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花八门的书史趣话

做书的材料

在纸发明以前，供书写的材料多种多样，除了甲骨、竹木、帛以外，从一些记载和已得的实物来考察，在世界范围内，至少还有下面一些：

石头。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公元前2067－前2025年）曾制定一部有名的《汉谟拉比法典》，载有保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法律条文，据说就是刻在一根高八尺的石柱上的。这可以称为石头书。缅甸也有石头书，现藏在被称为“多宝之城”的曼德勒。书由大理石板制成，共731块，每块高一米半、重两吨多，全书占地面积超过五公顷。书的内容系讲述佛教哲学。我们中国也老早就有了石头书，至今能见到的很多。其中成书最早的要推唐朝初年在陕西凤翔县掘到的十个石鼓，上面的文字即被称为石鼓文。另有汉代熹平石经、唐开成石经、后蜀石经、北宋汴京国子监石经、南宋杭州高宗御书石经、清乾隆石经以及北京附近的房山石经等，也都是刻在石头上的。

铅。十七世纪末，有人在罗马买到一本铅书，外皮与正文六页，都是铅板做的。

铁。我国古来就有“铁券丹书”之说，两千多年前的晋国还曾把范宣子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前不久保加利亚加布罗夫斯克市“讽刺与漫画作品”博物馆还展出了由弗拉茨·科斯托夫铸成的一本铁书，重四公斤，全书共二十页，书的内容是加布罗夫斯克市的著名的格言和谚语。
羊皮。公元前二世纪，柏加马斯国王曾用羊皮写字。小亚细亚佩尔加梅城的人们也把小羊皮或羊皮在石灰水中洗净、晾干，绷在框架上，用厚石将它打磨平整，再涂上蜜，制成羊皮纸，再用来写书。

人皮。在法国德勒斯登的图书馆里，有一本墨西哥历书，是写在人皮上的。维也纳也有一本用同样材料制作并带有图书着色的墨西哥抄本。法国有一位伯爵夫人十分喜爱著名天文学家、诗人卡米尔·弗拉马立翁博士的诗集《空中的土地》，她临死以前在遗嘱中提出要用自己肩上的皮装订这本书，后人照办了，并且在这本书的封面上烫有这样几个法文金字：“遵照一位女士的心愿，用她的皮装订而成。1882年。”

兽皮。据说古代柬埔寨曾用麋鹿皮染黑后写一般文字和官府文书，但不是用墨写，而是用一种粉黏合搓成小条子在皮上画字，画后永不脱落。

木。这与我国古代的木牍在形制上是不同的。外国出现木书的时间约在公元一世纪，它的做法是，在当书页用的薄木上浇上溶蜡，趁蜡未干的时候将其刮平，待蜡凝固后，用尖棒在蜡上写字，然后用绳子把数块写好字的木板串接在一起，就成了书。

草。埃及尼罗河上游生长一种灯芯草，茎高约六尺，有人称它为“埃及芦苇”，也就是所谓“纸草”。在古代，当地人将纸草加工成长卷，在上面写字。这可称为“纸草书”。目前巴黎的卢浮宫还保存有四千五百年前写的一卷纸草书样本。
树皮。古代拉丁人喜欢用树皮写字，现今德国卡塞尔市的博物馆里也存有用树皮写的书，每本书的背脊上还钉有金色小牌，上用德文、拉丁文两种文字注明书名。

贝叶。在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村寨里，有一种高达十五六米的棕榈树，傣语叫“戈兰”，学名叫“贝叶棕”，过去傣族人用它的叶子刻写经文，称贝叶经。西双版纳原有的五百多座佛寺里保存贝叶经五万册。
除了上面讲到的外，现代尚有钢书。此书陈列在南美洲巴西圣保罗市中心广场上，是用不锈钢薄板铸刻的，共——千页，书中记录着圣保罗城市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名胜古迹。

造伪书的动机

隋文帝统一全国建立隋朝以后，曾求佚书于天下。他下诏：献书一卷赏赐绢一匹。当时有个叫刘炫的人，就日以继夜地写书，他不是搞“创作”，而是在造伪。不久他就造出《连山易》、《鲁史术》等伪书一百卷，恭恭敬敬地献至官府。那个当官的不识真伪，他因此而发了一笔不小的财。

在我国的古籍中，伪书是很不少的。所谓伪书，简单地说，就是原书失传以后，有人冒名伪作，或原本并无其书而有人伪造后，托古人或当代人之名，

在社会上流传。这类伪书始自何时，目前尚无确论，有文字可考的，则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所编《七略》中提到的一些书，如对于《神农》一书，《七略》中明言：“疑李俚及商君所说。”对于《黄帝》一书则说它：“或言韩公孙子所作也。”这就是说，当时见存的《神农》及《黄帝》均非神农和黄帝所著，而是后人伪造的。除这两书之外，《七略》还提到一些别的伪书。现在虽然《七略》已佚，无法见到，但后来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就是根据它写成的，所以想了解早期有哪些伪书，《汉书·艺文志》可供参看。

汉代以后，伪书屡出，而且各类书都有伪作。清代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列伪书甚多。今人张心编著的《伪书通考》所辨四部及道藏佛藏中的伪书达一千多种，数目不能说不大。

那么为什么有人要做伪呢？除上面说到的刘炫为了欺世牟利外，还有多种多样动机，常见的有：

一、托古自重。由于如《淮南子。修务篇》所说的：“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近。”所以有人就把自己所著之书，托名为古人所写，达到在社会上流传的目的。比如现在尚能见到的一部书《杂事秘辛》，据梁启超看后说，是写东汉时梁冀家事。那时皇帝选妃，看中了梁大将军的小姐，由皇太后派一个保姆去检查梁小姐的身体。文章写得非常精美。作者本是明时杨用修，可是他为了抬高书的价值，偏说是汉人所做，他只是从旧书摊上偶然得之，并刻传于世。可是书中写到的风俗、典礼、衣服、首饰与汉时全不相合。

