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学派论“象数”——重读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史》

作者：张其成
作为易学家，朱伯崑先生必然要论及“象数”；作为哲学史家，朱先生又必然重视“义理”。朱先生的代表作《易学哲学史》系统而深入地阐述了历代易学家的象数义理，尤其对义理学派和象数学派的哲学研究用力颇深。
象数与义理，是构成《周易》的两大要素，也是研究《周易》的两大学派。历代易学家对《周易》的研究态度和注释方法上各有特色，总的来说可分为象数与义理两派。《四库全书总目》将易学分为两派六宗，两派指象数派、义理派，六宗指占卜宗、禨祥宗、造化宗、老庄宗、儒理宗、史事宗。六宗实际上可归属于两派，占卜、禨祥、造化三宗归属于象数派，老庄、儒理、史事三宗归属于义理派。学术界一般把以抽象、概括的意义解释《周易》的易学流派为义理学派，以具体物象解释《周易》的易学流派为象数学派。从整个易学史发展过程看，两派的互相攻讦一直没有停止。当代学术界对义理学派的研究比较深入，也比较公允；对象数学派的研究则不够深入，也有失公允。
因象数学派在解《易》的同时，涉及到天文、历法、音律、伦理、哲学、医学、占测等内容，致使象数学体系十分庞杂，也造成人们对它的认识难度大大增加。久之，象数学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并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就近现代学术界而言，可以说对象数学的态度仍然是不够公允的。有人认为象数就是术数，是算命打卦的同义语，应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有人认为象数学根本不是易学正宗,与哲学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围绕“象数”的内涵、属性、演变过程以及地位、作用等的问题，学术界所论纷纭，错见时出。

“象数”究竟是什么？“象数”和“义理”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象数派”和“义理派”究竟是不是截然对立？要解决这些至今仍困扰着学术界的问题，应当客观地梳理整个易学史。朱先生《易学哲学史》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读一下《易学哲学史》有关义理学家对“象数”的论述，对于纠正对“象数学家”的偏见，纠正对“象数学”的误解，都是有意义的。

《易学哲学史》在讲到《易传》的特征时说：“《易传》有两套语言：一是关于占筮的语言，一是关于哲学的语言。”“从易学史上看，对《易传》的解释也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偏向从筮法的角度解释其中的哲学问题……后来被称为象数学派。另一种是偏重从哲理角度解释其中的筮法问题。”（第一卷，55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西汉时期，形成了象数解易学派，“以孟喜和京房为代表的官方易学。此派易学，宋人称之为象数之学。其特点有三：其一，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说《周易》经传文；其二，以卦气说解释《周易》原理；其三，利用《周易》，讲阴阳灾变。”（第一卷，114页）魏晋时期，形成了义理解易学派，“转向以老庄玄学解易的道路，成为易学史的一大流派。王弼就是这一流派的创始人。”（第一卷，246页）从王弼开始的义理学派，继承古文经学派解易的传统，其解易以义理为主，以《易传》的观点解释《易经》，排斥今文经学派解易的学风，不讲互体、卦气、卦变、纳甲等。据我的理解，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并非截然对立，只是解易的倾向不同。象数学派以象数为第一位，以象数解《易》，以象数论义理；义理学派以义理为第一位，以义理解《易》，以义理论象数。

《易学哲学史》四大卷系统论述了从汉代到清代义理学派和象数学派的易学哲学，其中对义理学派的“象数”观点论述得尤为详尽。今仅选其中几位大家做一介绍。

作为义理学派的创立者，王弼关注的是事物的德性、本质，因而对“象数”的认识与象数学派不尽相同。王弼提出“义生象”说，他在《周易注》中解释乾卦《文言》说：“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义也。有斯义然后明之以生物。”以卦义为第一位。为了从理论上阐明象生于义，王弼在《周易略例》中专门写了《明象》一文，“此文一方面尖锐地批评了汉易中的取象说，一方面提出了得意忘象的玄学理论。”（第一卷，254页）王弼说：“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忘象以求其义，义斯见矣。”视“象”为“意”的工具，“夫象者，出意者也。”“象者，意之筌也。”“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周易略例·明象》）认为一味执着于“象”这个工具，就会影响到对“意”的把握，因而主张“忘象”而“得意”。“总之，他认为只有取义说才能解释通卦爻象和卦爻辞之间的联系。由于他体推崇卦义，鄙视取象，再哲学上则导出忘象求义的理论。”（第一卷，255页）笔者理解，王弼只是“忘象”，并非世人所谓的“扫象”。事实上，王弼的玄学易理，恰是在《周易》象数的基础上所做的发明。他不仅没有抛开《周易》卦爻象数，而且还发明了很多象数体例，并借此阐明自己的玄学义理。（拙著《象数与义理新论》，载《哲学研究》1995年第10期）

