守城打更老人孑遗下来的、如今已经长成容貌和歌声同样清丽秀美的大姑娘，还有那吴婆婆的荷叶粑粑，驼背老爹的葱花米豆腐……。尤其是三个陌生客在这小小古城里尝过了吴婆婆的荷叶粑粑，吃过了驼背老爹的葱花米豆腐，买过了鸳鸯织锦袋，临行前想回头再过一回口瘾，并带一点回去给未婚的妻子尝一尝时，可无论是吴婆婆还是驼背老爹，都莫名其妙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这近乎悖情的事，怎不让游客留下一分诧异、一片惋惜、一丝怀念、一缕回味！

古华的《芙蓉镇》将湘南明媚的山川景物、古朴的民情风俗同具有传奇色彩的神话传说、富于时代特征的人物命运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幅充满浓郁乡土风味的雄浑和谐的生活图画。其中关于湘南乡民的风俗习性的描述，尤使作品增添了一种南国山乡独有的清新、秀美、奇丽的色彩，充溢了一股乡野山民独有的纯朴、粗犷、幽默的情趣。歌舞是山民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最绚丽的花朵，是山民和谐亲善的睦邻关系的真实写照。小说介绍了芙蓉镇盛行的一种通俗歌舞《喜歌堂》。不论贫富，凡是黄花闺女出嫁前夕，村镇上的姐妹姑娘们，必来陪伴新婚女子坐歌堂，轮番歌舞，唱上两天三夜。“《喜歌堂》的曲调，更有数百首之多，既有山歌的朴素、风趣，又有瑶歌的清丽、柔婉。欢乐处，山花流水；悲戚处，如诉如怨；亢奋处，回肠荡气”。而在日常生活中，当主人公需要抒发心中的亢奋、悲戚、幽怨时，也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唱起那古老的荡气回肠的“喜歌”。还有那少男少女对山歌。小女孩在这边山头唱一曲：“那边徕子站一排，你敢砍柴就过来，镰刀把把打死你，镰刀嘴嘴挖眼埋。”小男孩在那边山头接上腔：“那山妹子生得乖，你敢扯笋就过来，红绸帕子把你盖，花花轿子把你抬。”小镇阁楼里伸出来的凉晒衣服杂物的长竹竿所创造的奇特街景：“衣衫裤子，裙子被子，山风吹过，但见通街上空‘万国旗’纷纷扬扬，红红绿绿，五花八门。再加上悬挂在各家瓦檐下的串串红辣椒，束束金黄色的苞谷种，个个白里泛青的葫芦瓜，形成两条颜色富丽的夹街彩带……人在下边过，鸡在下边啼，猫狗在下边梭巡，别有一种风情，另成一番景象。”还有那“一家煮狗肉，满街闻香气”的互赠吃食的陈规旧习，等等。扑面而来的山野气息，无疑给一首首回味无穷的咏叹故乡、眷恋故土的抒情诗蒙上了更加神秘的色彩。

4、巫风楚俗的水墨画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杂居之地，“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确属楚蛮文化之遗风。但“湖湘之俗，素号淳朴，非有游观侈泰之欲以荡其心，非有工械伎巧之蠹以分其力，民无末作，多事南亩”。（《后乐集?潭洲劝农文》）单一的农业经济，促使巫风楚俗长盛不衰，哺育了湖南人的倨傲、嗜斗、勇武、刚烈作风；楚地的奇山异水，助长了楚辞诗骚流韵绵延，培养了湖南人的尚情、崇德、恋乡、敬祖精神。80年代中期，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女女女》和论文《文学的“根”》的发表，拉开了“寻找东方文化思维和审美优势”的寻根文学的序幕。孙健忠的《舍巴日》、《死街》，蔡测海的小说集《穿过死亡的黑洞》、莫应丰的《桃源梦》等作品，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拉开了与现代都市、现代生活的时空距离，着力展示湘西世界的蛮荒状态、原始初民的生命强力、远村古寨的奇幻浪漫。例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展现的就是一个名叫鸡头寨的古老村落中一个自称是刑天后裔的原始部族赖以生存的文化状态，以及神秘、苍凉、沉闷的生活方式、民情俚俗、礼仪禁忌。作品弥漫着一股由太古洪荒时代的原始心理、初民观念，到中古时代的迷信天命，再到近古年代的封建意识，一层层积淀下来的窒息寨民新生乃至民族新生的迷雾。鸡头寨中的那一群刑天氏的后裔寨民，生性是那么野蛮、残忍，祭祀谷神居然要取丙崽的头颅，为争风水竟同鸡尾寨大动干弋。可是，为着整个族类的生存，颇有“君子之风”的仲满裁缝及其寨子里的老人们却从容地给自己灌下毒汁，坦然地走向死亡。从他们身上，我们完全领略了悲壮、沉勇、正义与残忍、凶狠、丑恶浑然一体的民族本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寻根小说的字里行间，人们不难发现楚地古民的旷达、激越的情感，强勇、暴烈的民风，也不能发现楚辞中的那种神秘、奇诡、瑰丽、狂放的境界和“主观表现型”的审美形态。