二、挟嫌谤人。这种事在封建社会里是层出不穷的。如唐代欧阳询是有名的书法家，人品也极好，但不能见容于某些人，那些人伪造了一部《补江总白猿传》来污蔑欧阳询。胡应麟著《四部正伪》中说：“《白猿传》，唐人以谤欧阳询者。询状瘦削，像猿猴，故当时无名子造言以谤之。此书本题《补江总白猿传》，盖伪撰者托总为名，不只诬询，兼以诬总。”

三、求同伐异。如后汉的郑玄，注解群经，著作甚丰。稍晚于他的王肃，想推翻他的学说，而自己又拿不出货真价实的学问来，于是自注伪造的《孔子家语》，并作序说：郑氏之学不可靠，而自己所论则与孔子后人所藏的孔子书相合。造伪者的人格是十分卑下的，一经拆穿，就会为人所不齿。汉代的张霸，因《尚书》在秦灭以后只剩下二十八篇，当时汉成帝又酷好这部书，便伪造了一部，比原本的《尚书》还多出两篇，自称是春秋以前的旧物，并呈给成帝。成帝当然高兴，赐给他一个博士官职。但后来发现除原有二十八篇外，其余全是假的，一时朝野轰动，都主张杀掉张霸，成帝倒饶了他一命，只把他的博士一职革掉完事，他的名誉也就一塌糊涂了。

借书的条件

古代的藏书家，不肯轻易将书示人。如果有人向他们借阅，即使勉强借出，也常常附加苛刻的条件，现在看来，颇觉有趣——

索取礼物。如《野客丛书》卷十说：“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锁鱼。”还有黄山谷借书诗中也有“不持两鸱酒，肯假一车书”。这里说的“鸱”，为古代的盛酒器。据何蘧《春渚纪闻》卷二说：“古人借书，先以酒礼通殷勤，借书还书皆用之耳。”

必须互借。如清初藏书家曹溶所订《流通古书约》中规定：凡借人家书，必先带上自己的藏书目，登门交给书主过目。书主看过以后，如果发现有自己也想看的书，那就约定日期，各人到对方家中去抄录，而且所抄书的数量必须对等。抄完后将抄本带回，原书不准带出门，以防遗失。

借阅手续繁多。如光绪年间广雅书院山长梁鼎芬立的《丰湖藏书四约》中有“借书约”规定：“每月以初二、十二、二十二这三日为限，借书者，是日清晨亲到书藏携取，用洁净布巾包好，徒手者不借。……借书之期，限以十日。……借书不得全帙携取，五本为一部者，许借一本，一本读毕，再借第二本。若一本为部者，许在书籍桌中翻阅，不得借出。”此外还规定地方长官、衙署幕友、学校教授官、监院等不借，因这些人“公门转折，事繁弊杂”，怕书借出后收不回来。

 除了上面这些，还有像清末民初湖南藏书家叶德辉，曾在《藏书十约》中写道：“非有书互抄之友，不轻借抄；非其同志著书之人，不轻借阅。……远客来观，一主一宾，一书童相随，仆人不得从入藏书之室。”

古人借书如此之难，所以那时的读书人，尤其是贫苦知识分子，读书是十分不容易的。袁枚的《黄生借书说》写道：“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由此可见一斑。

多灾多难话秘藏

1982年12月18日，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东北一百九十公里外的历史名城阿努拉达普拉市发现了一部用金制作的佛经，此书据说原是该城的佛学讲经堂的讲本，由于该地一度被外敌入侵，僧侣们将书折叠起来藏入陶罐，埋在地下。后来，这批僧侣全部被敌人杀死，他们所埋的书也就不被外人知道，时间长达千年以上。

在干戈相向、世事纷扰的年代，为防书的散失，一些读书人往往把书秘藏于不易为外人察觉的地方，用心可谓良苦。焚书坑儒时，秦始皇下令“非博士官所职，天下苟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当时孔子的后裔将大批儒家经典藏于原鲁国的孔府墙壁中，故后人称作“鲁壁藏书”。

与此同时，秦的都城咸阳也有人将大批书偷运至湖南，并藏于沅陵县境内一座山的洞中。此山名二酉山，山分为二：一为“大酉”，一为“小酉”。洞在小酉山，洞口宽约二米，一人多高，深十五米左右。洞内有如几、架模样的岩石，书就是放置在上头的。据《太平御览。荆州记》载，所藏书约有几千卷，清朝湖南督学在洞内附近长条形巨石上刻有“古藏书处”四字，后人称此洞为“二酉藏书洞”，并且流传出了一句“学富五车，书通二酉”的成语，用来形容某一个人读书之多。

清末（1899年），人们在位于甘肃境内的敦煌县城东南四五十里之地的鸣沙山名“千佛洞”中，发现了大量的佛经、道经、史地材料、语言及文学材料，并儒家经典及其他，经许多学者研究，认定是宋朝僧人避西夏之乱时藏在里面的。由于这些书是在敦煌发现的，所以后来学者通称其为“敦煌遗书”。
另据古籍记载，浙江南湖袁学土桥，系宋时藏书家胡梅？故居，宋恭帝元年，元军入侵，胡梅？“从军北上”。后来兵败，徒步回到家乡后，避难新昌，筑了一个石窑，将所有书藏于窑中，终免毁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