唐代孔颖达是义理派与象数派的调和者，“不仅讲取义，而且讲取象，企图将二者结合起来。”（第一卷，353页）在“象数”问题上，认为“象”为卦象，而卦象又能“备事物之形象”，（《周易正义·乾卦·疏》）“万物之象在其八卦之中矣”。（《周易正义·系辞下·疏》）将卦象看成是万物之象的模拟。这一点与象数学派观点一致。孔氏还认为卦象涵盖了万事万物之理：“夫八卦备天下理者，前注云备天下之象，据其体；此云备天下之理，据其用也。言八卦大略有八，以备天下大象大理，大者既备，则小者亦备矣。”(《周易正义·系辞下·疏》)孔疏与韩康伯注有所不同，孔疏以象为体，以理为用，认为卦象既模拟物象又模拟义理，物象是根本，义理基于物象之上。孔颖达进一步将“象”分为实象、假象，以符合物象实际情况的为实象，以不符合者为假象，“虽有实象、假象，皆以义示人，总谓之象也”(《周易正义·乾·象辞·疏》)“象”的功用是“以义示人”、“明义”、“明人事”。“数”为蓍数，“数从象生，故可用数求象”(《周易正义·说卦·疏》)数为奇偶之数、天地之数、阴阳之数，“阳奇阴偶之数成就其变化……而宣行鬼神之用”。奇偶数代表了阴阳象。“象数”来源于”太虚自然”(《周易正义·系辞上·疏》)而有“太虚之象”、“太虚之数”，此“太虚”指无形体、无造作的阴阳二“气”，故其具有“至精至变”的功用。“由其至精，故能制数；由其至变，故能制象。”认为象数是由气的至精至变而产生的。“由于孔疏在《周易》体例问题上综合两派观点，在易学哲学问题上，则以物象和义理统一的观点，解释了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形成。”（第一卷，358页）“孔疏提出体用范畴，解释物象和义理的关系，即以象为体，以理为用……因为事物有体有用，所以八卦和六十四卦既备事物之体，又备事物之用。总之，认为八卦模拟事物之象和事物之理，以象和理统一的观点解释了八卦的来源。并且以物象为义理的基础，以卦义出于卦象。这种观点，显然是对王弼易学的一种扬弃。”（第一卷，360页）

宋代义理派易学家对“象数”的内涵和功用作了新的诠释。“程氏易学哲学的特点是，以‘理’为最高范畴，一方面代替王弼派的‘无’，一方面代替象数派的‘数’，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易学体系。”（第二卷，175页）程氏兄弟虽然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流行的象数之学，但并不主张废弃象数。程颐提出象数和义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著名命题，“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程颐《易传·序》)象是用，理是体；象是显著者，理是微隐者。两者融合在一起。这与象数学派以及孔颖达以象为体、以理为用的观点恰好相反。认为“象数”是“理”的显现，“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二程集》卷九《答张闳中书》)义理是第一位的，象数是第二位的，象数是义理的显现。“象数”又是“气”运行的度数，是由“气”形成的：“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行鬼神者，数也。数，气之用。”(程颐《易说·系辞》)认为奇偶、九六、天地等数是变化的度数，是对阴阳卦象与气象的标度。程颐“理和象乃一事之两方面，未成形时为理，成形时为象；就其隐于内来说为理，显于外说为象……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以本质和现象这一对范畴解释理和象，即以理为本质，隐藏在背后，所以称为‘微’；以象为现象，显露在外部，所以称为‘显’。现象是本质的表现形式，不容分离，此即‘显微无间’。”（第二卷，214页）以“理”无形象为体，以“象”有形象为用。现象（“象”）是本体（“理”）的自身显现，本体（“理”）又同现象（“象”）融合在一起。 

张载认为“象”由气而来：“有此气则有此象。有气方有象，虽未形，不害象在其中。”(张载《易说·系辞下》)与程颐不同的是，“象”不是因“理”而来，而是因“气”而来。甚至认为象即气：“凡象皆气也。”(张载《正蒙·乾称》)“象若非气，指何为象?”(张载《易说·系辞下》)张载还首次对“象”与“形”作了区别，认为“象”指未成形或无形的事物，“形”指能用肉眼观察的、有形状的东西。他还提出无形而有象，形和象可以互相转换。他所指的“象”是从卦象和物象中概括出来的关于事物存在的概念。主张“数”是象成立后逐渐形成的，象未形成时无数可言：“夫混然一物，无有始终首尾，其中何数之有?然言者特示有渐耳。”(张载《易说·系辞上》)天地之数的排列依赖于天地之象，天地之数又是为了成就和推行阴阳之气而已。数是后于气象的产物。“从张载对取义和取象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其对《周易》体例的理解，与其说来源于王弼注，毋宁说来于孔疏……以张载为代表的义理学派，认为义存于象中，辞所以说象，主张观象以求其义。”（第二卷，264页）程颐与张载比较，“前者以义为主体，后者以象为主体。此种不同的倾向，表现在哲学上则形成理学派和气派的对立。”（第二卷，265页）

