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安梧
「儒學轉向」，是的﹗儒學是到了一該轉向的年代了﹔這轉向是依著儒學而開啟新的轉向，又依這樣的轉向，而開啟著一新的儒學。這樣的轉向，我們就稱它為「儒學轉向」，這樣的儒學，在時序處在當代新儒學之後，我們就將它稱為「後新儒學」。
一九九四年，這個關鍵的年代，當時我刻在美國威斯康辛麥迪遜校區(WisconsinUniversityatMadison)訪問，春雪紛紛，內心有著忡憬，有著憂疑，有著痛苦﹔我深深感受到當代新儒學是到了一個該轉向的年代了。在二月廿二日，我寫下了《後新儒學論綱》。四月間，我趁著游學之便，在哈佛大學杜維明先生所主持的「儒學討論會」上做了第一次講述，想法與杜先生容或有異，但「和而不同」，本是儒家良善的傳統，重要的是攻錯與啟發，何必強其同。可以這麼說，自此，我的「後新儒學思考」正式啟動了。
一九九四年四月底，我完成了《儒學與中國傳統社會之哲學省察﹕以「血緣性縱貫軸」為核心的展開》一書的初稿(該書於1996年出版)，這書主要在闡明儒學與中國傳統社會的複雜關係。它一方面闡明了儒學之為儒學是不離生活世界、不離社會總體的﹔一方面則隱然而現的是要脫出「血緣性縱貫軸」的限制，而強調開啟「人際性互動軸」的重要。
在以「血緣性縱貫軸」為中心的一體化結構裡，它是以「宰制性的政治連結」為核心，以「人格性的道德連結」為方法、「血緣性的自然連結」為背景而建構起來的。儒家傳統在這裡的「聖王理想」是眾所周知的，結果卻常轉而落為「王聖現實」的困境，這種詭譎的實況，我名之為「道的錯置」(misplacedTao)。「道的錯置」如同整個中國民族之咒，這咒如何解開，我認為這不只是在道德、思想層面下功夫就得成效，而是要在整個制度面、結構面做一翻轉向，才能開啟嶄新的可能。就此而言，我並不滿意當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以「良知的自我坎陷」這樣的「主體轉化的創造」﹔我倒是聽進了林毓生、傅偉勳兩位前輩所提起的「創造的轉化」。林、傅兩位前輩亦各有所異，我雖較同意創造的轉化，但與彼等主張仍各有異同。
我仍然以為儒家「仁學」之以「人格性的道德連結」為核心，這是恆久不變的。以前帝皇專制年代，一直到黨國威權時代，這核心被「宰制性的政治連結」所攫奪，因而「仁學」在帝皇專制壓迫下異化為「主奴式的心性修養」。現在，「仁學」已脫開了專制、威權，仁學早不應在主奴式的心性修養底下思考問題，而應進到「主體際的道德實踐」。原來儒家是在血緣性的自然連結下，展開其實踐向度的﹔現在則有所別異，「血緣性的自然連結」雖然是一最為基礎的結構，但卻不是最重要、最巨大的﹔除此之外，「契約性的社會連結」所構成的社區、社群、社團，進一步以廣義的來說是一契約所成的公民社會，應該是儒家實踐的最重要依憑土壤。有了這契約性的社會連結所成的公民社會，我們才能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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