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人文的“魅力与陷阱”

人文精神是国学与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随着国学与传统文化研究的持续走高，人文精神也日益成为知识界与社会所关注的热点。近日，应中国人民大学《中文学刊》之邀，北京大学著名学者陈平原教授，在明德楼作了一场题为“人文学的魅力与陷阱”的演讲。陈教授立足自身及北大学人，深度分析了人文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从而为人文学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弘扬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范式。演讲慷慨激昂、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现将演讲内容转录如下，以飨读者。

人文学术的转型

在今天的演讲开始之前，我认为有必要谈及八九十年代的一场争论，作为引子。著名学者李泽厚曾经认为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动向是“学问家出现，思想家退出”，从而引发了八九十年代有关人文学的争论。甘阳也说，我敢于和第一流的学者对话，但不敢和二流的学问家接招。这种论争使我们感觉到人文学术的转型。从五十年代由于所谓的“资产阶级色彩”的学科决定论，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到八十年代的慷慨激昂，干预、介入社会，再到九十年代的隐居书斋，静而治学，“广场语言”开始退场，曾经占据舞台中央的人文学科被社会科学所取代。社会科学家们强调实证、补充而不是批判，因而受到政府的重视。而人文学科重在批判，日与主流疏远，以至于社会科学家得以参加政府的决策过程中，而人文学科则被排除在外。应该说这一转型体现了时代的一种需要，我们要以平常心对待，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缺乏人文精神，社会学家的某些决策往往较少地考虑人文关怀。经济学家经常自信的过了头，比如说张五常主张打开秦始皇陵，以增加收入，只考虑经济不考虑后果，荒唐之论。经济之风不仅盛行于社会，而且影响到了大学校园，大学走向分裂，走向拜金主义，教师收入差距拉大，进而催生出了各学科的学生对未来的期望值差距。对此我非常担忧。我们的社会需要两种人，一是现实的改造者，二就是文化、价值的守护者。第二种才是我们的天职之所在。

160年前，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说，学问无新旧、中西、用与无用之别，先感觉到了学科巨大隔阂之痛。今天，殖民主义的提出者赛义德也看到了人文学科在大学校园中的地位之衰落。面对这种从中心到边缘的落差，华伦其斯坦在《开放的社会科学》中认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要走向对话，但现在看来华氏的说法不容乐观。我们如何应对，是将人文与现实社会相附合吗，不，这显然背离了人文学的初衷。如何消弥学科分界带来的危害呢，我们北大已经在这方面尝试做一些试验，比如说大一不分文理科，给予学生更多的自由选择的空间。相比较复旦大学的改革，北大在这方面的尝试还是比较谨慎的。

重建人文学的自信

现在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人文学的自信。华伦斯坦说现在重要的不是心改变学科的建制，学科建制不可能从根本上限制智慧和心灵的自由活动。1994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斯诺《两种文化》的中译本，斯诺认为西方50年代以来形成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种对立的“文化”，他提出要“构建第三种文化”，以超越文理之争。基础学科与实用性学科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现在大学的基本矛盾。有人坚守书斋、有人介入社会、有人凭借传媒成为公众知识分子，人文学者是坚守边缘，还是重回舞台的中央？选择文史之学就是选择了寂寞。“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人文之学就是无待之学，我们要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以人为中心的学问

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都是关注人，但人文学科更加注意个体，关注人描写人，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学是真正的以人为中心的学问。钱穆先生说过，人是历史的主体，只有人才能穿越历史事件的流最终保存下来。他还认为中国的历史有三种书写模式：纪人、纪事、纪言，其中纪人即以写人为中心是中国史的最大特点，这也使中国的史作走向了过于的道德化。1930年代，左翼作家联盟的创作也谈人，但是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以阶级斗争为主体的论述。鲁迅先生谈历史也讲“士人心态”，《中国小说史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大作无论是在思维向度，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是开风气之先的。许寿裳说过，这只是鲁迅的尝试，鲁迅心目中的理想的文学史是要从文字写起，然后是“诗无邪”，一路写下来，“药、酒、女、佛”是不可少的。有人说鲁迅没有长篇小说是一大遗憾，实际上鲁迅曾经有创作长篇的计划，他准备写三部长篇，一是关于杨贵妃的，一是关于、长征的，还有一是关于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的。苦于相关生活体验的缺乏，前两篇自然写不出，写也了也写不好，后一篇其实是可以写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有实现。

文人有不少缺点，但文人也是对社会对人生最为敏感的一部分人，他们以文字的形式来保留社会变迁的痕迹。了解敏感文人的生活范式，进而了解社会，是我们治学的目的所在。
关于读书

谈到了治学就必须谈谈读书。一般来说，读书有两种方式：高山仰止式与居高临下式。那么我们现代人应该如何去读书呢？我们来看看徐复观的读书历程。徐早年读书，多以挑剔眼光看到缺点所在，后拜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为师，经其指点，休官十几年，潜心读书终有所成。所以读书之要在于先悬空自己搁置自己的成见，方能有所获。五四，我们从盲目信古到疑古、叛古、批古。如今，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当代人的一大毛病就是读书不细。朱子在论李东莱读史时，就提到了由读史入手不细之缺点。以前是“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是“书到用时方恨多”，面对资料我们应该有保持清醒的能力。现在，人文学中大量地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发现、质疑、品鉴的能力反而衰退了。这种对言语、修辞的审视能力，也即“语文学”，才是人文学的根本。

读书不必替古人担忧，要先关注自己的。知道了古人的优长的所在，选择其中贤能精英者，置之案头日夜相处，这就是与古人“结缘”，“尚友古人”。这正如周作人《结缘豆》所描述的，结缘亦师亦友，喜欢其生，其著、其言行，此事带有温情，亦有偏见。来往于古今中外大哲之间，说寂寞亦不寂寞。自然会感到“其中一段交情，不可磨灭者”（黄宗羲《思旧录》）。清人归有光一生困于场屋，袁枚入文苑还是入儒林，代表了古人的困惑。文与学的分治愈演愈烈，学者与文人的隔阂日益严重，需要重新沟通。无文的人文学者是不可接受的。对于我来说，所感兴趣的是有学问的文人和有情怀的学者。

学者如何成为“风景”

由于大学体制与居住区的原因，学者和学校、学生的那种天然的亲近感正在逐步减弱，“风景”正在慢慢地消失。有20岁的数学家，但却没有20岁的人文大家。人文学者往往是老而弥笃、老而弥坚的。现在的退休制度不符合人文学科的实际，人文学者尤其是有独到贡献的老一辈，退休时间应该适当的延长。末了我说一说几个北大前辈学人的轶事。黄侃黄季刚，“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黄氏以为“汉学可贵者，在于一字都不放松。”他是革命斗士转变为学者的典型。刘师培号称中国激烈派第一人，做学问、做事情都要说到“顶”，自成一家之言，可为一代鸿儒，却也难免一时醉心名利。金克木隐身图书馆，自学成才，学识渊博，晚年文章老更成。

最后我以三句话作为今天演讲的总结：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有趣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