南宋杨万里本于程氏易学，指出“象”为事理的表现，“象者何也?所以形天下无形之理也。”(《诚斋易传·乾》)认为“理”是无形的，“人不可得而见”，而“圣人见天下有至幽至赜之理”，将无形之理表现出有形之象，“何谓象?物有事有理，故有象。事也理也犹之形也，象也犹之影也。”（《诚斋易传·系辞》）以形、影比喻理、象，并不是说理是有形的，而是说理是根本，象只是理的影子。“数”也是表现“理”的一种形式，“天地之道不在数也，依于数而已。”数是“天地之道”的一种依托或工具，但是在理之后才产生的。“在理和象的问题上，由于他主张有理而后有象，假象以显义，又承认易之道即天地之道只是天地人物所禀有，并非出于天地，或天地所固有。”（第二卷，376页）

朱熹究竟是义理学派还是象数学派？“有一种观点，认为朱熹易学既非义理学派，亦非象数学派，而是综合象数之学和义理之学，合二者为一。”（第二卷，412页）朱熹认为“象数学派解易，有可取之处，不能一概否定。但朱熹并非赞成象数学派的解易学风。”（第二卷，413页）朱熹以象为卦象、万事万物之象，“象者物之似也。”（《周易本义·系辞上》）在象与理的关系上，主张象因理而生，“有是理则有是象”，“盖有如是之理，使有如是之象。”（《朱子语类》卷六十七）认为象与理是体用关系，理为体，象为用。他在解释程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时说：“其曰体用一原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则冲漠无朕，而万象昭然已具也；其曰显微无间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则即事即物,而此理无乎不在也。”（《周子全书》卷二引）从理的方面说，则理体中有象用，“先体而后用”；从象的方面说，则显象中有微理，“先显而后微”。可见“象”是“理”的显现和功用。“数”同样也是“理”的显现。“盖有此理即有此象，有此象即有此数。”（《文集·答郑子上》）朱熹有一个著名的命题：“易只是一个空底物事”，“因为《易》是空底物事，所以包括许多事理。其所谓‘空底物事’，即以其为空架子，可以套入许多事物，又称其为‘只是空说个道理’。”（第二卷，429页）这实际上是说卦爻象和卦爻辞都是虚设的，是空套子，所指并非某一件事物，而是某一类事理。朱熹“以卦爻之理为实，卦爻象和卦爻辞所说之事为虚。因为理为实，事为虚，所以卦爻之理可以概括一切与之相应的具体事物……某卦某爻之象及其辞句，是代表那一类事物之理的符号。”（第二卷，433页）“易不过只是一个阴阳奇偶，千变万变则易之体立。若奇偶不交变，奇纯是奇，偶纯是偶，去那里见易。”（《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数的交相变化体现了阴阳变化之“理”。在“象”与“数”的关系上，主张先象后数：“有如是之象，便有如是之数”“有是象则其数便自在这里。”（《朱子语类》卷六十七）而象数又是本于“一阴一阳之理”而产生的。
清代王夫之对“象数”的论述，在义理派中独具特色。“以义理之学为正，以象数之学和数术为枉……其易学属于义理学派传统。”（第四卷，11页）王夫之认为象数有两层涵义，一是指卦象易数，一是指现象度数。前者是用来考查、表达物象的符号、数目，后者是指客观事物所具有的形象及量的规定性。前者是人为的象数，后者是自然的象数，认为前者来源于后者，“期必然以符自然”，前者不能违背后者。“象”是“易之全体”，“象，阴阳奇偶之画，道之所自出，则易之大指不逾于此也。”（《周易内传·系辞上》）在“象”与“理”的关系上，“并非如程朱那样，重理而轻象，而主张‘即象以见理’，反对脱离卦象和物象，纯言义理。”（第四卷，11页）主张象理统一说，认为“无象外之理”，“无象外之道”（《周易外传·系辞下》）象和道(理)并非父子关系，不是“理”生“象”，不是两个实体，“不曰道生象而各自为体，道逝而象留。然则象外无道。”“道”(理)与“象”是同一实体的两个方面，“相与为一”，同实而异名。并从不同角度对象数与理关系进行论述：“由理之固然者而言，则阴阳交易之理而成象，象成而数之以得数。由人之占易者而言，则积数以成象，象成而阴阳交易之理在焉。”（《周易内传·系辞下》）“阴阳变通而成象则有体，体立而事物之理著焉，则可因其德而为之名。（《周易内传·系辞下》）或先有阴阳交易之理而后成象，或先有阴阳变通之象而后理著，前者本于程颐“有理则有象”说，后者本于象数派“有象则有理”说。看似矛盾，其实两者是一体关系，只是观察角度不同。王夫之提出“象者，理之所自著也”的命题，“天地之化理，人物之情事所以成万变，而酬祚之道。”（《周易内传·系辞下》）皆呈效于“象”中。理显于象，象中有理，两者不可分离，象又与气密不可分。不能象外求理，这又是张载“气象合一”以及来知德等元明清象数派“舍象不可言易”思想的发展。他虽然说过“即象以见理”（《周易外传·系辞下》）但并不是以“象”或“理”为第一位，而是以一合的“理象”或“象理”(蕴含理之象)为第一位。“数”在王夫之看来也是“理”、“道”的显现，“道之见于数者，奇偶而已”。（《周易外传·系辞下》）易之数在于奇偶数之分合，数之相合表示“天地之德合”。数后于象，“象成而数之以得数”，“物生而有象，象成而有数”（《周易外传·乾》）但数与象又是一体关系，“无数外之象”，“无象外之数”，（《周易内传·系辞上》）象与数审视的角度不同，“易之所可见者象也；可数者，数也。”（《周易内传·系辞上》）在《周易外传·说卦传》中对象与数作了系统分析：“象自上昭，数由下积。夫象数一成，咸备于两间，上下无时也，昭积无渐也，自然者无所谓顺逆也。而因已然以观自然，则存乎象；期必然以符自然，则存乎数……象由大小，数有多寡。大在而分之以知小，寡立而合之以为多……故象合以听分，数分以听合也……是故畴成象以起数者也，易因数以得象者也。”认为象数无先后、顺逆之别，象自上垂，数自下积，是人对事物本然状态的观察。因循“已然”而观察“自然”，则依靠“象”；期望“必然”以符合“自然”，则依靠“数”。也就是说“象”是可见可感的已然之迹，从“象”上可以考察事物的本然状态、本然之理；“数”是表达物象的数目，从“数”上可以了解到符合事物本来面貌的变化发展的自然规律。

