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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文帅
古今中外对人性的讨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各种观点是百家争鸣,竞相争妍。但又都不能让人完全信服,而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尤为重视对人性的探索,诸子的人性思想,内容极其丰富,蕴义极其深刻,观点各异。但就其主要思想观点而论,先秦时期各家都是想通过对人性的认识,使人有规律、有秩序、有道德、有理想、有目的的生活,去恶存善、改恶为善;孜孜以求,积极进取,最终实现人生理想,完善人生价值,达到人生目的,追求幸福的、愉悦的、完美的人生。如果进行认真分析,诸子百家其主要人性探讨是从以下诸问题所出发的:1)什么是人性?也就是人性的定义是什么?2)人性是什么?善?恶?无善无恶还是有善有恶?3)人性具不具有变易性?也就是说人性可不可变?4)如果可变,那么其改变趋向和途径又是什么?
一、诸子对人性的定义
孔子最早谈到了人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不过,他没给人性下什么定义,也没有明确回答人性是善是恶,只是强调了人性基本平等和可塑。孔子对人性这个很复杂的问题,他明智之处就是少谈、不武断下结论。正如他的弟子子贡所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告子认为:“生之谓性”;庄子认为:“性者,生之质也”;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科学,不可事”;韩非子认为“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能以学于人也”;孟子认为“人之异于禽兽者”。

先秦诸子所讲的“性”、“人性”的基本涵义可以说都是一致的,即“性”一般指人或物天然的、自有的东西、特点、特征或资质;“人性”是指人具有的天然的、自有的东西、特点、特征或资质,即指人的天生资质或天赋素质。

二、诸子百家的人性的善恶之论

先秦时期关于人性善恶,众说纷纭,各执一端。主要有:

1.性善论——主要代表人物孟子

孟子力倡人性善论,人性之所以是善,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具有先天的道德萌芽,认为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仁义礼智四个善端,这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生固有的,“善端”代表人的善,人心有善端,就表现为人性之善,所以人性是善的

2.性无善无恶论------主要代表人物告子

在告子看来“性无善无不善也”,善与恶都不是性,而是后天教育培养性的改变,由于教育和环境的不同而使性或变为善、或变为恶。

3.性恶论——主要代表人物荀子

荀子认为,人生来的本性是恶,人的本性都是好利求欲的,人人都是“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由于人人都有物质欲望追求,是性中自有,不待学而自然的,正是这种物质欲望的追求,决定了人性的恶。

4.性有善有恶说——主要代表人物世硕

世硕认为,人生来具有“善”与“恶”这两种不同的自然属性,是先天具有的,与生俱来的。这如同气有阴阳一样,阳气表现为善,阴气表现为恶,因此人有善有恶。

5.性自然说——主要代表人物老子、庄子

道家认为人性即人的自然性。自然性最明显的特点是原生性,《老子》“善之与恶,相去若何”、“见素抱朴”用原生之“朴”来形容人的本性。庄子则是进一步发展了性“朴”之说。
6.性自利自爱说——主要代表人物墨子

墨子认为人的本性是“男女”和“生利”,是“自利”和“自爱”

7.性好利说——主要代表人物法家诸子

法家多用“情”和“欲”来描述人性,其核心是“利”。《管子》说“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天下”,《商君书》说“民之性,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所利”、“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

8.人性“为我”说——主要代表人物杨朱

杨朱“为我”之说,是由儒道墨人性论主流思想中涌出的一股异流,杨朱将人性从偏颇之处加以解说,但却恰好触及了人性的本真,即人的自私性。杨朱主张“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利己而不损人。

三、人性的变易性

在人性是否具有变易性、可不可以改变这个问题上,先秦诸子可以说是达成了共识——皆认为可变可易。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告子认为“性,犹湍水也”,孟子也承认人性不但变易不定,而且善端可得可失,“人之所以异欲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亦,君子存在”。荀子认为人“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明确肯定了人性的多种可能性和变易性。墨子主张人性如染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认为人性具有可塑性。在管子看来“民之从利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世硕认为“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善恶在所养焉。”

四、人性扬善去恶的途径
先秦诸子探讨人性,从根本上说来,是人类怎样认识自己,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怎样扬善去恶。由于诸子对人的关系及其地位认识不同,因此在扬善去恶的途径上也不尽相同。
道家认为人生在世要以出世的态度来应世间万事万物,讲究的是“无为”,强调的是“寡欲”和“绝圣弃智”。主张不尚礼仪,不论是非,不辨美恶,不染尘世,追求的是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与世绝缘,回归自然的境界。儒家以仁义为纽带把人与人连接在一起,追求的是“仁者爱人”,寻觅的是“泛爱众而亲仁”,孔子主张推己及人,以礼待人,克级复礼,重“忠恕“之道”。孟子极为重视养心知性“养吾浩然之气”,强调要完善本心,发扬善端,崇尚仁义。荀子想通过“化性起伪”来改造人的性恶,通过只礼仪、立法度、化师法来“隆礼”。

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认为通过爱一切人和为天下人牟利来扬善去恶。在他看来,爱人如爱己,利人则利己,人应该通过兼爱达到善。法家则强调应该通过法治来去恶扬善。要“厚爱利,明智礼,上身服,审度量,乡置师,中先令,劝庆赏,振刑罚”,以利来鼓励人们行善,以法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刑罚来遏制人们的恶。

先秦人性学说的中心问题是人性善恶问题,由于各家关于人性的界定不同,因而人性善恶的学说或是或非。如果所谓性指生而具有无须学习的本能,强调其本能的话,那么应该说性是无善无恶的。在这个意义上,告子之说存在一定合理之处。但如果说性具有变易性,那么所人性有善有恶更为恰当的,在这个层次上,世硕之学说可以解释。但在当时孟子关于人性的四善端和荀子的性恶论处于主流地位,俩者皆有合理之处,但又有着偏颇的地方。整个先秦时期的人性学说总的说来是想通过围绕“善”和“恶”为中心进行揭示人的本质所在,孔子重仁,孟子重义,荀子重礼到后来的韩非重法,有儒家的形而上的仁学思想到韩非形而下的法术势结合,表明了先哲在对人性的颓败所流露的无可奈何的情感。由于人的七情六欲和追求生存的本能,对资源怀有一种执着的寻觅,但资源的有限和分配的不合理的存在。容易导致人性的贪婪和虚伪,也使得对人性问题的难以理解和解剖。不管是墨子积极地寻求“兼爱”的拯救人心的情怀,还是杨朱和道家的消极“保全存真”的心境,但都无法解决人的生存发展和资源的矛盾,也就无法解决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的两难选择。先秦诸子从不同层面和侧面来解剖人性,但最终都无法摆脱人性难以改善的局面。所有的意义最后只是给后人留下丰富的学术精神和关注人生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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