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自然与境界--论成玄英的《庄子疏》

作者：李大华
有关《庄子》的解释，迄今逾八百种之多，但在历史上有两个里程碑式的解释，那就是郭象的《庄子注》和成玄英的《庄子疏》，以至于只要谈到庄子，就一定会联想到郭象和成玄英，在原创者与解释者之间建立起了某种自然联系。郭、成二人的解释之所以有此地位，原因在于这二人对原点典精神的吃透，以及他们有个特殊的解释背景和方法。在某种角度来说，后者甚于前者。我们或许不能冒昧地说古往今来的贤达对《庄子》精神吃不透，但能够说因为方法和解释背景的不同会对解释对象形成不同的结果，尤其是原著的细微与值得玩味之处。一种合理的（暂且不说“好的”）方法会由此开出新的天地，这新的天地或者是原典所寓涵、所寄寓，而没有展现开的；或者是原典所未有，而解释者借以创造和开示出的，必要时甚至故意地误解（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种情形）。无论在这两种当中的哪种情况，对后来者来说，都是需要从新解释的，即解释解释者。不过，本文并不打算从事这个任务，而是欲从解释者的解说中看出其真实用意并剥开那个境界，再从中看透那个时代的精神所向。所以，我的任务与解释解释者搭边，而不是全部。
一适性自由
自由一词出现在唐代，已不是个别现象，王玄览曾反复申述这个概念，如说“死不自由死，死时由他死，死后知见灭，此灭并由他。”又说“死不自由死，死后由他生，知见由我灭，由我后不生。”[1]司马承祯说：“留他毫发事，难得自由心。”[2]应当说在那个时代自由已经是一个普遍性要求。这个普遍性要求来自两个方面的推动，一是唐代强大、开放和多元的政治局面，为个性的解放预留了广阔的空间，使得个性化的追求成为社会可以理解并变成合理的要求；二是宗教的多元并存与繁荣及其对生死处境和精神超越的关怀，把个人解脱摆到了一个令全社会都关心的程度。不过，如此的一种普遍性要求也从未变成社会的行为，自由始终都是个人范围的事，故而唐代人所说的“自由人”，就不是法权意义上的自由人，人在社会生活中从来就不是自由的，所以，才需要追求自由。这个观念从庄子那里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的传统，庄子所说的“逍遥”，就是“自由”的另一个说法。成玄英解疏《庄子》，自是承传郭象，又别开一面。
郭象将《庄子》“逍遥”解释为“自得”[3]，而成玄英不仅理解为“自得”[4]，也解为“适性”：“逍遥适性，乐在其中。”二人的理解大致相同，都主张物各异其性，性各异其情，不应按照一个统一的要求来衡量是否逍遥自由。大鹏抟风九万，小鸟决起榆枋，虽然远近相差很大，在适性方面来说是一样的，各自都能尽己之能，取得自由。故而，“虽复升沉性殊，逍遥一也。亦犹死生聚散，所遇斯适，千变万化，未始非吾。”应当说，这样的解释是不违《庄子》宗本的。郭、成二人在逍遥自由问题上的一致，建立在对一个“物性有分”基本问题上的观点一致。郭象说：“物各有性，性各有极。”[5]成玄英说：“物性不同，各有素分，循而直往，因而任之。”[6]什么是性？按成玄英的理解，就是生来如此，所谓“性者，禀生之理”。[7]既然是生来如此，又称为“真性”。与此相对应，有“积习以成性者”。[8]无论生来如此，或积习成性，只要是发自内心本能，就是“真性”。讲物性的目的是为了表明彼此的差别，即讲有分，物性有极、物性素分。这既是说各自有着不同的本性，又是说各自的本性都有个限度，即有个分内与分外的区别，“所以知者，分内也，所不知者，分外也。舍内求外，非惑如何也？”[9]分内之事，可欲而求，分外之事，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