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

作者：邹小站
西学东渐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西学东渐并不始于清末。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就曾东来，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世界地理知识、域外文明知识以及诸多西洋器物，对于中国知识界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场持续一百多年的西学东渐并未引起中国文化的重大变革。其原因甚为复杂，最重要的是，那时欧洲还是工业革命前夜和工业革命的初期阶段，欧洲各国的殖民扩张虽扩展到了中国周边地区，并对中国东南沿海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但对于幅员辽阔、文明较为发达的中国并未从总体上构成致命的威胁，故西学对于中国社会的冲击仍然有限，中国社会依然在原有的轨道上缓慢运行。

因为对于来自西方的威胁缺乏真实的感觉和预见，学术界虽承认并采纳西人天文、算学的成就，但国人的华夏中心观并未受到冲击，传教士带来的关于域外文明的知识被认为是不足为信的海外奇谈，而西洋器物不过是富贵人家的奢侈品，并未引发人们对于器物背后的文明的关注。从利玛窦东来到清廷禁教，一百多年中，只有西人东来，并不见朝廷派人到西方学习，也没有任何一位精通西方文字的学者，所以当禁教后，传教士东来渐次减少，西学东渐之途径亦渐次中断，而那时正时欧洲突飞猛进的时期。另一方面，那时西学东渐的主体基本是传教士，其目的在传教，介绍西学不过是要显其独得之学，以冲击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从而吸引信徒，但因此引起天主教与儒教、佛教等本土宗教的冲突，这影响了西学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当局对于西学采取的“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实用主义的态度，也影响了知识界对于西学的全面了解，知识界长期认为西学只有天文、算学、天主教和“奇技淫巧”，至于道德教化则远逊中华。

19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学再次东来，传播主体依然是传教士，传播的主要内容是域外史地知识、某些西方科技进展以及宗教等，但他们主要在域外和沿海活动，且有关作品文字不甚雅驯，难入士大夫之眼；同时中国知识界关注的依然是传统学术和事务，对于西方仍缺少关注的动力，故此期的西学于中国知识界主流并未发生多少影响。另一方面，中外贸易虽有一定的进展，但贸易的中介主要是十三行的行商以及通事，他们对于西方以及西方文明甚少了解，不足以承担西学输入的任务。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揭开了新的一幕，西学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大体而言鸦片战争之后的西学东渐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西学输入的主体前后有变化，戊戌维新前，国人虽逐渐关注“洋务”、“西学”，也派遣了留学生和驻外使领，但西学的主要来源还是来华西人，尤其是传教士。戊戌后，国人逐渐取代西人成为西学传播的主体。

第二，对于西学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起初是认识到西人有“船坚炮利”的长技，后来认识到此类长技基于度数、格致之学，然后认识到西人于长技、格致之学外，尚有政教。国人对于西人格致、政教的认识也有逐渐深入的过程。

第三，西学东渐的进程与对外战争失败以及民族危机的加深有紧密关联。对外战争每失败一次，对西学的认识亦深化一次，引进西学的热情亦高一度，引进的内容也深入一层。

引入西学是为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富强，这是近代中国西学输入最突出的特点。正因此，故无论是洋务时期的近代军事技术的引进，还是戊戌维新、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对近代政治体制的引进，根本都是把西学看作是“富强”之术，于军事技术背后的近代科学，于民主政治背后的政治理念，均没有及时发现。同时，因为西学与代表西学的列强交混在一起，故一方面对于列强的强横深感痛恨，引发了相当一些人对于西学的排斥；另一方面又因为挽救民族危机的需要，被迫采西方的富强之术，国人先是陷于“仁义”与“富强”的二难选择，后则因“仁义不敌富强”的残酷事实，放弃以“仁义”为“文明”的评判标准，而以“富强”为“文明”。所以近代中国之输入西学，一方面是被迫的，是三心二意的，而不是全心全意的；另一方面又是为挽救民族危机而输入的，故是功利的，相当时期中对于西学缺乏总体的、深入的体认。

近代西学输入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除了体现在近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引进之外，有几点特别重要。一是传统的华夏中心观逐渐崩溃，国人渐知域外有文明；二是传统的重道轻艺的观念受到怀疑、否定，科学技术逐渐获得承认，并由技进而为学；三是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逐渐被抛弃，重商思潮和工商立国观念逐渐确立；四是西方近代政治理念的输入造成中国政治的重大变化，专制体制逐渐受到怀疑，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有识之士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