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深度视点”与中国哲学“研究典范”

作者：王中江
随着我们对中国哲学研究现状不满足感的日益增长，试图改善它的期望也变得更加强烈了。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往往不会去考虑的问题，即重新认识我们所从事的中国哲学研究这项工作“自身”的性质，反省和检讨我们对它所采取的各种研究方式及其有效性。我们愿意参与到这项反思中工作之中，是因为我们也感到困惑和不安并渴望找到一种新的重大途径和方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整体背景之下，中国哲学研究摆脱了政治化写作并慢慢走上了自律性的轨道。也许有人觉得这一点已经失去新鲜感而没有再提的意义，但对于经过了一个非常“特别时代”的我们来说，保持对它的记忆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当前我们所遇到的问题的性质。大概谁都会承认，如果没有这一过程，我们今天的问题就很难说是中国哲学研究自律性状况之下的问题。比起中国哲学研究的他律性和单一性来，在很大程度是自行选择的自律性和多样性研究，的确使中国哲学研究显示了在60和70年代我们所不能想像的面貌，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并使“积累”成为可能。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到相当的安慰和满足。但是，现在我们又焦虑地感觉到我们不能再安于现状了。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呢？人们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寻找和诊断我们的困境。
姑且拿“中国哲学”这一术语的正当性问题来说吧!相应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增强，大家对运用西方范式解释中国学问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深感不安。在人们开始对运用西方哲学范式和观念观察中国哲学常见方式产生怀疑的时候，有人甚至对通用已久的作为代表“中国学问”一个方面的“中国哲学”这一术语本身也发生了动摇。理由好像是说，“哲学”这一概念是“西方的”，它生长于西方并适合于西方，他所承负的那一大套东西都是与西方文化整体联系在一起的，让他成为代表中国一部分学问的化身，就使中国学问丧失掉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