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

作者：葛兆光
[内容提要]使用历史资料的范围和方法，不仅是“史料学”的课题，它也可能引起“历史学”的整体改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因为史料范围的变化，历史学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可是，在中国大陆的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领域，这一变化却一直不很明显。本文的重点是，第一，以六类文献为例，讨论思想史研究可能使用的更广泛的资料，第二，指出由于过去的思想史何以不能容纳和解释丰富的资料，第三，指出应当改变若干观念，使思想史研究可以发掘更多资料。
有时候，使用历史资料的范围如何、方法如何，已经不仅仅是“史料学”一隅的课题，甚至历史学的整体改变，也可能由于使用什么历史资料和如何使用历史资料而引起。1997年，台北的王汎森先生曾经在《新史学》上发表《什么可以成为历史的证据》，讲到二十年代傅斯年、顾颉刚、胡适、李济这一代历史学家在史料拓宽上的努力，而且具体地说到了明清档案、殷墟发掘，指出在“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下，取得治学材料的方法产生了变化，传统的读书人那种治学方式不再占支配性地位”，他引了傅斯年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说明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变化。
历史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的中国确实有深刻变化，试比较一下清代历史考据学家和二三十年代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论证方式、资料范围的差异，人们会察觉到，到了二三十年代，关于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资料的观念已经发生相当大的改变，在所谓"20世纪四大发现"即甲骨卜辞、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秦汉简牍之外，域外文献、民间唱本、小说戏曲等等都开始进入历史研究。这种方法不仅进入主流历史学界，得到占据制高点的西洋历史理论的支持，得到趋新一派历史学家的认可，也在拥有很高威望的一代学者那里得到呼应，在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里面，就不仅提到档案和函牍，甚至还说到寻常百姓的流水账和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的店家账簿对社会史的意义。显然，这跟过去清代学人主要依靠儒经诸子、正史通鉴、重要文集最多加上笔记、野史不同了，因为关于"什么是历史"的观念不同了，研究历史的领域也扩大了。
可是，我们也注意到，在思想史或哲学史的领域，这种变化却一直不很明显，整个二十世纪，从谢无量、胡适、冯友兰、候外庐到任继愈，哲学史或思想史一部接一部，但是在历史资料的使用范围上面，似乎还没有看到根本性的变化，通常只是由于评价尺度和政治立场的变化，发现了更多的可以入史的文集和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