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君主论思想深刻而广大,悠久而精微,稳健而充满张力,其理论涉及到了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儒家方方面面的理论都为这一思想的展开作了十分周全的铺垫。儒家的君主论基本上由其合法性论证和统治方法论构成,二者彼此渗透,互为补充,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的土壤以及强有力的理论导向和价值抉择的根据。唯其如此,先秦儒家的君权合法性论证才具有浓厚的时代性和文化传承的背景,精华与糟粕并存,真理与谬误相因,现实与空想互为依持,对中国文化与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得失成败,回响千古,发人深思。
一 君权的天命支撑
在古希腊语中,“政治”(politics)一词的词根是“城邦”(polis),指的是“共同体成员(即公民)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对话并达成同意的活动过程,以及实现此过程的仪式、程序和技艺”。因此,政治就是讨论,就是在差异中找到一致的意见。于是,“世俗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论证”,辩证的思考,理性的论证,现实的选择,正是政治的主体与归宿。①先秦儒家与古希腊的城邦相去千山万水,其理论的形态也显示出大相径庭的特点,但是,儒家对君权合法性的论证却深刻而富有条理,路径众多而彼此涵摄,在理论的整体性、系统性、实用性和针对性上形成了独特的有机性。
由于对人生命运具有一种极为透彻的观察和研究,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承接上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其终极理念是“天”,是“天命”。因此,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孟子曰:“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