以韩少功的创作为代表的寻根小说“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的时候，在追寻凝结于乡土之中的传统文化的同时，确实也揭求出一些国民中的“劣根性”。而更多的乡土小说则将故土之恋，故园之情融注于楚风湘俗的叙说之中。

例如刘舰平的《船过青浪滩》中的滩姐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者的伟力与悲壮：船近暗礁密布、浊浪滔天的险滩时，连水手们都胆怯了。船至最险处，狰狞的礁石扑面而来。滩姐手中的竹篙已撑成了一张大弓。滩姐6岁的儿子招佬扑上去想帮妈妈一把，却被船篙无情地反弹了出去。险滩过去了，招佬却再也不会醒来了。小说将主人公滩姐置于如此严酷的大自然的暴戾之下，谱写出了一曲震憾灵魂的悲壮激越的人生战歌。向本贵的《苍山如海》，描写了长江三峡大坝修建后，一个县20万人被迫舍弃原有的生命根基和文化根基，连同县城大搬迁的故事。出身书香门第的吴书成，一方面深切悲痛他所居住的“进士第”将永远葬身水底，一方面又不能不劝说乡民顾全大局迁移新居。当他把2万元储蓄和家藏文物捐献给国家之后的一天深夜，静静地躺在祖传大宅旁，慢慢地停止了呼吸，永远与古宅、与水库连在了一起。全县大搬迁前，似有预感的候鸟也提前飞回宁阳，日间殷殷盘旋，夜里哀哀悲鸣。鸟兽的呜咽哀鸣，给千百年来安土重迁的乡民们所面临的大迁徙增添了尤为悲壮的色彩。

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中的吴婆婆经营荷叶糍粑的方式：“城门口吴婆婆，毕生专做一种荷叶粑粑。将糯米黄豆与苞谷，磨成粉，和在一起又加些糖，拿荷叶扁扁地包成三角形放在笼里蒸，荷叶的绿香又浸到里面去，因此那粑粑极好吃，又便宜，五分钱即可买得两个。就在门口搭一个凉棚，凉棚里有一木桶冷茶，吃了荷叶粑粑任意喝茶，并不加钱。”可是当游人离开小城之前想捎带几个糍粑让家里人尝尝鲜时，却被她以莫名其妙的理由拒绝了。小城人独特的经商之道，透露出几分率直、更显得几分神秘。

张步真的《桑梓地?诗友》中的端午的清贫自守：端午是个乡村教师，还和毛泽东是诗友，解放初期却落聘“下岗”了。有人劝他给毛泽东写信诉苦，他始终不为所动，因为如此这般，“我的问题解决了，而对润之先生，这是很有碍于他的清德的。于我，则有攀龙附凤、依仗权势之嫌”。端午的言行充分显示出传统文化所造就的中国知识分子洗尽功利世俗、尊人爱己的品格。

上述种种产于楚域，成于沅湘，浸润流传到今日湖湘大地的独具一格的魂灵精神、人格品质、道义责任、风物景观、方俗俚习等等，维系着湖南千古不变的人文血脉。诉诸于笔端，再现在作品中，它便成了作家们寄情故里、眷恋家园所刻意泼染的一幅幅水墨画。

