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荆公新学——评《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

作者：张丰乾
王安石作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和"唐宋八大家"之一，人们对他的事迹和文章不可谓不熟悉，但是，对他的思想，除了"三不足"以外，即使是学术界也语焉不详，至少也是缺乏厚实的专著集中研究他的思想。实际上，作为中国古代最有思想的政治家，或者说官位最高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丰富而复杂的，不仅有学理上的思考，也纠缠着很多现实利益和政治斗争的因素，"三不足"恐怕只是他在特定的背景下对攻击者和怀疑者的一种回答，对支持者和同情者的一种鼓励，不足以概括他的思想。要比较恰当地理解王安石本人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是一个比较困难，或者说容易引起争议的议题。

也许会有人提出，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在当时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主要是王安石的权位所导致。实际上，王安石青年时期的第一部著作《淮南杂说》刚问世，时人就以之与《孟子》相比，为王安石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奠定了较高的地位。更有意思的是，宋神宗在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的时候，还对王安石说："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见邓广铭：《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亦收入《邓广铭治史从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安石在参与政事以后，他的思想肯定会有更加值得探讨的变化，和一般的学院式的思想家有很大区别。对于这样一个重要而独特的研究对象，人们自然期待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李祥俊博士的大作《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以下简称李著），在前人和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而细致地梳理了"荆公新学"，资料详备，持论公允，体例严谨，推陈出新，依笔者陋见，可赞佩者良多。

首先，李著以思想本身的载体——王安石的著作为出发点。说到这一点，似乎有些废话。其实不然，一本有价值的著作问世，犹如在平静的湖水中投下一个石块，必然会引起反响和涟漪。这块石头有可能是垫脚石，给人们支撑，也有可能是绊脚石，阻碍了交通，或者仅仅是有了一些响声，成为人们的谈资而已。作为研究者，应该是专注于石头本身的属性，然后探究扔石头的人何以扔出这块石头；还是说作为"导游"，绘声绘色地招呼大家："快来看，快来看，河里有那样一块石头！"这样的问题在学术界实际上是有分歧的。笔者以为，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它在制度和器物之中，而在于思想形成了经典。经典有时也被指为思想的糟粕，王安石本人也反对迷信经典，但是，离开了经典，思想的传承是危险的，即使被发现，也只是附着于文物之上，而不可能形成历史。思想的历史就是思想被创作、被释读的历史，创造和释读离开了经典，是难以为继的。说得严重一点，那些被湮没的文明，不是没有器物，不是没有制度，也不是因为没有宗教或者别的因素，恰恰是因为没有经典。王安石也强调："若欲以明道，则离圣人之经，皆不足以有明也。"

但是，现代的学科划分，又容易使人们区别这是他的哲学著作，那是他的文学作品，这样的区分在古人哪里却只是形式上的，"文以载道"，诗词曲赋，殊途而同归。李著研判王安石的著作，眼界完全开放，注疏、评论、游记、字说、诗歌、书信都是分析的对象，因为各种文体各有优势，因此读者可以通过李著多角度、多层面地理解王安石的思想。李著的研究资料不仅是第一手的，而且是没有偏颇的，这可以说是该书成功的关键，不仅为进一步开展王安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阅读起来，也很有兴味。这一点，自然和著者本人同时具备文、史、哲的知识背景，并贯通自如有关系。

李著注重古人的思想模式与今人的研究视角之间的"双美"。西学东渐以来，同一个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常常被分割为哲学的、伦理学的、美学的、逻辑学的、教育学的等等。近年来的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中国古代的学术，实际上一直是以经学为背景和模式的。李著以《三经新义》为代表的王安石新经学为重点，讨论了王安石经学注解中的宇宙论、人生哲学、君道思想、君臣民关系论、治国之道，经学经世思想等等。（当然，这样的区分方式是否非常融洽似乎还值得考虑，比如"君道思想"和"君臣民关系论"，"治国之道""和经学经世思想"都有相互纠缠的嫌疑。）祥俊博士认为在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处于劣势的大环境下，古与今、史料与理论视角、前人价值观的提出和后来者的事实分析之间必然会存在隔阂。"中国佛教的华严宗讲世界是重重无尽的因缘之网，现代西方的解释学讲文本与成见的循环，无论是因缘还是循环，两者之间的张力需要研究者以自己的生命去磨合，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李著第26页）
现实的研究情况往往是不该合的合了，该离的没有离。"需要特别解释的是，传统的观点是把经学作为儒学的一个部分来看待的，所以经学与儒学是不分的，笔者认为，如果仅说汉唐时代的儒家经学是儒家的一部分那是不错的，但就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过程的历史来看，经书、经学与儒学是有所不同的。"（李著第26页）这一点，也是切中要害的。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儒学，可以说是子学中的"老大"，但是，儒学始终没有脱离经学的母体，尽管它常常以经学代言人的面目出现，但如果我们也认为经学就是儒学，那就是本末倒置了。读者诸君可能要怪我偷换概念了，因为祥俊博士讲的"合"是"契合"和"磨合"，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我说的合则是"合并"和"重合"，是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研究王安石的思想，不仅要避免研究者的角度与研究对象的乖离，还要厘清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李著以王安石对经学、子学、佛学思想、道教思想的阐发、评论、批评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没有抛开当代学术研究的一般范式，在大的方面可谓达到了"双美"的境界。其中有一些枝节的提法，也许会引起误解，比如"王安石的子学、佛学、道教思想"这样的标题会让人觉得"子学"、"佛学"、"道教"都是王安石本人的思想内容，读了正文之后才知道子学、道教、佛学首先是王安石研究的对象。

