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经学的发展和消亡

作者：汤志钧
经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是封建政府用来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情况变了，经学的传统地位却没有变；内容变了，经学的形式却没有变。然而，在这动荡的年代里，不论是进步思想家还是封建统治阶级，“借经言政”，却又随着不同的历史条件形成不同的特点。剖析近代经学的发展和消亡，可以看到西方文化和传统思想的关系，旧思想怎样注入了“新”内容？而新思想又怎样未能冲决经学的藩篱？
一
儒家经学，是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经过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经籍的阐发和议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儒家经典崇奉勿替，儒家创始人孔子被作为偶像崇拜，在社会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一种传统的力量。
鸦片战争前后，封建制度腐朽，社会危机严重，在地主阶级内部，进步的思想家，敢于揭露矛盾，倡导改革。龚自珍提出了更法论，魏源力反颂古非今的复古主义思想，认为“变古愈甚，便民愈甚”。
要“更法”，要“变古”，在因循守旧、率由旧章的沉寂空气之中，散发着战斗的光芒。可以说，这是对传统思想的一种冲击。但这种“冲击”，却又没有离开经学。

龚自珍“于经通《公羊春秋》”《魏源：《定盫文录序》，《魏源集》第239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以今文经学为“绝学”《龚自珍《己亥杂诗》：“端门受命有云□，一脉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刘礼部，东南绝学在□陵”。刘礼部逢禄，清代常州今文经学的奠基者。》。他早有“经世之念”，又不满清朝腐朽黑暗的衰世，从而向往今文，援用《公羊》，议论政事，倡言变革。说是：“古之王者存三统，国有大疑，匪一祖是师，于夏于商，是参是谋”《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第23页。》。“弊何以救？废何以修？变何以革？《易》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恃前古之礼乐道艺在也”《《古史钩沉论》四，同上书，第28页。》。称为“盛世”的夏、商、周都有因革损益，为什么现在不能变呢？“变”才能“通”、“久”，“易世而变，由据乱而升平，由升平而太平”《《古史钩沉论》四，同上书，第27页。》，要能“升平”，“太平”，还得通过“变”。
较龚自珍稍晚的魏源也说：“五帝不沿礼，三王不袭乐”《《圣武记》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记》。》，敢向尸位素餐、笃守儒经的顽固派挑战，宣称“三统”是“公羊先师七十子遗说”，不但不是东汉何休所臆造，也非西汉董仲舒、胡母生所特创，古今情况不同，不能泥古不变。
“变”，是时代的要求；“不变”，是传统的堕力。龚、魏主“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是对“传统”的“冲击”。但他们用来“冲击”传统的是《易经》，是《公羊》。《易经》是儒家经典；讲“三统”、“三世”的公羊学说，又是今文经学的议政之具。那么，龚自珍、魏源呼唤风雷，期待变革，“冲击”了“传统”，而援以“冲击”的还是传统的经学。
或者说：龚、魏曾经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所接触，他们的“变”，和过去传统不同，已经有向西方学习的迹象，渗透了新的内容了。是的，龚自珍借别人之口，对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互市”提出“宜蠲其税之人，而许其货之出”等看法《《与番禺许君》，《龚自珍全集》第178—179页。》。鸦片战争将要爆发，作《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分析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