二、湖南文学地域风情的形成原因

一是数千年以来积淀的湘楚文化中的筚路蓝缕、奋发图强的豪情壮志，既增强了湖南人振兴华夏、强盛湖湘的精神魂灵，也锻铸了湖南文学坚忍不拔、独帜一域的内在动力。湘楚文化与荆楚文化一样，同属楚文化的重要支脉，且因承传楚文化的主旨并形成于浩瀚楚域之湘资沅澧而得名。楚民族是楚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楚国草创时期，楚民族经历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创业过程。《史记?楚世家》记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蛮，授土五十里。在这狭小的穷乡僻壤中，楚人艰苦创业数百年。到楚庄王时，“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终于成为称霸诸侯、雄视齐秦的泱泱大国。楚国在辟疆扩土的过程中，不断学习、汲纳、融合中原华夏文化和南方土著文化，创造出具备鲜明、独特品格的楚文化，并使之成为与中原周文化鼎足而立的中华民族大文化的二大源头之一。湘楚文化作为楚文化的分支，同样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创造历程。正如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所论述的：“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湘楚文化正是以这种独树一帜的精神内核，千百年来始终激励和鞭策着三湘儿女为着中华民族的振兴、为着湖湘大地的兴旺而奋斗，由此也铸造了湖南文学坚韧不拔、敢为天下先的内在动力。

二是湖南近现代经世致用学风的形成及其湘军创建的骄人的武功战绩，既助长了倨傲强悍、指划天下、物议朝野的湘风士气的形成，也造就了湖南文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风采。鸦片战争前后，魏源、陶澎、贺长龄、贺熙龄等一批湘籍学者，反对繁琐空疏的程朱理学，主倡经世致用论以“趋时更新”、治国平天下。经世之学的滥觞与发展，构成了鸦片战争之后近百年独特的湖南学风。贺长龄主持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收录了有清以来的有关“经世致用”的文章，它不仅充分体现出他们的匡世济民的政治目标，也为湖湘人才的培养和“湘运之兴”提供了理论上的前提条件。清代中叶的曾国藩，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都几乎完满地体现了“经世致用”的精神。经世之学促成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的崛起，湘军的赫赫武功又推动了经世之学的流播。两者的相互推动，奠定了湖南近百年辉煌荣耀的基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救中国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振兴中华、拯救民族成了湖南血性青年责无旁贷的信念与追求，也成为了湖南文学百年不变的基本主题。

三是湖南区域内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血脉，既滋育了湖湘大地的钟灵山水、淳厚民风，也造就了湖南文学朴讷恬静、洒脱轻灵的独特风情。王船山《楚辞通释?序例》曾经描述说：“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戉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揜抑。”湘水衡岳的奇丽秀美，使得这一地域的风土人情充满了蓬勃生机和神秘色彩，也使得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湖湘人具备了平和、朴实、勤劳、憨厚的品格。湖南的民风诚实、民俗淳朴，夙得文人墨客之好评。例如《舆地纪胜》称赞宝庆人“尚气而贵信，喜直而恶欺，节俭而不奢，朴厚而不佻”；衡州“地有舜之遗风，人多纯朴”。湖南地方方志中“民习勤劳，人尚气节”、“土不加辟而力于耕作，人不甚丰而习于勤俭”等记述比比皆是。神奇的土地、淳厚的民风，无疑为文学创作酿蓄了汲之不尽的甘醇的源泉。

四是屈原“九死未悔”的节操信念和“上下求索”的理想追求，既濡养了楚辞的激情奔放、神思驰骋的创造精神，也增强了湖南文学深厚的精神资源和不羁的创作灵性。湘楚文化最辉煌的杰作之一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它与《诗经》一道分别开启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的两大源头。屈原的《离骚》、《九歌》等诗篇都创作于湖南，其中《九歌》则被认为是整理加工湘沅一带土著居民祭神乐歌而成。这些诗篇感情悲愤缠绵，想象奇特壮美，既表现出诗人坚守节操“九死不悔”的不屈信念和为了实现理想“上下求索”的顽强毅力；又通过糅合民间神话传说、自然风物景象编织出一个个扑朔迷离的幻想境界，从而表现出诗人志向高远、神思驰骋的创造精神。王逸《楚辞章句》评价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若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楚辞所表现出来的神思万里的创造精神和民间艺术所表现出来的古朴素雅的人文根基，极大地激发了后代作家的艺术激情，鼓励他们深入生活底层去采摘艺术的花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