以上只是对朱先生《易学哲学史》中论及的义理学派“象数”观做一粗浅的介绍，难免挂一漏万。至于象数学派的“象数”观，笔者在朱伯崑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象数哲学研究》，做了较系统的梳理。研究表明，象数学派主要分为汉代象数学派和宋代象数学派两类，象数学派的“象数学”则分为经学形态的象数学和哲学形态的象数学两种。汉代象数学派的象数学主要是经学形态的象数学，宋代象数学派的象数学主要是哲学形态的象数学。作为经学形态的象数学，以象数为本位，采用取象取数的方法阐释《周易》经传，以回答象辞相应之理。其目的是解释《周易》经传，研究对象是《周易》卦爻象与卦爻辞，研究方法是立足于“象”和“数”，从“象数”出发，找出卦爻象数所象征的事物之象，然后反过来解释卦爻辞，认为卦爻辞与卦爻象之间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哲学形态的象数学以象数范畴为核心探讨宇宙自然规律，建构世界统一模式。在解释《周易》经传的基础上，关注各类象数符号的哲学意义，除了《周易》卦爻象数符号外，更关注五行符号及其数学运算程式。以阴阳(卦爻)、五行(河洛)为核心内容，目的是利用阴阳五行象数符号、图式解说、推衍、模拟宇宙万物存在形式、结构形态、运动变化规律。（拙著《象数易学》，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

将义理学派的“象数”观与象数学派的“象数”观做一比较，可以看出两者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两派都将“象数”从卦象、易数扩展到万事万物的现象与度量，认为前者是对后者的模拟，后者是前者所象征的对象。逐步将“象数”从筮法范畴上升为哲学范畴。两派对“象数”的内涵、功能的认识基本相同。但在象数与义理的关系上都有根本不同(这也是两派之所以成为两派的根本原因)，象数派认为象数是第一位的，象数先于义理，象数蕴含义理；义理派认为义理是第一位的，义理先于象数，象数本于义理。

虽然历代易学的研究，有义理和象数两派之分，但无论是哪一派易学家，其义理和象数都是体用合一，不可分离的。汉魏以后易学“象数”、“义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象数派偏象数，重在发明各种象数体例；义理派偏义理，重在宣扬各自的哲理、伦理思想。虽如此，然均是“偏向”却没有“偏废”，言象数者未废义理，言义理者未废象数，至宋代已出现合流、互补趋势，只是元明清直至近代未能很好地发扬这一传统。从本质上看，无论是象数派还是义理派，实际上都是在假借象数阐发义理，即“假象以寓意”、“假象以明理”，只不过各自假借的“象数”、阐发的“义理”有所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