在王安石的学派归属上，有的先生如贺麟认为他是心学的先驱，也有先生如邓广铭认为"荆公新学"是宋学的一种，不能等同于理学。李著认为王安石是属于以经学为主干，儒学为正宗，杂取众家的综合学派，比较符合王安石本人的思想体系，因为王安石的思想是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他本人并不隐讳对道家和佛教的喜好，不像程朱那样有严厉的判教意识和门户观念。也许，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既然承认王安石的思想以儒学为正宗，那么，何不干脆判定王安石就是儒家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究竟怎样看待儒学的地位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一以贯之的东西，在制度上，是宗法，在典籍上，是五经，儒家以"老大"或"嫡长子"的面目继承和维护这一套宗法制度，宣扬和发展这一套文化典籍，但是，儒家也不是独生子，对这一套制度，这一套典籍，还有一些态度不那么恭敬，或者认识不那么正统的，甚至是"逆臣贰子"的人物，乃至学派。如果把一切都归结为儒家，恐怕也是本末倒置的，王安石本人年轻的时候就"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后来虽然认同儒家的主要价值观念，实际上却以"德位一致，知行合一"的圣王贤相自命，要"掩迹孔孟"的。（见李著，第207-210页）李著还特别指出，王安石"以独立的自我作为一切人伦关系的实体基础，他强调人格的独立与自我价值，这对儒学以宗法制度为依托的孝文化是一个致命的背离。"李著以王安石的两首《明妃曲》为注脚，认为"王安石站在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对蒙在国家、王朝面纱下遭受不幸的王昭君寄予了真挚的同情和衷心的祝福，表现出一个古代士大夫善良、正直的品格，和那些在不幸者脸上涂抹美丽油彩的御用文人比较起来，王安石的人品是值得赞佩的。"（李著，第261页）而我们受钦定的宋明理学的影响太深，以为孔子从来都是"阔的吓人"，宋学就是"宋明理学"，不能纳入程朱道统中的思想家也受到轻视。近年来，宋明新儒学和当代新儒家的研究彼此呼应，蔚然成风，以至于学术界跟风者云起，不惜做大量的重复性工作。李著的问世，是不是意味着这种不平衡的局面开始得到改变呢？

但是，对于王安石的学派属性，似乎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李著在文末说王安石是呈现"杂家"特征的综合学派，（第355-357页）同时作者在文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评析王氏对儒学的看法，专门有一节讨论王安石"对儒者使命的自觉体认及对复兴儒学的自我承当"，（第207-210页）这两个论断之间好像还有些张力。这可能和王安石本人的复杂立场有关，也可能和我们的解释角度有关。不管怎样，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它关乎怎样认识中国古代思想史，尤其是宋代思想史的格局问题。

李著虽然以王安石的思想为研究对象，但是，并没有刻意抬高王安石的思想成果和地位，不仅说明王安石的思想体系中有粗糙和矛盾的地方，而且认为王氏所代表的综合学派，"只是走向一元为主多元为辅的新学术思想的过程和桥梁。""历史上多种学术思想的冲突、融合最终必然是以一种思想的核心价值为基点，然后在其上吸收多方面因素形成新体系。"（第362页）可见，祥俊博士不仅禀持冷静的学术态度，还怀着深厚的现实关怀。

一本著作的价值，在笔者看来，不是提供了多少确定不易的结论，而是提出了多少值得讨论的问题，提供了多少值得注意的材料，应用了那些值得借鉴的方法。笔者从祥俊博士的大作中获益匪浅，以为可以作为重估荆公新学的基石，特为之鸣锣。