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三个向度

作者：方光华
向度一：深化对中国思想史学科范畴的理解

思想学术的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古人对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法等问题不是没有考虑，但与西方近代学术的理论化程度相比较，他们的论述显得还不够明晰。19世纪末，进化论、天赋人权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的经验法、归纳法传播到中国，中国的学术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反观传统学术体系，认为传统学术虽然不乏幽玄高妙的体系，同时也有较为严密的实证方法，但与西方近代学术相比较，尚没有达到“自觉”地位。王国维认为，“中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也”①。这使得中国学术没有西方那样严密的综括和分析水平，抽象思辨的能力和精密分析的能力也有欠缺。

20世纪初年，中国的学者们试图对中国思想学术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作出解说。在各种解说的基础上，侯外庐通过对中国思想史的系统研究，对该学科进行了明确定位。他认为，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中国思想史研究应该包含三个主要层面：一是世界观。世界观亦称宇宙观，即人对世界总体的看法，包括人对自身在世界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哲学是它的理论表现形式。侯外庐认为，哲学问题是任何思想都不可能逃避的问题。无论何种从经验世界得来的思想观念，都有哲学的基本认识作为最后依据，而处理经验世界各种具体问题的思想，也通常有待于哲学的反思才能得到超越和提升。研究传统的思想学术，首先要清理出思想家们的世界观。②二是逻辑思想。逻辑思想即思想学术家们阐发思想观点的方法。较早地意识到逻辑的重要，并力图对中国传统学术的逻辑思想加以分析的是章太炎。他曾经从逻辑角度对孔子的“忠恕”思想加以阐发，明确指出“忠恕”思想与演绎、归纳法完全相符③。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把逻辑方法放在十分显要的位置。侯外庐认为，逻辑思想反映出思想家的思想水平，是准确把握中国思想发展层次的主要依据。1947年，他与赵纪彬、杜国庠合著，在上海新知书店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古代思想编》，就非常注重“各时代学人的逻辑方法之研究”，认为研究古人的逻辑思想，主要目的不是从古人的思想材料中提出某一个逻辑命题，也不在于说明或讨论古人具有西方的某种逻辑思想，而是要揭示历史上的思想家的思维水平，从而真正理解中国思想方法的演进历史。三是社会意识。所谓社会意识，是指人们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意识、观念或理论，它既包括社会意识形式，也包括社会心理。侯外庐认为，真正能够反映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实质内涵的是社会意识。1947年，他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古代思想编》卷首指出：“斯书特重各时代学人的逻辑方法之研究，以期追踪他们的理性运行的轨迹，发现他们的学术具体的道路，更由他们剪裁或修补所依据的思想方法，寻求他们的社会意识及世界认识。”1957年，修订本《中国思想通史》出版，侯外庐另外写有“自序”，再一次明确他所关注的核心内容就是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意识三者的综合。1987年，侯外庐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中又提到，“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我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应该指出，哲学史不能代替思想史，但是思想史也并不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④。

侯外庐关于中国思想史就是研究中国思想历史的学科，是研究中国思想结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历史的学科之认识，是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向现代学术研究过渡过程中对思想学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的重新定位。它既有对中国思想学术研究传统的继承，也有对西方社会思想研究特别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观点的吸收，需要后来者在充分理解的同时不断予以深化。

向度二：加强对中国思想史多样性研究方法的探索
在中国思想史学科体系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特色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其中运用得比较成功的主要有：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史的研究方法。

——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1918年，胡适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导言”提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根本功夫”不外两条：一是要在资料的搜集审定和整理上下一番功夫，二是要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参照作用。他主要依据进化论和詹姆士的实验主义对先秦的思想学术做了整理，凸显了用西方哲学来诠释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主题。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人们惊叹该书对中国先秦思想史所做的明确的条理性分析的同时，不免对这种主要用进化论和实验主义勾勒出来的中国思想史产生疑惑。金岳霖指出：“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⑤陈寅恪也指出，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看上去很有条理，然而往往不真实，“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故人之意志”，所论中国古代哲学“大抵即论者今日自身之哲学”，“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①。他们的怀疑，突出了在用西方哲学来诠释中国思想学术史时的另外一个主题：如何使这样的诠释避免主观随意性、使之符合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原貌?

金岳霖指出，最好的办法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的学问”，根据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来理解和诠释，而不必计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异同。陈寅恪也认为，如果要真正使中国思想学术的研究契合实际，就必须努力做到“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冯友兰提出，要对中国思想学术史进行贯通，确实需要参考西方的学术，但同时要注意西方学说理论框架与中国传统学说的某些说法结合。他试图在重视中国学术传统思想观念的一贯性基础上，找出中国哲学实质的系统。在冯友兰之后，对于如何才能找出中国哲学实质的系统，侯外庐、张岱年、任继愈、李泽厚都做过有益的探索，他们的解释已构成对中国思想发展史的重要一环。目前，又有一些青年学者尝试用现象学、分析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研究，初步形成新一代哲学解析中国思想史的新特点。用哲学诠释的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已经成为了一条具体可行的道路。

