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江玉
考辨古籍真伪，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春秋末年，子贡就对书籍产生过怀疑，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1]（《子张》）战国时期的孟子更进一步指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2]（《尽心下》）到西汉时期，司马迁著《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3]（《太史公自序》），对大量古文献作了系统地梳理和考辨。刘向、刘歆父子在校理群书时，把考辨书籍真伪作为其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进入东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继承、发挥了刘向、刘歆父子的辨伪传统，用自注的形式指出古籍真伪及作者依托的情况。从三国到隋代，许多学者如傅玄、范宁、颜之推、王通等都对古籍辨伪作了一定的工作。高僧道安、曾祐、法经等对佛经的考辨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唐代的古籍辨伪上承战国、秦汉及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辨伪思想，下启宋代的疑古辨伪思潮，是中国辨伪学发展史上不可或阙的重要一环。本文拟将唐代的古籍辨伪作一系统综述，以企揭示其在中国古籍辨伪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妥之处，尚祈方家赐正。
一
学术界多认为，唐开国之初，学者笃守师法、因循守旧，不注重考辨书籍之真伪，无辨伪成绩可言。实际上，这种观点还有待进一步商榷。贞观年间，孔颖达等奉敕编撰《五经正义》，所搜集材料庞杂众多且相互矛盾抵牾。为了统一经学，孔颖达等人对其进行了严谨地剖析考辨。《今文尚书》中的《泰誓篇》，马融、郑玄、王肃等学者都曾怀疑其为伪书，孔《疏》在他们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辨析，详细叙述了《泰誓篇》造伪及流传的经过，认为“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4]（《尚书序》孔疏）关于《礼记》中的《月令篇》，郑玄认为“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断定其是礼家好事者抄合而题之周公的伪作。孔《疏》赞同郑玄的观点，并具体指出了《月令篇》不合于周法之处：“周无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合周法。”“秦以十月建亥为岁首，而《月令》云：‘为来岁授朔日’，即是九月为岁终，十月为授朔，此是时不合周法。”“周有六冕，郊天迎气则用大裘，乘玉辂，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饰、车旗并依时色，此时事不合周法。”[5]（《月令》孔疏）进一步揭露了《月令篇》之伪。另外，孔《疏》还探讨了张霸伪造二十四篇的问题，并指出《尚书》中的《尧典》、《舜典》“辞颇增甚”，《大戴礼》“文多假托”，《穀梁传》多“妄言”，皆是汉初人所作。
《五经正义》对《国语》、《左传》、《史记》、《竹书纪年》、《管子》、《孔子家语》等书中的一些可疑内容也作了考辨，订正了不少伪事、伪辞。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篇”，这一观点为历代学者深信不疑。孔《疏》对此怀疑说：“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按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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