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与和谐：礼之意义及现代价值

作者：林存阳
中国向以“礼仪之邦”著称，其博大的礼文化于塑造中华民族的个性和精神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正由于其博大，礼文化在向世人提供可感知性和可操作性的同时，也展示了其自身的“神秘”性和歧异性。礼文化这一颇具“魅力”的特性，一方面引发了历代为政者和思想家积极地对之加以探究和经营，另一方面则使这些探究者深深地感到：礼实在是“难言”。推究其难言之故，问题主要出在礼所呈现出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上。相对而言，礼的确定性体现为礼之仪式和由之衍生出的礼制的可认知、可遵循（由于时代需要的不同，礼之仪式和制度随之有因有革），而其不确定性则体现为礼义（或礼意）的不唯一性（不同时代、不同思想家对礼义或礼意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也有认识上的某些共性）。面对这一认知困境，历代为政者和思想家生发出内涵极为丰富的礼思想和“理想国”，而其注目点则集中在对礼之功用（其表现为政治的、社会的以及自身修养等方面，核心是处理或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探讨上。所以，如何正确对待礼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就成为一个颇具探讨价值而又颇遭争议的大问题。
一
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触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以及因时代更迭和不同视角的解读所形成的歧异，历来是一个颇为有争议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和学术问题。正是由于礼所具有的广泛性和具体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时代性和超越性、政治性和学术性、进取性和保守性等历史个性，所以一直以来吸引着世人的目光，激发着人们的探讨热情，成为被人们关注和争论的一大焦点。然而，化约言之，世人对礼表现出的这一极大激情，其核心的聚焦所在，仍不外乎对礼之意义的追寻。
礼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古代不少学者和思想家已有各种各样的体认和阐释，诸如礼之于人的修养、社会的维系、国家的治乱、人类与自然的协和等所发挥的功用等。这样一种揭示，尽管尚很轮廓性或大而化之，但其间的一些命题，如礼理之辨、礼时为大等，则仍不失为有益的启示，它们已然触及礼之底蕴。
（一）礼理之辨
《礼记》中有些篇章对礼、理关系进行了探讨。如《乐记》篇称：“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仲尼燕居》篇载孔子之言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又《礼器》篇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凡此认识，体现出先秦和汉初一些人对礼、理密切关系的一种体认。这一体认，表明了礼的存在不是没有根据的，而是事物之理不可易的内在体现。
然而，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文化取向的确立，儒家经典逐渐被整合到政治范畴之中，以理释礼的酝酿遂被礼教化的政治意识所笼罩。东汉章帝亲自主持召开的“讲议五经异同”、“使诸儒共正经义”的白虎观经学会议，即是此一转向的体现。《白虎通德论•礼乐》称：“礼乐者，何谓也？礼之为言履也，可践履而行。……王者所以盛礼乐何？以节文喜怒。乐以象天，礼以法地。人无不含天地之气，有五常之性者。故乐所以荡涤，反其邪恶也；礼所以防淫佚，节其侈靡也。……礼所揖让何？所以尊人自损也。揖让则不争。……夫礼者，阴阳之际也，百事之会也，所以尊天地，傧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礼贵忠何？礼者，盛不足，节有余，使丰年不奢，凶年不俭，贫富不相悬也。”但这并不是其所要阐发的核心。其真实目的乃在于，通过这一天地、阴阳的论证，来确立现实政治尊卑秩序的合法化。《三纲六纪》篇称：“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有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由此不难看出，《白虎通德论》之对礼的强调，落脚点仍在于神化王权、为王权的统治秩序提供思想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