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汉语：正在遭遇什么

作者：陈洪
陈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最近一段时间，“经典汉语”这个话题引发了一些争论。这是因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以及其他一些涉及语言的地方，出现了一些新的有争议的现象。这些新的现象，有人认为很好，有人认为大可忧虑。对这个话题的升华，就出现了“经典汉语”这么一个带有学术色彩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是与近一段时间以来某些社会热点话题相关联的。比如社会上对于国学、大学语文等现象的关注，它们都是在同一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反映了学界以及大众对当下的文化走向表现出比较强的关注。

我觉得如何看待所谓“经典汉语”，首先要考虑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所谓的“经典汉语”？这个话题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是纯粹的理论层面。所谓“语言”和“言语”是大家都知道的语言学的基本概念。“语言”作为人际沟通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途径，是建立在共识性的基础上，是大家都接受的一种内容的含义和表达的方式，有其确定的结构。而每一个体的表述则属于“言语”的范畴。“言语”必须符合语言的基本规定，才能达到沟通的目的。如果“言语”完全都是自我的、随意的，那这种“言语”就如同树林中的鸟语蜂鸣，如同大自然中各种天籁的声音，或许有自己的意义，却无法实现人际的交流对话。所以，从理论的层面上看，“经典汉语”的内涵，大体上相当于“语言”和“言语”这一对概念中“语言”的含义。

第二个层面就是要看到“经典汉语”这个概念的相对性。所谓“经典汉语”的提出，是基于“非经典汉语”现象——违反、或严重违反规范的语言应用现象的存在。这种相对性也是“经典汉语”这一概念提出的前提之一。

第三个层面则是从操作层面出发来思考：什么是“经典汉语”？这也是目前“经典汉语”话题争议颇多的层面。所谓“经典汉语”，其实包括了词汇和语法两部分的规范化。规范化的词汇，主要是指通行的诸如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等辞书里收录的词汇以及这些词汇的解释。而语法的规范化则是指大多数人通常使用的言说方式。具象化一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在权威的报刊杂志（如《人民日报》）的社论或者是官方权威性的文件以及教科书等文本中出现的语言范本。这是“经典汉语”存在的基础。“经典汉语”作为一个概念，作为研究的对象，大致包括上面三个层面的内涵。

此外，也可以从更广泛的文化视野来关注“经典汉语”问题。作为一个民族的最重要的文化载体，语言应该有基本的稳定的形态，应该有所传承。这种语言的传承在日常生活中，在大多数人的认同中，其实是与文化的传承交流以及文化的当下实现相联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文化成熟的民族应该有它经典性的母语存在、并比较自觉地被大多数人认同和使用。在这个意义上，“经典汉语”、或者说语言经典的传承是关涉到文化走向的问题。

在如何看待“经典汉语”的问题上，另一个前提性的认识是：历史地看，语言是多变的。语言其实是无时无刻不在改变。正如人的新陈代谢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某个具体的人，是一个确定的存在，但他同时又处于不断地异化中，因为他的细胞在不断蜕变。我想语言的存在也与此类似。在整个语言系统的某个局部，不断有新的词汇产生，也不断有一些词汇被边缘化、被忘记。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将近一个甲子了，六十年中，我所耳闻目睹的大量词汇由中心走向边缘、由边缘而消失无迹。要是挖掘一下我的记忆，其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反过来，词汇的新生几乎也是同步的、更大规模地不断发生着。至于说语法，虽然慢一些，但也在发生着变化。这就意味着，“经典汉语”不是一个死东西，不意味着凝固，它包含着一种再生能力，变化是它的应有之义。不包含再生能力的语言就丧失了生命力，它也就很难再成为经典。
但是当下大家关心的并不是我上面所说的这种意义上的变化，而是因为新的媒体的产生，视觉性阅读方式的产生以及一些新的文化现象和思潮的产生，对于语言及其承载的文化传统所造成的大力度的冲击。

这种冲击首先是新的传播方式对于传统语言传播方式的冲击。譬如网络，网络交流发明了大量的词汇和代码，语言言说的方式发生了改变。网络上的语言能不能进入我们通常所说的日常语言交流的范围，始终是一个争论的焦点话题。这种冲击带来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高考作文出现网络语言，扣分不扣分，就需要慎重处理。再就是读书的问题，青少年一代越来越不愿意抱着密密麻麻的文字书籍阅读。他们愿意看有插图的文本，甚至干脆只看图。这种现象是否会导致阅读能力的下降，由阅读能力的下降又导致相关联的思维能力的下降，也需要深入研究。