——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在人们努力确立一套符合中国思想自身特性的诠释系统的同时，侯外庐还提出，“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要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②。他认为，研究思想史，首先应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有科学的理解。而要准确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就必须“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研究，这就需要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历史有深入的探讨。他通过翻译《资本论》，“从经典著作的原著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确立了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理论依据。 
对于社会史如何与思想史相贯通，侯外庐作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思路。他找到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第一个结合点是社会思潮。他注重对社会思潮的考察，力图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点，进而研究不同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他找到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另外一个结合点是法典。法典即体系化、制度化的思想形式。从法典中能看到社会史的内涵，而且能看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统一的程度。

把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贯通，是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重要的创见，它不但为合符真实的现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而且为科学地解剖中国思想学术史，挖掘思想背后的社会原因提供了依据。

——学术史的研究方法。任何思想都离不开一定的学术土壤。许多思想命题都是从当时的学术研究中酝酿出来的。例如，要了解孔子的思想，就需要研究西周鼎盛时期的“六艺”教育传统。孔子做了不少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古代文献既是他的思想得以产生的源泉，同时又是他发挥其思想的材料。又如，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就是在诠释《公羊春秋》过程中，为了使《公羊春秋》得到更完整、更合理的解释才提出来的。如果我们对《春秋》公羊学的发展历程有深入研究，能够理清不同时代、不同学人对《春秋》公羊学所提出的创新，当然就可以比较准确地理解董仲舒所作的贡献。

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是中国古代特别是清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非常传统的方法。如今对这一传统有比较到位的理解的是日本京都大学池田秀三等一些学者。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者们反思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历史，深感过于政治化、主观化的诠释与中国思想史的真实存在一定距离，从而提倡学术史的研究，学术史研究得到了空前重视。人们相信，只要学术史基本事实真实，就一定能够建立更加契合历史事实的原理，摆脱过分主观的弊端。

当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需要对上述三种主要方法加以发展。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不能离开对范畴、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哲学剖析，思想史研究的突破最终要依靠对中国思想史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及其演变历程的深入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需要将范畴、观念和思想体系与社会历史的联系揭示得更加清楚，将思想还置于社会历史，只会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思想的真实含义。中国思想史研究也需要对范畴、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学术背景进行挖掘。学术史的眼光能使我们看到思想背后深沉浑厚的学术土壤，帮助我们纠正许多习以为常的误解。

向度三：提高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化自觉反思境界

中国历史学有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它的文化反思功能。《易传》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说，“彰往而知来”。也就是说，学术研究不仅是对“前言往行”的认识，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描述，还要在多识前言往行的基础上提高研究者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能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过渡，学术研究的文化反思功能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发扬。当时的学术研究，没有一种不是围绕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来进行的。当然，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的思考不可能千篇一律。从20世纪学术研究来看，有的比较保守，有的比较激进。例如，胡适认为，中国文化最缺乏的是个人独立的自由意志，要培育国民的独立人格，就必须学会理智的思考。他感到，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缺少西方的理性精神，需要我们加以深刻反省。而陈寅恪等则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实质有了更加真切的体认，并在传统文化之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三部书中，以魏晋隋唐数百年历史为背景，通过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实的梳理，勾勒出在民族冲突与文化冲突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不竭的生命力，以及不同社会集团和个人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与政治生活、与个人人格的联系。这说明，只有积极利用自身的优势，形成精神和制度上的高度凝聚力，才能在文化冲突中得到保存和发展；只有富有独立人格和道德力量的社会集团和个人，才是文化发展的中坚。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从不讳言自己的学术研究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侯外庐常说，研究历史，既不是如冬烘先生们之读书，以为古人一切言行都是今人的宝筏，也不是把古人当做今人和他争辩，而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思想家的遗产在其时代的意义，批判其腐朽的糟粕，发掘其优良的传统，在清理历史、还历史真相的基础上超越历史事实本身，引领现实向前发展。今天来看，我们或许不能同意他们对文化反思所得出的结论，但却无法不被他们学术生命中关于文化的独特感悟所震撼。
中国思想史的任何一家、任何一派，最后都要归结到对文化的反思上。思想家的思想往往以对文化问题的深入反思为最基本的特征，文化理念成为他们思想最根本的出发点。不同的文化理念构成他们思想范畴的不同向度，中国文化即由这些思想范畴的不同向度展现出它的绚丽多姿。同时，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和阶段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一时期所出现的关于文化问题的各种不同认识的调和与整合。思想家的思想会有一定的学术史取向，会有一定的社会属性，甚至会有个人的价值倾向，但所有这些，只有落实到对他们的文化认识的分析基础上，才有可能得到更加全面的认识。对文化的自我觉醒和自觉设计，是统一哲学诠释、社会史研究、学术史研究的基础。当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尤其需要在认真思索前辈学者的文化洞察思路的基础上，提高文化自觉的反思能力。

①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见《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529页，上海，上海书店，1983。

②④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上册，第15、l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③章太炎：《检论》卷三《订孔》，见《章太炎全集》(三)，第426—4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⑤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①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

②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