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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初祥
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的一生,自十九岁举进士,至六十九岁罢官还乡,其间五十年,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和著述。他集懦家学说之大成,吸收道、释之长,创造性地建立了理学体系,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第二座丰碑,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笔者不揣浅陋,拟从朱熹治学之方法寻找其创造性体系形成的原因,这于当今之教育也许有所裨益。
朱熹与吕祖谦、张栻都以理学称著,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往严州拜访吕、张之时结识了詹仪之,与詹日以问学为事,甚是投合,遂成莫逆之交。乾道七年(1171年),朱熹首次来到詹仪之的故园瀛山书院,但见方塘之水,清澈如镜,灵感触发,顿有所悟,即兴赋诗,诗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就是朱熹有名的“泳方塘诗”(亦题《观书有感》此诗石碑,至今仍立在浙江省淳安县郭村乡得源亭中。瀛山书院的方塘之水,来自源头,经水渠流入,有二里许,这是实情。但《咏方塘诗》不是抒情诗,而是哲理诗,有其深层的蕴涵。朱熹把他独特的理学体系,比作是方塘清澈如镜的水,之所以能如是之“清澈”,是因为有源头之水源源不绝注入,这比喻十分清新、贴切。有创新,才能有发展。朱熹的理学体系,最主要的特征就在于创新。那么,怎样才能获得创造性的见解?朱熹具有独创性的理学体系是如何形成的?本文想从朱熹的治学之方回答这个问题。
源头活水何处来?

朱熹独创性的理学体系的成因,同“立志居敬”、“虚心涵养”、“发愤用功”不无关系。然这是治学之态、非治学之方,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从治学之方法来探究,本论题似乎自古便有答案。孔子曰:“温故而知新”。“温故”就是“知新”的条件。朱熹在论及读书之法时,也一再强调“温故时习”。他说:“学贵时习,须是心心念在上,无一一不学,无一时不学,无一处不学。”(《续近思录》卷二)又说:“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新得”者,创造性之见解也。随时、随事、随处,学习、复习、练习,自会有“新得”。可见,“温故时习”是获得创造性见解的条件。是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呢?朱熹明确指出:“温故时习”乃不过是获得创造性见解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他说:“须是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则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如果不温故便不能“知新”。这是必要条件的命题。孔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这句话中的连词“而”也应当释为“才”,孔子的原话,也是必要条件的命题。(有些人把句中的“而”注释为“就”在语意表达上是错的。)

既然是必要条件,那么还有那些条件呢?

一、熟读。

门生吴伯英初见朱熹问如何读书。朱熹的回答简单不过。“读书无甚巧妙,只是熟读。”“凡人读书,须虚心入里玩味道理,不可只说得皮肤上,例如——食物滋味尽在里面,若只舔噬其外,而不得其味,无益也。”这里,朱熹告诫门生吴伯英:书,要熟读;不可浅尝辄止。朱熹在建阳考亭撰文教谕沧州精舍的门生曰:“书不记,熟读可记”。还批评一些人“从来未曾用旬日功夫,去熟读一个人的书。到了会见人家,泛然发问,临时凑合,举不出一两行经传成文,讲不出一两处首尾相应的事。”朱熹从正反两个方面阐明要熟读的道理。

熟读,自然含有反复学习之意,不反复学习,岂能称“熟读”。这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强调“温故”的必要性而已。“熟读”也是“知新”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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