其次，这种冲击还表现在文化的层面上。对于传统语言的解构，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文化的解构，是对于原来话语权力的挑战。通过发明一种异质的语言、异质的表达方式，来表达对于定型化的、权威化的语言观念的轻蔑。这就是五六年以前，大学校园里流行的“大话西游”热潮的文化内因。现在，“大话西游”虽然不流行了，但类似现象又在其他的方面出现，或许不是很集中，但确实存在。比如现在出现的各种恶搞话语，利用各种新的传播方式广泛流行，表现其对传统话语的颠覆、戏谑。这些现象确确实实和传统的言说方式、也就是所谓“经典汉语”差距很大，所以大家有忧虑也是很正常、很自然的。

既然问题的焦点集中在这两个层面上，我们也应该分别来讨论。

作为表达、交流的新方式，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的普及，随着手机短信的普及，出现了大量新的语言符码，这个新的系统和传统语言有密切关联，但是又有相当大的不同。而且由于传播方式的特殊，这套符码系统不固定、富于变化，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停留在无意义的恐慌、反对上，不如来认真讨论一下，怎么能够解决这种异质的符码系统与传统之间的多元共生的问题。因为一切抗议、反对，都阻止不了新技术的普及，也就阻止不了新技术所带来的交流符号的改变。我们要知道，汉语或者一切语言，说到底都是一种符号体系。按照这种哲学推而广之，整个文化何尝不是大小套叠的多层级符号系统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新生的符号系统加入到广义的大系统里边来，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般的事情，人类的文化发展就是在不断建构着各式各样的符号系统，然后整合到一个总的符号系统中来。所以说，新的语言符号子系统的出现，带有必然性，带有不可逆转性。所以，积极的、有意义的态度是，来研究它，然后讨论这种新的符号系统的适用范围何在、它与传统的符号系统是怎样一种互补的关系以及怎么能够多元共生，避免其中消极的一面。

另一方面是涉及文化层面的。在文化层面，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加富有现实意义。大家对于“经典汉语”的珍爱，以及对它命运的忧虑，很大程度上是担心它所承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里面的人文精神以及曾经书写了三四千年的这种文化被破坏、被边缘化，甚至于断裂。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汉语”的忧思是个真问题，不是个伪问题。这个问题就像前面所讲的，既和寓托着新技术的新的传播符号的产生相关，又和所谓的后现代思潮相关，某种程度也和我们当下的社会转型相关，可以说是三种因素共谋，来对传统“经典汉语”以及“经典汉语”所负载、承载的传统文化进行解构和颠覆。

目前，这种共谋性的解构和颠覆肯定带有某种必然性，社会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后现代思潮也是铺天盖地弥漫在整个世界，想逃开它，拒绝它，是做不到的。但我们不能不有所作为。因为无论是对于我们所珍爱的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言，还是负责任地来看待整个人类的文化走向，虽然这种颠覆和解构在不可避免的产生，但是我们可以对它有所规范、有所引导、有所拒绝，至少可以有相反的倾向表达出来，创造出文化上的张力；而不至于使得丰富多彩的文化完全平面化，朝着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方向滑落。可能用“力挽狂澜”一词来形容太夸张，但是，每一个负责的文化人，做出自己的选择之后，发挥自己的一份影响，对于整个文化的走向是会产生积极的、有效的作用的。

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持续的关注，然后进行一种研究和分析，继而应该有一种旗帜鲜明的提法。通过我们的这种态度和我们的见解，扩大它的影响，在一些对于社会、舆论有大的影响的方面，让这种声音逐渐地加强，甚至于影响到政策的层面，从而使得整个文化的走向更加健康、合理。

作为不同的观点可以是多元的，作为不同的符号也可以是多元的，但在某种合力之后，文化走向会形成一个大的趋势以及某个历史时段内的主潮。我们不应该放弃责任，让这种文化走向完全是自发的，向着浅薄的、低俗的、平面的方面滑落。有一句古语，这也是“经典汉语”中的一个语汇，叫做“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里不是简单地套用“善、恶”二元论作为区分，不过，一个文化走向，其向下的滑落是很容易的；我们要阻止这种向下的滑落，力图取得某种提升，需要大家都来做工作，付出努力，尽管它可能很艰苦。

这方面，近来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切实的、有益的工作。比如对大学在校学生分层次、分类别的“汉语能力测试”，将成为我们讨论、研究的坚实基础。《语文素养高级读本》汇集了大量本世纪以来语文讨论和语文批评的经典作品。“经典汉语”问题的讨论，目前看来，社会性的关注多，而学理性的研究少。这部《读本》，正是努力在学理层面上有所突破，因而适当其时。如果说，我们要对文化走向进行某种积极的引导和干涉，那么上述这样切实的工作还应该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